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我与《大江》

我与《大江》

　　——片断的回忆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1946年3月，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出了400多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荻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

　　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的时期，这个副刊以它明显的倾向配合和响应了这一伟大的斗争，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受到了反动派的监视以至迫害，而受到了进步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在武汉的新文艺运动史上，它应该占有一定的篇幅。牧星应《新文学史料》杂志之邀，拟写评介这一副刊的专文。去年春天，他从长沙专程来武汉，查阅旧报，访问有关人士。他一再要我也就《大江》写一点什么。我也确有这一义务。但是，我保存的《大江》和一些有关的资料，早已丧失殆尽。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写一点短文。

　　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的7月离开武汉到重庆的。于1946年的6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当时我在一所大学念书，学校由重庆复员到南京，一时无法开学，所以我可以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当时，友人邹荻帆、陈枫已先期到了这里，他们告诉我，荃麟、葛琴夫妇也在武汉。这两位文坛前辈，我都认识，前几年，荃麟在桂林编《文化杂志》，葛琴编《青年文艺》时，我都写过稿。后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张家花园全国文协机关里，我们多次见过面。他们是著名的进步作家。

　　抗战胜利后，没有去上海（抗战前他们在那里），而来到从未有工作关系的武汉，我暗暗估计，一定是负有党的某种使命的。几位与他们接近的朋友们也大都意识到这一点，而反动派也肯定会注意他们。记不清是荻帆还是陈枫，在我回武汉后不久，陪我去看他们。他们住在积庆里一栋古旧房子的二楼。只有一间房。房子不算太小，但摆着一张大床，一张小床，还有书桌、饭桌和一些杂物，就显得很拥挤。

　　荃麟还是那样瘦弱，经常头晕，所以戴着健脑器，但谈锋依然很健。他向我们谈到时局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葛琴进进出出的忙着照料两个都不到五岁的小孩，还操持着家务活，也抽空过来坐下与我们谈她编辑《大江》的情况。看来她是很爱惜这个副刊，并倾注了不少心血的。她约我写稿。我当然允诺，而且，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面对阴霾弥漫的现实，我是有相当多急于一吐的情感和愤懑的。

　　我先后交了两篇散文：《归来》和《战栗的城》。不久后，大约是在七月中旬，葛琴向我提出，想将《大江》转交给我编。她说家务较忙，实在难以兼顾，荃麟也在一旁鼓励我接下。我有点意外，也很犹豫，恐怕自己无力挑此重担。但想到这是他们经过考虑和商量才这样安排的，我不应该推辞，就作为接受一个任务，答应了。我先代她编了几期。后来，她带我到报社见了社长刘人熙，经他同意后，就正式代替了葛琴的位置。两个月后，荃麟、葛琴夫妇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汉口，去了香港，在新的岗位上战斗了。

　　我虽正式成了报社的一员，却很少去报社。事实上，报社也没有供我使用的办公桌。报社的人员不多，编辑、记者一共只有十来个人。但只有一间二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作为编辑部，就显得狭小而拥挤。我在家编稿。有时将编好的稿子送到报社去交给牧星，有时由他来我家取稿。有什么事就由我们两人商量。审稿、与作者读者写信联系，画版及一些杂事，都由我们两人承担。在具体事务方面，牧星做得更多一些，工作是相当繁重的。

　　到了11月初，因为学校即将开学（由于初复员到南京，学校开学较平时晚了两个月），我辞去了《大江》的编务，我最后一次发稿恰好是《大江》100期。我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篇《百期的话》，表达了我的心情并声明了我的离去，接替我的编务的是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他当时和演剧四队生活在一起。演剧四队的队址就在新市场（现在改名民众乐园）旁边的南洋大楼里。

　　1947年6月，那正是震动全国的南京“5·20”学生运动后不久，由于受到特务的监视，我曾到上海暂避。毕业考试前夕回到了南京，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当夜就搭船回到了武汉。想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临近秋季开学时，才受聘到一家私立中学任教。当时《大江》的编者又换了王采。当报社的负责人得知我回来后，由副总编辑黄邦和约我谈话，他表示还是欢迎我回去编《大江》。我同意了。这样，我一面教书，一面兼编《大江》。一直到1948年的10月，几位老朋友约我一同去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那里邻近解放区，而学校负责人的态度比较开明，我们去了可以做一些工作。

　　这样，我又将《大江》的编务交给了在报社工作的诗人天风。我在山上只呆了三个月，由于受到特务追踪而逃回武汉。《大江》的编务又转回给了我。那正是解放战争取得一个又一个巨大胜利的时期。在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升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是，我通过组织的联系，于5月1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感——当时那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选用的稿子，交给了《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5月16日武汉解放，我于5月20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编的还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己和朋友写的。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水平。

　　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无力……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露了。但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常保持。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文艺观点；有时是与作者的通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作者、读者中形成了亲切的交流。现已60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就很喜爱《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小的‘编辑地位’。”

　　我在《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亲》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江》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马莱等等。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的任务。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注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

　　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彭勃、李致远、葛苓……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感到亲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妇于1946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大江》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了几个编辑，《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还应该指出，当时《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

　　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大江》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大江》的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么？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分“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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