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在大江上(2)

在大江上(2)

　　五月二日

　　夜半，船过葛洲坝。我们预定是返汉途中到此参观的，但同行中没有到过此地的人，都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披衣起床，要看一看这一伟大的工程。端木后来以《夜过葛洲坝纪实》为题，以诗记其事。这里节录前面的一段：“夜过葛洲坝，情切已非常。工柳欲作画，诗人喜欲狂。丹木（诗人公木的女公子）未入睡，公木看表忙。耀群（端木的夫人）三起望，才知夜未央。忽闻铃声响，游侣纷起床。老人寻杖履，外宾加衣裳。援朝（阮章竞的女公子）迎风立，宗璞转诗肠。黎丁举相机，欲将全景囊。张英忆浪花，兆阳凭舷望。滔滔长江水，东去何泱泱。险滩虽已减，水势犹锋芒。远处灯如豆，眼前忽辉煌……”

　　我五时半起床。窗外阴朦。昨天天气燥热，今天变了。我上观景台去，人已很多。船已进入三峡，现正过巫山，大宁河口。今天的旅行将是此行的精华所在。

　　匆匆进完早餐后，大家又回到观景台上。一会。飘起了细雨，后来愈落愈大了，但没有一个人回到舱里去。因为峡中风光实在太美，而且即将过神女峰。

　　大家在雨中各自照相，都想在此留下一个纪念。

　　我已是三过神女峰了。所以自命为神女的老相识，一次又一次指指点点地说，前面就是神女峰，但一次又一次都不是。大家怀着期待的心情抬头张望，老人们都显得年轻、活跃了。兆阳同志当即念了两句诗：“白发苍苍尚多情，为观神女雨中淋。”终于望到了神女，她在雨雾中安详地站在高山之上，已经多少多少年了。人们都发出了欢呼。兆阳同志又念了两句诗：“欲看神女山太高，只好遥遥把手招。”

　　下午二时半，船靠奉节。原来安排的日程是要到白帝城参观的。秦兆阳、公木、萧乾、李普、阮章竞等年老而身体又不太好，而他们都决定去，虽然雨还在飘，而且要攀登九百多级台阶。连动过大手术，这几年来第一次出来远游的苏金伞也跃跃欲试。后来，我们考虑到，雨天让这些老人爬这样高的山，不太合适，而且返回途中还有到白帝城参观的机会，所以，这次决定不去了。既然大家都不去，苏金伞这才安心下来。

　　五月三日

　　今日天气放晴，船还在峡中行。不少人坐在观景台上。还有一些同志关着房门在埋头写作。而湖北、武汉两家电视台的记者在忙于拍摄作家们各种活动的镜头。

　　荻帆来到我们房中，念了他刚刚写就的《黄鹤楼》。去年十一月下旬，他突然得了心肌梗塞，消息传出，友人们都很震惊，也很忧虑。今年元旦，上十个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老朋友，到他家去看他，他还很虚弱，说话的声音低哑。他说：“我们照几张相留个纪念吧。”我听了感到凄然。这次黄鹤楼笔会邀请了他，我以为他不可能来的，但他居然来了，而且毫无病容，依然精神抖擞。他还保留了老习惯，一本厚厚的本子总是拿在手中，有所见闻或偶有所感，就立即记了下来，每天晨四时即起床写作。他来汉后，已写了两首新诗了。这首《黄鹤楼》是在上船后写的旧体诗，他一向不惯此道，所以采取了“自度曲”的形式，那是写得很有真情实感的。

　　下午二时，船泊位于四川忠县的石宝寨。我在川江上走过好几次，但只远远地看到过石宝寨。只有这次坐旅游船，才有机会得以去游览。我们一行和外籍旅客一道，坐一小汽轮上岸。离岸不远，一座巨大石山矗立，形如玉印，所以被称为“玉印山”。顺着一条在林荫下的石阶上去，看见了一座古朴的石牌坊，上书“必自卑”。这是鼓励那些到此已感到劳累，望着前面还有高高的山坡，想就此止步的游客的。我们，其中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高笑着从牌坊下穿过。回头看看，牌坊的后面还刻着四个字：“忽焉在后”。妙！

