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历史的沉思

历史的沉思

　　——读《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札记

　　我读到了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有些删节的摘译（听说有几个全译本，但都还未见出版），和几篇作者的访问记和有关的评论。对于雷巴科夫，我所知甚少，过去只读过他的两部小说：《短剑》和《沉重的黄沙》。仅凭这样一点材料来谈论这部书当然是冒失的，好在我只是想做一点札记，附带地谈一点感想。

　　共分为三部的这篇小说是60年代开始动手写的。第一部完成后，很受一家杂志主编的赞赏，但作品未能刊登出来。作者并没有气馁，继续写第二部和第三部。在70年代末，一家杂志又登了预告，也受到了障碍未能刊登。一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它本身的命运就象征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发表是苏联当前所创导的“公开性”的一个表现。它在苏联文艺界和读者群众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热烈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为数不多的严厉的批评，这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小说也受到了国外广泛的关注。

　　这的确是一部令人心情难以平静的书。

　　它将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1934年。《星火》杂志在发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说：“那是一个复杂的年头，像整个30年代那样复杂。那是有着伟人成就和令人痛心损失的年代，是空前热情和巨大悲剧的年代，是准备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有许多不必要牺牲的年代。”——是的，那是一个有着巨大矛盾的年代。

　　小说以广阔的视角，反映了1934年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普通的大学生到党的最高领袖。其中有一些领域是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或根本没有涉及到的。作者没有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巨大的矛盾，而且以严肃的态度审视和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如何会发展到那种状况，今天又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条有名的古老的街。小说主要写了居住在这条街上的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儿女），各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道路。

　　其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萨沙和沙罗克。

　　萨沙是一个道德高尚、热情、正直的大学生。他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经历过党内复杂斗争。凭着单纯的心和自己所信守的原则，他不窥视领导的眼色，不考虑后果，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曾为无辜受到批评的他们学院的副院长辩护，因而为学院的党委书记（他正是批评者）所不满。

　　后来又因别的两件事，被加以“反党演说组织者”的罪名，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他坚决不服，四处上告，才得以恢复学籍。他并未因此接受教训。不久后，又因为说了一句同情副院长的话，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他的话是：“党首先应该清除的是投机钻营者，而不是副院长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因为前者给党带来的危害要比后者的全部错误都要大。”而这位副院长过去又曾经是党内的反对派。

　　萨沙因而被捕了。他自己却也还弄不清那原因。在审讯中，要他承认与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系。他尽力不牵累任何人，不承认他所没有的罪过，拒绝在为他拟定的自白书上签字。他受到了流放三年的处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打击，后来在西伯利亚流放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现实产生了困惑，从而逐渐走向清醒。他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也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依然保持着对党和对祖国的热爱，依然愿为苏维埃而战。他认为错不在苏维埃政权，错的是那些并没有真心实意地使用苏维埃政权的人。他在磨难中是更成熟了。

　　他的中学时的同学，同住在阿尔巴特街的沙罗克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品格卑劣、善于玩弄手段的青年。对于萨沙的被捕，他表面关心，实际上缺乏同情。大学毕业后，他混进了保安部，使他得以利用职权，踏着无辜者的血迹染红的阶梯向上爬。同时他也为自私和贪婪所腐蚀，堕入黑暗的深渊。

　　从生活状况看，沙罗克比萨沙要幸运得多，但作为人看，萨沙是在烈火的锻炼中受到洗礼，而沙罗克则逐渐归于毁灭。

　　同住在大街上的他们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们，在跨出大学的校门后，也各自在生活的大潮中浮沉。有的贪图享受，在生活上逐步堕落；有的愤世嫉俗而自暴自弃；有的一度迷途，以后仍走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他们大都是了解萨沙，因而同情萨沙的。

　　萨沙的母亲，一个善良的妇人，丈夫遗弃了她。现在，在一个深夜里，一群人突然闯进了住宅，抄了家，并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抓走了。天啊，这是为什么呢？凭母亲的心，她知道儿子是无罪的。她一夜就苍老了许多。她冒着严寒到每一所监狱去打听儿子的消息，每一次都失望。她奔走无门，连她的弟弟，一个重要冶金基地的负责人，也不愿、不敢为她的儿子向有关方面说几句公道话（他反而认为外甥是为他脸上抹了黑），虽然他对外甥的被捕也百思不得其解。

　　他只是劝姐姐忍耐和忍受，给姐姐一点钱以表示关怀。她愤恨弟弟胆小怕事，以冷嘲的口吻拒绝了他的关怀。她并不信仰宗教，但有些夜间，在那间显得空荡荡的屋子里，她祈求神灵使那些将要决定儿子命运的人们心软下来。但神灵并未接受她虔诚的祈求，儿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了……

　　同情萨沙的上层人物也还是有的。布佳金——萨沙的一个女同学的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曾在流放中与斯大林相处，现在任重工业部的副部长。他也了解萨沙。但他阻止了女儿和同学们上书保安局请愿的行动。他敏感到萨沙的被捕这里面肯定有复杂的原因。他暗地里打了一个电话给保安局的负责人别列金，请他对萨沙给予关照。

