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迎接生命中又一个黎明

迎接生命中又一个黎明

　　——我和武汉

　　武汉是我的故乡。

　　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了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光。

　　我现在的寓所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我常常走过我童年时游戏的大街，经过我的故家和启蒙的小学——那里已经是新的建筑和新的人家。有一天黄昏，我从那条街上走过时，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向我的头上飞来……呵，原来是一个小足球。我气恼地向还在滚动着的球跑过去，想将球拾起扣压住，再和那个恶作剧者理论。但当我刚弯下身时，两支污黑的小手迅速地将球抢过去了。

　　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八、九岁的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脸上流着黑汗，瞪大了流露着歉意和惶恐的眼看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转身跑掉了。我生气地望着他的背影，后来却忍不住微笑了，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而他的飞跑的脚步使我想到了时间的脚步，所以我笑得有一点凄凉。

　　前几天，收到了上海一位友人为我从一九四一年的《文艺杂志》上抄寄来的一篇题名《邂逅》的散文，那是我当年的习作，记述着我在重庆与武汉时的一个女友的偶遇。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但那里所提到的几个友人和记述的当年在武汉的一些情况，却引起了我对遥远的青少年时期的很多回忆。而且看看自己十九岁时是怎样追述着更年轻时的那些岁月，也是很有意味的。我进入初中时，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看到了残破的古国和新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

　　从那以后，我的世界已不再仅仅是所熟悉的那几条街，我热情关注的也不再是明天一场小足球赛的胜负了。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又成为一个秘密的救亡组织的成员。在深夜悄悄地聚会，读一些被禁的书刊，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送信，唱着歌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浪漫的气息和朦胧的理想，这一切使我兴奋而快乐。受到大人的申斥，受到特务的警告和威胁，被学校开除，在几个友人被捕后不得不转移，转学到外县，……，这一切打击更使我骄傲地感到自己有点像剧本《夜未央》中的革命者了。

　　“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那个晚上，我只身登上了到重庆去的轮船。我怅怅于朋友们没有一人来送行，他们已在白天与我话别，现在都去参加火炬大游行了。第二天黎明，船开动了。大江滔滔，汽笛声声。我倚站在栏杆边，望着飘移着的曙光中的城市。童年、家、母亲、友人……都渐渐与我远离，我忍不住哭了。

　　就在那一年的十月，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和语文教师大闹了一场，因为他像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一样，还有闲情大声地对我们吟哦“落花人独立……”这是一个可以说明我当年的幼稚和狂放的例子，而且还并不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它也表明了我对家乡的感情。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有两年，是作为失学和失业的青年），我在重庆度过了八年。我常常怀念和梦想着武汉。

　　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在东下的轮船上欣喜若狂地看到了江汉关的大钟。一挤上岸，我就急急地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但仅仅几天以后，我就消失了兴奋、喜悦的心情。我的故家是一片废墟，我的母亲，还有祖母、三叔、几个弟妹，都已死在异乡。而且，我发觉，这个城市不仅好像变小了，它也并不像记忆中的那样美丽，不，勿宁说它是丑恶的。

　　我当时在一篇短文中是这样写的：我在风吹雨打中成长而又回来了，回到了这座孕育了我的童年的城市，回到了这座我用少年的手高举着火炬照耀过、保卫过的城市，却像一个流放的囚徒，在黑色眼光交织成的十字架下，连寻找一片遮雨的屋檐都是如此艰难。我巡礼过这曾是我梦中的城池，我痛苦地发觉，八年的流血都是白废，一切还停留在原来的状况上面，甚至还要更坏。百万人的尸骨上，高叠着少数骄子的繁华，在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被敌人烧毁了的房屋的废墟上，建立了别人的高楼……

　　那后面，我还激愤地写着：战争就在百里外进行。我凝望着这座站在黑夜中的危城。我在幽灵们对我的期待中有所期待。

　　我期待，我渴望一次大火：一次曾经照耀过古罗马的大火，一次建造一个广阔的废墟的大火，一次愤怒的爆烈，一次残酷的破坏。

　　我期待，我渴望这座大城的为了新生的毁灭。

　　（引自《战栗的城》）

　　回来后，那几年中，我除了以教书为职业外，大多时间是在编《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大江》。我是从葛琴同志的手中接过这个副刊的。先后编过这个副刊的还有端木蕻良、天风、王采，年轻的诗人牧星一直协助我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它被说成是一个“反革命的据点”。我只有苦笑。解放初期我在一篇纪念性的短文中谈到过：“《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

　　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英勇的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最近，我把那些旧报翻阅了一下，老实说，我惊异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情势下《大江》还能够吐露出那样一些大胆的呼喊和追求。记得时常受到一些警告和压力，所以我在一则编后记中写着：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膀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意承担一切责备……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末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在另一则《编后记》中我写着：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这在我们，不是值得欢喜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一点光么？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分热……当年热心地支持了《大江》的大批青年作者，有的已不幸去世，有的不知下落，还有的分散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是党的骨干力量了。

　　我不必在这里详细地谈到那几年中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前面所引的《战栗的城》那篇短文的片断中，已经简略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在痛苦的煎熬中期待着，在艰苦的工作中追求着，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晴朗的天空中飘扬着解放的红旗！

　　在新时代的阳光的照耀下，我身上的疤痕就特别明显。我知道我距离时代的要求还有多么远，但还是满怀信心地望着前面。我没有想到——决没有想到，我将在一种寂寞的心情中度过漫长的二十五年。

　　打击是突然来到的。我痛苦、惊疑地望向四周。接着努力使自己渐渐镇定下来，紧紧按住受伤的胸口，在无望中却还是充满了渴望，在荆棘和坎坷中探求着道路，终于穿越过了我生命的深谷。啊，好辉煌的阳光，她照耀着我的满头白发，我的困顿虚弱的身子，和我的含泪的笑容……回顾我和武汉的关系几乎就是回顾我的一生。

　　美国作家马尔兹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短促生命中漫长的一天》。我的感觉倒是相反的：每一天过得太快了。而生命是漫长的。我凝望往昔，有如读一本我熟悉的但淡忘了的书。我有着深深的感动。而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的劳动是多么幸福，生命是多么美丽！

　　现在这本大书又揭开了一页，新的一章开始了，我想说，在我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的开始。

　　在一首小诗中我写过：

　　怦怦跳动着，我的心在测量时间的脚步。
　　夜像风溶化在我的怀抱我张开双臂
　　迎接生命中的又一个黎明。
　　是的，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

　　1980年岁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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