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副刊》序_曾卓

《新时期的副刊》序

　　这本书所收辑的，是国内一些报纸副刊编辑所写的文章，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对文艺副刊的看法、要求；对如何提高副刊的质量，更好地发挥副刊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作者有老报人，也有年轻的编辑。这里面融合着宝贵的经验，也有认真的探讨。就我所知，我国还没有专门研究和讨论副刊的理论专集。现在的这一本虽然篇幅不大，但可以算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步。

　　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即清朝光绪年间，我国的报纸开始有了副刊的雏形。在报纸的最后版面上，刊登一些骚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和轶闻掌故之类，大都是风花雪月、陈腔滥调，格调低劣。据记载，作者不但得不到稿酬，反而要支付刊登费。到1897年，英商创办的《字林沪报》出版附张《消闲报》，算是我国最早的副刊。以后其他各报也陆续增设了副刊。但内容格调上并无多大改进。人们给予一个不雅的称号：“报屁股”。辛亥革命前后，情况有所变化和发展，有些报纸上出现了鼓吹革命的诗文。到“五四运动”时期，有的报纸成为提倡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有力的阵地。如孙伏园编的《晨报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上面连载的），宗白华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郭沫若的《女神》集中不少诗是在那上面发表的），还有《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等。后来，在三十年代，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沈从文、肖乾、杨刚先后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以及聂绀驽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等，都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各家报纸都把办好副刊作为吸引读者、提高报纸声誉的一种手段。也就因此，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有许多报纸，政治倾向不好，甚至国民党的党报和政府的机关报，也不得不延请一些进步的作家和诗人来当副刊编辑。除上面所提到的以外，还有章靳以、谢六逸、艾青、葛琴、端木蕻良、郁风、吴祖光、夏衍、凤子、彭燕郊等，也都从事过副刊编辑工作，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当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所以，从三十年代一直到解放以前，国统区的不少报纸，副刊的调子与正版的新闻、言论并不一致，甚至是唱的反腔。在那上面多多少少、曲曲折折地反映了真正的现实和人民的呼声、意愿。是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中的浪花。由于国民党的严密的新闻审查制度，一些副刊，有时被开天窗，有时因刊登了被认为是“违碍”的文章，编者、作者因而受到追查、迫害。那是艰苦的斗争，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

　　当然，在那样的社会中，也还有许多报纸副刊或迎合小市民的口味，格调低劣；或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或听从指挥刀的调动，大放獗词……情况是复杂的。

　　一部近代副刊史，应该成为近代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解放以后，副刊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的作用也被简单和狭隘地理解了，主要是配合中心。可以说，除了1956年前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外，我们的副刊大都缺乏生气，水平不高，虽然相形之下，也有少数的例外。这种情况到十年浩劫中就发展得更为严重。一直到粉粹“四人帮”以后，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随着整个新时期的变化，这才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更为明显。从中央到省、市级的报纸，除在新闻、评论方面改进的同时，各报副刊也争奇斗妍，以新的面目出现，成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不错，我们的报纸副刊比起过去已大大提高了一步。但这并不是说已经很理想。如何编好副刊，其中大有学问。副刊是通过报纸与读者见面的，报纸的读者面广，因而影响较大，但读者的层次、兴趣各异。如何满足多方面的需要，是一个大的问题。副刊要求可读性，如果不能吸引读者，那一切作用都谈不上了。如何理解可读性，如何将可读性与信息性，知识性，思想性结合起来，能寓教于乐，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副刊篇幅有限，文章必须短小精悍，如何搭配得当，色彩各异，而又要统一和谐，这又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各种副刊又要求有各自的个性，副刊的类别中又包括各种专刊，因而又都有各自的要求。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这本文集的作者们，通过各自的经验，通过不同的角度，而且是通过新的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于如何提高副刊的质量，发挥副刊的作用，将起到有益的影响。

　　我也当过副刊编辑（不过那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略知其中甘苦。在我读初中时，是《申报》副刊《自由谈》和《大公报》副刊《文艺》的热心读者，现在也还经常注意阅读报纸的副刊。而且，我开始练习写作，是在汉口《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上迈出最初的步子的；我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是在章靳以先生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现在也还经常为报纸副刊写稿。——我和报纸副刊算是有缘的。所以，我乐于在这本文集前写几句话，这只是一个副刊的读者和作者的简单的意见，请不要认为是班门弄斧。

　　198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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