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记荻帆_虚阁网

记荻帆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起许多往事。1940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

　　邹荻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六十里，到了土砣镇，已经疲累不堪。还剩下三十里，我不能继续走了。

　　我在搬迁到土砣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有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快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的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话（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想……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诗。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那里面的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

　　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队。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人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1940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汸、绿原、冯白鲁后来也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很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垦地》丛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

　　《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是已有一定影响的。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亲切、公正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者。这就使《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

　　1943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诗垦地》上出了一个专辑。荻帆写的是《给C·T》。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这边
　　将有旌旗举起
　　将有时代的声音澎湃
　　你将卷土重来

　　后来我的确又“卷土重去”了重庆，我与荻帆又长谈过几次。当时，他已不复有几年前的那种单纯的欢乐的心情，严峻的现实使他更加成熟了起来，他说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生活，认真做一点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后回到武汉，这才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当时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负着党的使命，在武汉开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望他们，1946年的10月19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单位的地下室里，秘密地进行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人数不多，大都是可信任的文艺青年，而会议的气氛严肃，荃麟和荻帆都讲了话。在武汉，以荻帆为核心，又先后创办了《北辰诗丛》第一辑《沙漠的喧哗》和《荆棘文丛》第一辑《大江日夜流》。团结了不少本地的进步作者，并在荒凉的武汉文艺界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这两个丛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了。

　　1948的春天，荻帆被迫离开武汉，到了香港。从他来信中，知道他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后来在一家飞机修理工厂做工，生活才比较安定，然而工作是够繁重的。但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自费印的诗集《恶梦备忘录》，都是时事讽刺诗。同时我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他抨击反动派黑暗的统治，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诗。

　　我和他再次见面，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门，工作异常繁忙。他说，现在应该认真写一点东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写作中的某种苦闷的心情。他觉得应该唱出这个时代的壮丽的歌。

　　1953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会了。那与当年我们在北碚时相聚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新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们已都不复年轻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两年以后，我们都在一阵突起的巨大的波涛中沉没，彼此都失去了联系。只有荻帆，在经过了一年多单独隔离反省后，侥幸地得以恢复了工作的权利。我注意收辑阅读他的作品，但无法写信给他，不了解他的具体的情况。

　　1962年的夏天，意外地，他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是陪外宾来武汉，打听到我的住所，抽空来看我的，并约我一道到了两处公开的场合。在我当时的处境下，他这样做是容易惹是非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一如既往那样亲切地对待我，只简单地问了问我这几年的生活状况，要我乘机多读一点书，也不要放下笔。他回北京后，又寄来了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风歌》。几年以后，就是那一场搅乱了全国的“大革命”。我在“牛棚”中，几次有人来向我调查他的材料。从外调者的严厉的态度和偶而吐露出的几句话中，我知道荻帆的日子也不好过……

　　阳光终于又照到祖国大地，1979年9月，我到北京去。这是我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又到北京。在荻帆家中，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在一起了。荻帆拿出了即将发表在《诗刊》上的我的几首诗的清样，那是他不久前来信要我寄他的。我拿着那一份清样，有着比几十年前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更激动的心情，那是我在艰难的岁月中唱给自己听的歌，决没有想到会有发表的可能的。而且，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现在却将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那以后不久，荻帆在一封来信中告诉我，他刚发表的一首长诗中，有我的影子。我将那首诗找来看了，那写的是另一个形象，但我深感到他的友情。后来我又读到他的三首《致诗友》的诗，是分别写给冀汸、绿原和我的。给我的那一首的题目是《拒绝》，那后两段是：

　　想江边不复是那样月色，思念之树常青——
　　你还是那少年的影子？
　　我知道波浪已卷上你的头额，浪花已溅上你的发丝。
　　但是波浪并没有吞没你，胜利者的笑是把悲哀拒绝于门槛外，江水有情，明月有意，为我们歌难忘的真理之曲！

　　这里有怀念，也有期望。这几年来，每次见面时，荻帆总是劝我少搞一些杂务，多写一点东西，他总是以亲切的，有时是轻描淡写的语气谈的，唯恐伤害了我。我不仅感觉到故人的殷殷之情，也感到那含蓄的责备的份量。他本人的表现就是对我的最有力的批评。他一直担任着具体的工作（前年一场大病后才离休），写作都是业余进行的，他每天四时就起床写作。这十年来，大江南北，戈壁大海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听到的、看到的和想到的，随时都记下来。这十年，也就是他进入老年以后，是他发表作品最多的时期。

　　两年多以前，我得到他患心脏病的消息。这使我很难过。几封从北京的来信都说他的情况不佳。1984年12月，我去北京开作协四次代表会。与会的许多朋友都想去看他，但唯恐有碍他的健康，被辞谢了。只有几个老朋友在1985年的元旦到他家又一次聚会。我们约好不在他面前谈他的病，只稍坐一会就出来。但获帜不让我们走。他已过了危险期，只是还很虚弱，脸瘦削，说话的声音极其低微。我们要他到隔壁房去休息，他坚持要坐在那里听我们谈话，并提出要和我们一道照相，说是：“再……再留一个纪念吧……”。

　　但奇迹的是，他几个月后就恢复了健康，到武汉参加了“黄鹤楼笔会”。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还是黎明即起，埋头疾书，创作了许多作品，而且，他不听劝阻，不让人搀扶，去攀爬峭壁陡坡。那以后，他又多次在外奔跑。由于已经离休，他的写作时间更充裕了。除了写诗以外，他有一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初稿。而今年，他已年届七十了。

　　荻帆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是我的兄长，在诗歌道路上，有好长一段时期是他携着我的手帮助我前进的。当我回顾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时，都会想到他，感觉到他友情的温暖。我没有敢展开我的记述，那将会太长了。但我还必须提到一点，就是他为人的朴质和真诚，他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很久，又多次出国访问，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乡土的气息。不仅对老朋友，就是对一般的熟人，对年轻者，他都热情诚恳地相待。凡是接近过他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8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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