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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歌


  人们说,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相信:我将永远记得我所听到的一个“家庭小合唱”,和他们所唱的新的歌。

  我从厦门过海到鼓浪屿,去看望两个老朋友:白文和他的妻子舒波。我们已三十多年没见了。原来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断绝了消息。一年前,白文通过一家登载了我的作品的刊物转了一封信给我,这才恢复了联系。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高大的榕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树木、花朵。顺着山坡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已经显得有些古旧的西式楼房。当我转入铺着青石板路的安静的小巷时,不知哪一家窗口传来了小提琴演奏的舒曼的《梦幻曲》,我真像是走在一个梦境里面。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一幢石砌的、古老的三层楼房,上了二楼。敲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舒波,虽然她的发式变了,而且添了一些银丝;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发福”了,体态不像当年那样轻盈……她愣愣地望着我,接着,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最近会来厦门,否则她是根本不会认出我的,我的变化比她要大得多。

  她领我穿过仅有一张大床的房子,走向里间。那里也只有一张大床,一个小圆桌,一架堆放着书籍和曲谱的缝纫机,两张凳子和一张藤圈椅。这样几件简单的家具,使这不算太小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落。

  她让我坐在藤圈椅上,而自己坐在床边。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搬家到这里来还不久。又说,原来的住处是多么阴暗、狭窄,找到这么一个新居是多么不容易。看得出,她很满意这两间现在还显得空落的房子。“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海。”我向窗外望去,是的,不远就是大海,现在它正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当我简单地谈了我的情况以后,她为说到了他们一家这些年来的遭遇,那是白文在信中曾简略地告诉了我的。他们在三十年前来到厦门,都在一个专科学校里教音乐。在那场浩劫中,白文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事实是,白文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曾受过审查,“文革”中又因为几件小事被无限上纲成“恶毒攻击”。

  白文当年五十岁,他坐了十年牢,去年复查,这桩冤案平反了,才回到原校继续教书。那些年,舒波作为“反革命家属”,下放到一个山区的中学,工资也降了两级。四个孩子都分别被下放到“广阔天地”去,一家六口人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依靠着她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四人帮”垮台以后,她才回到了厦门,现在已经退休,但还在从事业余的音乐活动。——她平静地,而且常常是微笑着叙述着这一切,还告诉我,孩子们也都先后有了工作岗位。

  我无言地听着,心情却不能平静。她的安详和微笑使我不能够深入地看到她的内心。在年轻时,她是活泼、开朗,而又有一点娇弱的。我很难想象,她怎么能够面对那些灾难的岁月,在生活上,而且,在感情上,肩负起那样沉重的担子。

  白文回来了。见到我,他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但我从他对我的手的紧握中,从他的眼睛的闪光中,理解了他的感情。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总还是又见面了。”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头发已经花白了,黑瘦的方型的脸,一副宽边眼镜,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话语平静,舒缓,还是有着艺术家的风度。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了岁月的磨损,而没有感觉到风雨的摧折,这真是有一点令人惊异的。

  他又简略地说到了他的情况。说着说着,他的舒缓的语调中渐渐有了一种迫人心弦的感情。

  他是在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捕的。在这个中等城市中,这当是轰动全城的大事。

  “我也被命令去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就坐在台前面。我简直不敢抬头看他。”舒波微笑着说。

  我问到白文当时的心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对我会采取那样大规模的方式。当我被拉到台上时,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好像是在做一场恶梦。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只希望舒波和孩子们没有来参加这次宣判大会。我被架着坐‘飞机’,头俯向地面,看着那一滩从我的鼻子和口中流出的血。除了对我的宣判书外,我连那样震天的口号似乎都没有听清楚,似乎只是什么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呼喊……我回到拘留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一个同监的悄悄地问我判了多少年。我伸出两个指头。那个人说:‘两年?那不算重,你该快出去了,恭喜你呀!’我这才放声哭了。

  “在劳改场中,我总怀着一个希望:会突然宣布我是无罪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又无端相信这是可能的。这一点渺茫的希望帮助我活了下来。另外,我觉得我必须坚持,不应该再为舒波和孩子们增添任何痛苦……在那十年中,像攀登高山一样,我不仰望前面,而只让自己看到面前的那几级石阶,一步一步跨着。跨一步,是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就这样熬过了三千多天……”

  他的声音有一点颤抖,爱笑的舒波也低头沉默着,玩弄着桌上的一根火柴。我看看窗外,暮色已落了下来。我听到了轻微的涛声,忽然想到了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外面该是海和夜。”

  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先后回来了。——说是孩子,其实,两个姑娘都已结婚,自己的家也就在这附近;两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大的也结了婚,小的也有了对象。大的女儿怀中还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婴儿。那显然是这一家的宠儿,大家都抢着抱他。

  在年轻人到来后产生的那种欢快的气氛中,我们转换了话题,我问到了那几个青年的情况。他们谈到了他们的苦恼、打算和追求。当我回头看看白文时,他说:“我想好好写几支曲子。”沉吟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我想我会比过去写得好一些。”我相信他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谈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从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刚刚结婚,来到四川东部的一座山城,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演剧队。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们的。他们演戏(舒波往往是女主角,白文是导演),唱歌(舒波是女高音,白文是指挥),过着动荡、艰苦的生活,密切地注视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并经常梦想着将来,以诗的口吻谈论着将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即使不说是老人,也已经历了生命中的大部分途程——并不是很平坦的途程。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友人的遭遇:死者和疯者。比起来,我们要算是幸运儿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也许只有那些真正经历了动乱,而又偶然相聚在一起的老朋友,才能深切体会到这两句诗的涵义吧。

  舒波偶尔谈起,在今年春天,他们全家曾在一次晚会上演出过一个节目:《家庭小合唱》。由于白文和舒波都是学音乐的,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爱好音乐,而且有着相当好的音乐修养。我提出,希望他们全家为我唱几支歌。于是,开始了表演:白文、舒波、两个女儿和大儿子合唱,小儿子拉手风琴伴奏。

  这一对经历了长久苦难的伴侣和这几个在动荡中成长的孩子,他们唱着。我凝视着那白发、那刻满了皱纹的脸,和那有着青春光辉的脸。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重庆那一场大雷雨中的合唱。我去看望他们,在临江的一座竹屋里谈天时,突然来了暴风雨。舒波走向小窗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在豪放的大雨中,响起了她的嘹亮的歌声。

  接着,我们,和邻屋中的那些演剧队员,也先后应和着唱了起来。哗哗的雨声和轰响的雷鸣似乎是这青春的歌声的最协调的伴奏。多么遥远了,当年的年轻的大雷雨中的歌手,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后,还是在歌唱着。新的一代又成长了起来,也在歌唱,他们在歌声中付与了全部激情,投入了整个生命……他们唱的是几支我也熟悉的歌曲,然而,我却感到那是新的歌。不,那的确是新的歌,而且,那是一个启示和一个象征。

  我听着,在我面前,流逝着岁月的河流,闪现着坎坷的人生道路,展耀着希望的光辉……在歌声中,我经验了少有的激动。而且,不自觉地,也参与了他们的合唱。

  外面该是海和——美丽的晨曦……

  1981年3月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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