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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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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斯人记》,是在我写第一次百万字《春明外史》之后,跟着写的。那个时候,我在北平《世界日报》当编辑。编日刊和晚刊的副刊,一面编一面写,根本谈不上什么著述,只是想法子填空白而已。既是填空白,所以驾轻就熟。就挑这种现成的社会材料写,全篇只要打个模糊的轮廓,以后就可以逐日随意下笔,不费多大手脚。我原序里说“好描写社会琐事,以博朋友笑谑”,那倒是不折不扣的真话。其实更坦白地说一句,就是偷懒。 这种社会章回小说,从最远说,应该是以《儒林外史》为始祖。清朝末年,这类作品,风行一时,直到“五四”前后,其风未戢,我必须承认,是受了这个影响,并承袭了这个作风。这种作风,最崇高的境界,是暴露黑暗,意义是消极的,若以近代评衡文字的目光来看,殊不能达到建设或革命的目的。我的《春明外史》,和这篇《斯人记》,以及《春明新史》《新斩鬼传》,甚至最近所作的《牛马走》等篇,都走的是这一条路。我并不是孜孜不倦,好走这一条路,就是上面所说的取巧与偷懒。为什么取巧与偷懒呢?因为一般做编辑的人所写的小说,是没有稿费的(此说以往,现在有点不同),不是腾出另一番工夫来作小说,作小说的工夫,都包括在编稿子里面,他只有图个大体上说得过去,就这样交卷了。 但我一部分小说,虽走的是这一条路,而生活的反映及环境的条件许可下,作风又略有分别。例如《春明外史》,多少可以写点北京政府的丑态。而《斯人记》就不然,那时所描写的社会,依然是北方政治黑暗的年月,新闻记者,随时有遭祸害的可能。我只能写我的朋友,以及我朋友之朋友的故事,俾使大家看了,“以资笑谑”而已。 这篇《斯人记》开始写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报上登载约两年多。结束以后,我也就算了。后来到了二十五年,我在南京办《南京人报》,社中朋友,怂恿我印单行本。好在自己有印刷,自己有纸,并不费事,我就印了三千本,分送朋友和《南京人报》的读者,还是“以资笑谑”的意味。去年《万象周刊》社,向我商量,翻印这本书,这倒也无所谓,人事的延误,很久没有出书。最近百新书店,在西安买到一部署名我作的《京尘影事》,是沦陷区书商盗印的,拿来我看,也要我出书,我哪里作过这部书,很疑惑。及至打开来一看,就是把《斯人记》割裂改名出版的。一经割裂,自然是更不成样子,太令我啼笑皆非。他们就说了,与其让人出改装品,你何不把真的拿出来,多少减却你一点儿盛德之累。我想,盛德是谈不上的,我向来看我是个起码文人。拿真的出来,自然是可以,还是“以资笑谑吧”!这是这书后方重版之由来。 此外,我有点儿感想。我校阅原书一遍,回想在当年北京政府之下,何以首善之区,生活是这样糜烂,连我自己在内,也没有一丝一毫振作的精神。所谓朋友,所谓朋友之朋友,不是大夫阶级,却是士的阶级。中国立国的精神,向来在士气,《斯人记》对北平士气,虽未完全描写出来,大概只有很少数是例外。大部分士,只是捧戏子逛窑子酒食征逐。上焉者,也不过逛公园喝茶,弄弄风月文艺,而娼家和大鼓娘之类,却成了社会趣味的中心,在这一个角度去看政治,那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这里面所写的朋友,朋友之朋友,不用说,继续糜烂下去的,自然,到了今日,成了沦陷区的人渣。但也不少经过一番磨炼,幡然觉悟的,于今在前方与后方,都对抗战有所尽力。那些人渣,值不得提。这本书,或者有人看到,觉得我也在这种环境下混过,那么,这滋味是不堪回忆了的。我们一同忏悔吧! 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序于重庆南温泉 张恨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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