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风论诗》札记(2)_曾卓

读《胡风论诗》札记(2)

　　四

　　所以，他反对诗的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或是用使人不懂的奇怪的手法来掩饰内容的空虚和感情的苍白，或是用繁难的型律或固定的格式将感情束缚得毫无生机……他要求诗应该表达诗人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而为了能更好地表达这种感受和情绪，就要继承而且发展新诗史上的革命传统，采取自由奔放的形式，即自由诗的形式。当然，这并不是说诗不需要内在的韵律和节奏。

　　所以，他批判了在当时的火热的斗争中提倡诗人应“冷静超脱地观照”这样的美学观点，而歌颂为民族为人民受苦受难的献身热情（Passion）；反对把艺术送进神庙的“冷静”美学，而主张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立场：“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鲁迅）。他在写给一位诗作者的信中说：“如果‘浮躁凌厉’是对于诗人的斗争精神的嘲笑，那我们的诗就应该把这嘲笑的石头扛着走的。”而且提醒那位作者，不要由于艺术成就上的焦躁而放松了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

　　所以，他不赞成单纯的“技巧”观点，他不喜欢“技巧”、“雕琢”这一类的说法。他甚至说：“我诅咒‘技巧’这个用语，我害怕‘学习技巧’这一类说法，甚至我觉得一些‘技巧论’的诗论家势非毒害了诗、以及诞生诗、拥抱诗的人生不止的。”这说法看来未免偏激，但这是与当时某些将“技巧”说得过玄，认为技巧的好坏可以决定诗的好坏针锋相对的。他认为，“表现方法的努力正是为了更确切、更圆满地表现内容”。诗的表现力是“依据内容的活的特质的性格，依据诗人的主观向某一对象的、活的特质的拥合状态。平日积蓄起来的对于语言的感觉力和鉴别力，平日积蓄起来的对于形式的控制力和构成力，到走进了某一创作过程的时候，就溶进了诗人底主观向特定对象的、活的特质的拥合方法里面，成了一种只有在这一场合才有的、新的表现能力而涌现出来。”这说的是特定的形式是从特定的内容产生的，将诗人的表现能力（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技巧”）与诗人的人生战斗能力（思想力、感觉力、追求力……）联系了起来，而不是单看“造句”造得奇不奇，“用字”用得巧不巧。而且指出，这是创造和模仿的分歧点，是诗人和音韵匠的分歧点。

　　所以，他对用的是虽热烈或悲壮，然而是空洞字眼的堆砌，并没有经过作者感情的温暖的概念化的倾向，表示反感。

　　他也不满于这样的倾向：作者的生活激情不够饱满，体现在诗中的感觉情绪不够，“只是在一寸一寸的生活现象上寄托自己”。他指出这两种倾向都是诗的致命伤。

　　所以，他认为，题材重要或重大，并不能决定一首诗的好坏。他在给一位诗人的信中说：“你太相信题材本身那么好，作者只要尽了叙述就够。但你忽略了，题材本身的真实生命不通过诗人的精神化合就无从把握，也无从表现。更何况诗的生命还需要从对象（题材）和诗人主观的结合而来的更高的升华呢？”这里不是反对诗人去写重要或重大题材，而是强调题材的表现要通过诗人内心熔炉的锻炼。同时，他也指出，只要诗人怀着向现实突进的心，从一个平凡的生活现象或自然景物中，也能表达出时代精神或一代心理动向的。

　　以上这些他对诗领域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都是与他对诗的本质的要求相联系，是在那基础上展开的。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看他对诗的态度：他在编辑刊物时是如何选择诗的。他认为，作为一个编辑，“他不仅要满足以至培养读者的某些要求，同时更要反抗以至肃清读者的某些要求；他不仅要发现以至提高某些创作素质，同时更要警戒以至遏止某些创作素质。而这就要看他的存心和眼力，得不惑于私情，不囿于短见，因而他自己是得经常地忍受自我斗争的。”这是对编辑的严格的要求，也是对编辑的高度的尊重。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为了坚持自己对诗的要求和美学观点，不得不拒绝发表某些知名诗人寄来的作品，因而承担了不少误解和责难；同时，他向“茫茫人海里面未知的友人们冒昧地伸出手来”，去寻找从生活的深处唱出的真诚的歌声。在他主编的刊物上，的确出现了不少诗坛上的“初来者”。而发表在那上面的诗，虽然风格各异，却又有着共同的特色，形成了新诗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

　　五

　　以上，是我在重读胡风同志有关诗的论述时所做的8简短的札记，并没有作解释和发挥。我只是稍加了整理，企图从中突出几个重点。由于我的理解的限制，在整理中难免有一些混乱和失误。

　　他的关于诗的论述，是他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他在文艺领域中坚持和发展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斗争相联系的。他并没有企图写一本有完整体系的诗论，没有对诗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美学上的研究和探讨。他只是针对当时的诗歌创作实践的状况，提出了他对诗的基本看法和要求，抵制和批评了某些倾向。这是理论性的文章，但不是泛泛的议论，不是娓娓的清谈，而是充满了激情的雄辩，那里面寄寓着从对人生的追求而来的对艺术的追求，因而不仅是说服，还有着一种感人的力量。在有些篇章中，那本身就闪耀着诗的光华。他说过：“在我的文学最初起，不管做得怎样，做了多少，我一直是企求读者和作家在实践中的前进或成长，在实践中不断地用人民的内容来变革自己。除了总是想用自己的一点微弱的苦痛和热望，总是想用自己的一点微弱的体温来散发出一点这样的道德影响以外，甚至可以说我没有其他的目的。”这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对他的诗论的理解。

