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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玫瑰与白玫瑰(13)


  他在大门口脱下湿透的鞋袜,交给女佣,自己赤了脚上楼走到卧室里,探手去摸电灯的开关。浴室里点着灯,从那半开的门望进去,淡黄白的浴间像个狭长的立轴。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当然历代的美女画从来没有采取过这样尴尬的题材──她提着袴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一半压在颔下,睡袴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作很好的草纸广告,可是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在家常中有一种污秽,像下雨天头发窠里的感觉,稀湿的,发出滃郁的人气。

  他开了卧室的灯,烟鹂见他回来了,连忙问:“脚上弄湿了没有?”振保应了一声道:“马上得洗脚。”烟鹂道:“我就出来了。我叫余妈烧水去。”振保道:“她在烧。”烟鹂洗了手出来,余妈也把水壶拎了来了。振保打了个喷嚏,余妈道:“着凉了罢!可要把门关起来?”振保关了门独自在浴室里,雨下得很大,忒啦啦打在玻璃窗上。

  浴缸里放着一盆不知什么花,开足了,是娇嫩的黄,虽没淋到雨,也像是感到了雨气,脚盆就放在花盆隔壁,振保坐在浴缸的边缘,弯腰洗脚,小心不把热水溅到花朵上,低下头的时候也闻见一点有意无意的清香。他把一条腿搁在膝盖上,用手巾揩干每一个脚趾,忽然疼惜自己起来。他看着自己的皮肉,不像是自己在看,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深深悲伤着,觉得他白糟蹋了自己。

  他趿了拖鞋出来,站在窗口往外看。雨已经小了不少,渐渐停了。街上成了河,水波里倒映着一盏街灯,像一连串射出去就没有了的白金箭镞。车辆行过,“铺啦铺啦”拖着白烂的浪花,孔雀屏似的展开了,掩了街灯的影子。白孔雀屏里渐渐冒出金星,孔雀尾巴渐长渐淡,车过去了,依旧剩下白金的箭镞,在暗黄的河上射出去就没有了,射出去就没有了。

  振保把手抵着玻璃窗,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深深悲伤着。他想起碗橱里有一瓶白兰地酒,取了来,倒了满满一玻璃杯,面向外立在窗口慢慢呷着。烟鹂走到他背后,说道:“是应当喝口白兰地暖暖肚子,不然真要着凉了。”白兰地的热气直冲到他脸上,他变成火眼金睛,掉过头来憎恶地看了她一眼。他讨厌那样的殷勤啰唆,尤其讨厌的是:她彷佛在背后窥伺着,看他知道多少。

  以后的两个礼拜内烟鹂一直窥伺着他,大约认为他并没有什么改常的地方,觉得他并没有起疑,她也就放心下来,渐渐地忘了她自己有什么可隐藏的。连振保也疑疑惑惑起来,彷佛她根本没有任何秘密。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拚命地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

  振保现在常常喝酒,在外面公开地玩女人,不像从前,还有许多顾忌。他醉醺醺回家,或是索性不回来。烟鹂总有她自己的解释,说他新添上许多推不掉的应酬。她再也不肯承认这与她有关。她固执地向自己解释,到后来,他的放浪渐渐显著到瞒不了人的程度,她又向人解释,微笑着,忠心地为他掩饰。因之振保虽然在外面闹得不象样,只差把妓女往家里带,大家看着他还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

  一连下了一个月的雨。有一天,老妈子说他的纺绸衫洗缩了,要把贴边放下来。振保坐在床上穿袜子,很随便的样子,说道:“让裁缝拿去放一放罢。”余妈道:“裁缝好久不来了。不知下乡去了没有。”振保心里想:“哦?这么容易就断掉了吗?一点感情也没有──真是龌龊的!”他又问:“怎么?端午节没有来收帐么?”余妈道:“是小徒弟来的。”这余妈在他家待了三年了,她把小褂裤迭了放在床沿上,轻轻拍了它一下,虽然没朝他看,脸上那温和苍老的微笑却带着点安慰的意味。振保生起气来。

  那天下午他带着个女人出去玩,故意兜到家里来拿钱。女人坐在三轮车上等他。新晴的天气,街上的水还没退,黄色的河里有洋梧桐团团的影子。对街一带小红房子,绿树带着青晕,烟囱里冒出湿黄烟,低低飞着。振保拿了钱出来,把洋伞打在水面上,溅了女人一身水。女人尖叫起来,他跨到三轮车上,哈哈笑了,感到一种拖泥带水的快乐。抬头望望楼上的窗户,大约是烟鹂立在窗口向外看,像是浴室的墙上贴了一块有黄渍的旧白累丝茶托,又像一个浅浅的白碟子,心子上沾了一圈茶污。振保又把洋伞朝水上打──打碎它!打碎它!

  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儿,至少他可以砸碎他自己。洋伞敲在水上,腥冷的泥浆飞到他脸上来,他又感到那样恋人似的疼惜,但同时,另有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站在恋人的对面,和她拉着,扯着,挣扎着──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

  三轮车在波浪中行驶,水溅潮了身边那女人的皮鞋皮夹子与衣服,她闹着要他赔。振保笑了,一只手搂着她,还是去泼水。

  此后,连烟鹂也没法替他辩护了。振保不拿钱回来养家,女儿上学没有学费,每天的小菜钱都成问题。烟鹂这时候倒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小妇人,快三十的人了,她突然长大了起来,话也说得流利动听了,滔滔向人哭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呵!真是要了我的命──一家老小靠他一个人,他这样下去厂里的事情也要弄丢了……疯了心似的,要不就不回来,一回来就打人砸东西。这些年了,他不是这样的人呀!刘先生你替我想想,你替我想想,叫我这日子怎么过?”

  烟鹂现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社会地位,有了同情与友谊。振保有一天晚上回家来,她坐在客厅里和笃保说话,当然是说的他,见了他就不开口了。她穿着一身黑,灯光下看得出忧伤的脸上略有些皱纹,但仍然有一种沉着的美。振保并不冲台拍凳,走进去和笃保点头寒暄,燃上一支香烟,从容坐下谈了一会时局与股票,然后说累了要早点睡,一个人先上楼去了。烟鹂简直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彷佛她刚才说了谎,很难加以解释。

  笃保走了之后,振保听见烟鹂进房来,才踏进房门,他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拣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她疾忙返身向外逃。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之极,立在那里无声地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老妈子拿着条帚与簸箕立在门口张了张,振保把门关了,她便不敢进来。振保在床上睡下,直到半夜里,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

  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一九四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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