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92)_张爱玲

九二

　　▼二十二

　　行李装不下那顶大斗笠，她得戴着，可是斗笠四周披着蓝布，会阻挡视线。末了她把色彩俗丽的圆顶车轮挂在背上，空出手来提行李。同行的俄国男生帮每个人叫了黄包车，她坐在座位上，行李摆在脚下，双手抱着。极大的喜悦四平八稳坐在她心里，满涨到她的眉毛上。带着上班的人视而不见的眼睛，她看着香港在明亮炎热的早晨匆匆掠过。大学的长围墙爬满了九重葛。乳黄色灰泥石阶墙上又加了一排排绿釉小柱，约摸一尺高。十字路口的一棵大树垂着粉红色花朵，蝴蝶般轻盈。碎石路在山与海之间往下流动，海那一边下沉的屋顶竖满了洗衣柱，一头栖在街道上。她不觉得这是最后一眼。小时候离开天津也只觉是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离开一个地方。

　　码头不许挑夫做生意。她加了衬垫的胸部与小腹将棉旗袍撑了起来，下摆拉到膝盖上，像观光客误打误撞闯进了战争中。到了设路障的码头，八个人取出文件给哨兵检查，鱼贯而入。码头上只有他们八个人。唯有一艘船，昂着头，靠码头很近，既小又旧，漆着日本名。

　　“等一下来找你。”比比说，同宝拉与叶先生、俄国男生拖着行李与帆布袋走上短短的舷梯，进了船下方的舱门。

　　日本兵伸手要琵琶的船票，看了一眼，挥手要她走另一头。她拖着行李，颠簸着上船。看守另一个舱口的日本兵拿来福枪指着行李，她蹲下来，打开让他看，随后拖着行李上了宽舷梯，梯子斜角搭着船，有整艘船那么高。不见别人上来。她一个人奋力拖着行李往上走，脚下的环链舷梯好软，世界仿佛滑开去，像山崩了，干燥的淡褐色大地松脱侵蚀了去。她不敢朝下看船只与码头间的深谷。失足了，日本兵绝不会跳下水去救她。

　　顶层一个人也没有。她从一扇窗望进去，是食堂。长桌中央摆了玻璃花瓶，桌子铺着白色桌巾，西式的。一定是头等舱。她不能拖着行李找二等舱。总该有个茶房吧？

　　她正徘徊不决，一群人绕了过来。一看就知是日本人在巡视，队形紧密，深色西装，高矮划一，比到医院巡视的人数多，神情不那么严肃，但同样地生气勃勃。通道变窄了，他们改成纵队，让一个有金色穗带的船长越众而出引路。船长背后竟是张夫人，印花丝旗袍，白色蕾丝手套，高跟鞋，张先生在她后面，夏季西装，墨镜，拿着手杖。两人同时看见琵琶。

　　“嗳。”张夫人笑着哼了一声。

　　“嗳，你好啊。”张先生道，“真想不到。”

　　“我真高兴。”琵琶道。

　　“想不到会同船。”张夫人道。

　　“票很难买。”他道。

　　“是啊，我费了好大的工夫。”琵琶道。

　　“你怎么买到的？”他问道。

　　她迟疑片刻，太得意不愿一语带过，当着这么多日本人却又连提都不能提。“是主持我们那地方的人帮忙买的。”末了，她含糊漫应道。

　　“运气真好。”张夫人道。

　　琵琶后退压着阑干让另一个中国女人过去，她也同张夫人一样盛装打扮，年轻些，个头大，倒也漂亮，看得并不真切。可是女人后面的中国男人却让她仔细地看了一眼。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地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对杏眼，八字胡不齐整，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生怕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

　　他走过之后，张夫人悄声对琵琶说：“那是梅兰芳。”

　　“真的？”

　　琵琶真不敢相信竟然与梅兰芳博士同船，他可是有口皆碑，当代最漂亮的中国人，到美国巡回演出京剧之后，加州大学还赠他荣誉学位。反串旦角的名伶与外交家都被日本人押送回上海，他们在上海的名气可以让日本人好好利用。同梅兰芳一起的女人是他的姨太太，满洲人，结婚前也是京戏演员。

　　“我认不出来。”她低声道，“留着胡子。”

　　“嗳。”张夫人忙笑道。

　　看来胡子这事是不能提的。琵琶想起来了，他蓄须明志，退出菊坛。从还留着胡子来看，他还没投降。日本人对张先生似乎也还客气。他们实在不该站在这说话，虽然那些日本人还在后头，并未露出不耐的神色，只是靠着阑干，望着海轻声交谈。

　　“你的房间在哪？”张先生委婉地说，省得提到三等舱。

　　“不知道，是二等舱。”

　　“二等舱？”张先生太惊讶，忘了该婉转，“二等舱的船票买不到。”

　　琵琶笑笑，“我知道。”

　　他犀利地瞧了她一眼，将她的大海滩帽，紧绷的衣服，突起的胸腹尽收眼底。琵琶注意到了，突然明白张夫人怎么会望着她的脸眼睛却不对焦，就跟她尽量不去看莲叶的大肚子一样。她跟他们一样地震恐，同时又想笑。

　　张先生微一鞠躬告退，登时生分起来，脸上因恐惧而僵硬。不管她的日本朋友是高阶低阶，伟大渺小，蜜蜂一螫都是有毒的。

　　“上海见。”琵琶说。到了上海他们就会知道她是怎么拿到船票的。亲戚总会知道。

　　“再见了。”张夫人气恼地说，走在先生前面。

　　他露出一抹温和圆滑的笑，点了点头，搭拉着眼皮看着地下，顿时像极了一般的中国老人，而不是自美归国的留学生，有三十年的外交经历。他跟着太太进了舷门。后面的日本人聚拢来，挡住了视线。

　　二等舱整个是个大房间，部份高起，铺着塌塌米。坐在塌塌米上的人是上海人，听见謍謍的谈话声就像已经回到了家。不习惯抬着腿坐，每个都是袜底朝着人。最近的两个女人像富家太太，比做先生的更公然打量她，判不出她的斤两。是她那顶诡诞的帽子。她把帽子摘了。上海口音与绝对会有的野餐篮网袋装着热水瓶，使她大大地放下了心。就缺瓜子了，整个就会像是坐火车到杭州旅游。脚下的塌塌米震了震。一波喜悦与松懈的浪潮冲刷过舱房。上路了。

　　琵琶正纳罕该不该到上层去找他们，能不能上得去，比比找来了。

　　“这里真热。”比比道，四下环顾。

　　“下面怎么样？”

　　“恐怖嚜，出去吧。”

　　“我的东西留在里头好么？”

　　“不要紧。你的头发不热？我要扎辫子。”

　　她把自己的头发扎成辫子，还有琵琶的。两人上甲板闲步乱走。南中国海与当初两人一同来香港时一样湛蓝。归程的海让琵琶更觉得小而温暖。两人轮流坐在金属桩上歇脚，看着来来去去的乘客。不看见一个头等舱与二等舱的客人。塌塌米上的妇女也不看见。忙着看顾自己的东西，或许是在躲日本人？船上有日军，琵琶看不出是不是同一个人特为摇摇摆摆地走动，反正都穿着宽松的卡其袴与马靴。中国人放弃新鲜空气也不觉可惜，留在舱里看守女人行李。有点像是上了贼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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