　　1979年的10月，他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的文艺思想时说：“借用一句英雄的话，‘观点不变’”。那就是说，他一直是坚持着他的文艺观点，包括他的诗的观点的。写那封信时，他刚从长久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解放出来，对这些年来诗坛的状况还不大了解。那以后的几年中，诗坛状况又有了大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诗的观念。而且，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于当年。那么，胡风同志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我认为，新诗的战斗传统是应该继承的。从五四以来，新诗一直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虽然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歧途，但总还是在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今天的新诗，只能是在那个基础上的发展。我所指的是对诗的基本要求和总的倾向方面，而并不是反对在真实意义上的创新，即使那是探索性的；也并不反对向外国文学借鉴，只要是如鲁迅所主张的那种“拿来主义”。我们要从过去汲取经验教训。胡风同志的那些曾经在当时起过重大影响的对诗的基本观点和要求，在今天，不仅有参考意义，也还有现实意义。

　　如果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他所要求的是：诗不要远离沸腾的生活，远离人民，诗应该体现时代的精神。同时，诗必须是诗，必须具有艺术的特质，遵循艺术的规律。只有这样，艺术的社会内容才有可能达到更大的深度，艺术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效能：社会性与艺术性的一致。由于真正的诗必然反映出作者的灵魂，因而诗人应该具有进取的、向上的心灵，应该是一个无愧于人的人：诗与人的一致。——这些，难道不也是我们今天所应坚持、所应要求的么？

　　如果说，在民族灾难深重、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进步要求和具有爱国之心的诗人们，将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火热的斗争中，从中激起了诗情，汲取了诗情，那么，今天诗的题材范围当然要广阔得多。诗人可以歌唱一切使他感兴的东西：无论是山水、景物、友谊、爱情……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广阔的社会生活，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人民的喜怒哀乐，也应该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和胸怀之中，也是他们歌唱的对象。这不是任何人强加于诗人的要求，应该是时代的要求在诗人心中的回声。即使是歌唱山水景物，抒发个人的悲哀痛苦，也应该体现出为时代所养育的诗人的情操、向往和追求。

　　这十年来，人们很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一场浩劫中，我们曾被践踏，被侮辱，被不当作人。在诗的领域中，人们很强调“自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不仅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也因为诗原就应该是抒发个人对生活的感知和感受。但是：正是作为人，诗人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就应该对自己有所要求：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对待时代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诗人的人格、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诗。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某些评论家和某些诗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诗坛上有着不少这样的诗，感情低沉，格调不高，脱离人民，游离于时代，诗人们沉湎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孤芳自赏，顾影自怜。那么，胡风同志所再三疾呼的“有志于做一个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这些话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从艺术的角度看，胡风同志强调的“在诗的创造过程中，只有通过主观精神上的燃烧才能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并以此作为艺术创造和市侩主义的分歧点，真诗和假诗的分歧点，这一看法，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没有使所歌唱的对象与自己的主观精神融合起来，没有使题材通过自己内心熔炉的锻炼，这种感情淡薄或虚浮所形成的理念化以至概念化的倾向，过去有，现在也还是存在着，应该为我们所警惕。

　　但是，有的论者不满于这一类的诗，不是主要从这一根本点去衡量，却过于着重去批评那些诗的表现手法，而且连带着将形式上类似的许多优秀的诗也程度不同地抹煞了。出现了新的表现手法、新的形式的探求热，相应地还出现了不少新的诗的观点，使诗坛空前地活跃了起来。从某一意义说，这是好现象。创新永远是艺术的生命，诗坛也需要风格各异、流派不同的作品，让它们去竞争，去争奇斗艳，去各放光辉。以胡风同志来说，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保守者，他是最早为田间打破旧形式的局限性而给予赞赏的人，他鼓励诗人“敢于给众人的嗜好一记耳光”。他所发表的许多诗中，有不少在形式上有新的创造，他也强调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形式的反作用。但是，他也始终坚持“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创新，首先是对于生活的新的认识、新的感受，发掘生活的新的意蕴，从而开拓新的艺术境界。新的表现手法从这些当中产生并与之融合在一起。我们所看到的当代青年诗人的比较优秀的诗，无一不是如此。有一些青年诗人主要从形式上去创新，只要运用得当，也未可厚非。但有的人却一味追求形式的新、奇、险、怪，写得艰涩难懂，企图以此表现内容的高深，其实却往往是掩饰内容的空虚或感情的苍白。这种正趋向泛滥的新的形式主义，也值得我们警惕。

　　我在青年时代，刚刚在诗的道路上起步时，曾经从胡风同志论诗的文章中得到过启发，受到过鼓舞，它们有助于我的成长。现在，几十年已过去了，当我重温这些论述时，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的，而且进一步体会到了，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人生、生活，也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诗，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探讨诗的艺术。

　　1987．5．5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