　　石宝寨未必为很多人所知，但不少建筑学家称它为世界少见的奇特建筑。那是十二层崇楼飞阁，最上面的三层支撑在山顶的石台上，名为“魁星阁”。整个建筑依山就势，石木相含，设计巧妙灵活，丰富多采，的确是很值得一看的。苏金伞、萧乾、端木蕻良都上了最高层，虽然已汗流浃背，却都兴致昂然，笑容满面。

　　夜八时半，举行联欢会，船上的服务员表演了独唱和舞蹈。一位美国老人异常活跃，很有风趣。他变了两套魔术，后又和他的老伴合演了滑稽哑剧“照镜子”。外宾们还表演了小合唱。我们一行，宗璞和端木夫人钟耀群朗诵了诗。萧乾于四十一年前曾在欧洲美军第七军中采访，在船上他遇到了一个当年在该军服役的美国人，他俩合唱了一支当年军中流行的歌曲。我们笔会的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合唱了“解放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公木也站在他们一起高歌。而我紧接在那位美国人变魔术以后，也表演了一套戏法，那是我的保留节目：一个指头变两个指头。

　　罗工柳沿途画速写，并忙于写字赠送求书的诸友人。他是著名的油画家，书法也有功底。承他大笔一挥，送我“神游”二字，笔力苍劲、气势雄奇。

　　五月四日

　　晨，船过酆都。《光明日报》老记者黎丁和我谈及在抗日战争时期，作家骆宾基和丰村在此教书，被反动派逮捕和我们党及文艺界营救他们的情况。那是当年震动了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却恍如昨日。黎丁在为一个年轻人题纪念册时，就写了此事，并说：“从敌人对笔杆的恐惧，益见笔的份量和力量。”

　　上午九时许，抵达重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不少人抗战期间都曾在此工作和学习过，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离开后首次重来的黄裳、荒芜、宗璞等倚在船舷上，望着雄伟的朝天门和两岸高大的建筑群，高跨在嘉陵江上的缆车，都惊叹重庆的变化之大。

　　重庆市文联王觉等负责同志来接。首先驱车到革命圣地曾家岩五十号，即当年的“周公馆”参观。黄裳告诉我，他曾以记者的身份在这里采访过周总理。

　　午餐后，兵分两路。一路去参观渣滓洞、红岩村；一路去南温泉。前一路我曾两次去过，所以选择了后一路。同行者有苏金伞、萧乾、黄裳、荻帆、绿原、黎丁、张常海等。抗战时期，为某种风声所迫，我曾在南温泉一友人家隐居过一段时期。故地重游，山水依旧，而远比过去繁华。今天是青年节，游人很多，不像当年那样幽静了。

　　四时，我们一上车，就落起了大雨。在雨中赶到抗建堂。因为《红岩》杂志正在这里举办“五月诗会”，我们只赶到了尾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能与许多年轻的诗人见面，见到了老诗人方敬、杨山、邹绛、梁上泉，以及李纲、王群生、张继楼、杨益言、黄济人诸位。

　　会餐毕，雨已住了。有的同志直接回船，我和荻帆、宗璞等由几个同行的青年陪同，去乘坐从重庆到江北的缆车。从地面向上看去，那似乎是很惊险的，但站立其中却是异常平稳。重庆、江北、南岸繁密的灯火，长江、嘉陵江夜色中的风光，尽收眼底。

　　九时，回到朝天门码头，发觉先我们而返的同志们都散坐在人行道边上。原来，我们乘坐的船开到江北的一个码头去了。大家只好耐心坐在地上等待，一直等到十一时，船才开来。回到房中，荻帆来聊天。我们谈诗，谈过去，更多的是谈将来。只要我们活着，将来就会永远是我们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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