　　别列金去听了一次对萨沙的审讯后，也相信萨沙是无罪的，甚至有些喜爱和器重这个正直、勇敢的青年。但他无能为力。他了解的情况更多一些：萨沙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中的一个环节。这个案子将向更远更高的地方延伸，释放萨沙就等于打开其中的一环，这是决不允许的。他虽是国家保安局的负责人，也只好眼看着萨沙受冤和受难。因为，他凭丰富的经验知道，如果他说错一句话，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他能做到的只是在可能范围内暗中保护萨沙，这才使萨沙受到了流放三年的较轻的处理。

　　小说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刻画了斯大林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因为，作为党的领袖，他的权力君临于一切之上，他的影响无处不及，一切都发生在他巨大身影的笼罩中。

　　苏联30年代的许多巨大的矛盾，可以说是斯大林自身矛盾的反映。在小说中，一方面写到了斯大林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所作出的贡献；没有忽略斯大林作为一个领袖的才能：他有明确的目标，他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善于调动人民的热情和全部力量去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务。另一方面，作者也着重地写到了斯大林作为领袖的哲学观点和权力观点。

　　他认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农民国家变成工业国，需要做出物力和人力的无数牺牲。人民应当做出牺牲。但是，只凭热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必须强迫人民做出牺牲，为此需要有一个使人民感到恐怖的政权，要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持恐怖。阶级斗争不是日趋熄灭的理论给它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他认为，“仅仅以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仅仅以恐怖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它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

　　在小说中表现出他正是力图这样实践，而且收到了相当大的实效的。小说也写到他对自己的权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至有时达到了过于敏感多疑的地步。即使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即使对与他共同战斗的战友——不，他不承认他们是可以与他并肩的战友，而认为自己是远高出于他们之上的——也往往采取猜忌的态度。

　　为了扫除被他认定的障碍和可能影响他的权力的人，他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譬如在小说中就细腻地写到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关系。在表面平静的亲切的交谈过程中，却隐藏着复杂微妙的斗争。斯大林对于作为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基洛夫的崇高的威信和逐渐增强的权力，有着猜忌、不满，用各种口实想将他调离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以削弱和打击对方的威信和权力。基洛夫则保持着警惕、忍让的态度，但不肯在原则上退步。

　　斯大林是过于信任自己了，他将自己看得这样高，以致他是孤独的，他不愿与人，而别的人也不敢与他谈知心话。而他的权力是这样大，以至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即使身居要职，也都是兢兢业业，只能依照他的指示，看他的眼色行事。在这种状况下，民主不可能真正发挥，投机钻营者有了向上爬的机会，官僚主义容易得到助长。萨沙以及许许多多人的类似的遭遇和命运，正是在那种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发生的。

　　那一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苏联电视台称之为“千古之谜”）。消息传到了西伯利亚，小说是以一个流放者的这样一句话结束的：“不管这是谁干的，我可以告诉您，黑暗的时代来临了。”事实上正是如此，基洛夫事件成了被美国作家路易·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肃反运动的导火线。那是作者正在写的下一部小说的题材。

　　我过去读过一些有关30年代的苏联小说，它们主要描述的是苏联人民英雄的气魄和建设的热情，那是由于共产党和斯大林的英明的领导和巨大的感召力。它们是有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但其中大多作品的确包含着不少的粉饰。这种倾向在后来更有所发展，以致苏联文艺界展开过对“无冲突论”的批评（那些批评现在看来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那些小说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如雷巴科夫所写的苏联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的这一面。

　　我最早是从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认识斯大林的形象的。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结合在一起，他在我年轻的心中是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这些年来，我又读过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和描写他的小说。随着历史的进展和一些事件真相的陆续披露，我对他的认识当然也有所变化。雷巴科夫笔下的斯大林的形象引起了我进一步的深思。他所刻画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雷巴科夫说，他写斯大林的任何一个行动都通过了丰富的史料，是有所根据的。

　　那么，小说中斯大林的那些内心沉思和独白呢？他说：“进行这样的构拟，有两种方法：从已说出的内心独白出发设想出行动；或者相反，作家了解和看到了行动，然后根据推测出这个行动是如何考虑决定的。如果作家所写的内心独白与事情、与人物的行为具有有机的联系，而读者也相信思想的这种活动，那么这独白是站得住的。”这说得很好。一切以真人为对象所写的小说，都只能是这样构拟的。

　　但人物的内心沉思和独白（也应包括行动），也都要通过作家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这里面也难免带着若干主观色彩的。连大师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以及其他人物都未免如此。但我们可以感觉到，雷巴科夫的确是力图思考和体验斯大林行为的思想根源和内心活动，力图创造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斯大林的形象。而且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

　　作者对历史沉思，怀着沉重的心揭开了，30年代现实中的另一面，那是在苏联当前不少文章中接触到、议论到，而在小说中则少见的。作者的视野开阔，以审视的眼光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以严格现实主义的精神将那表现了出来。读完了这部小说以后，读者也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也引起了深思。

　　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或者可以问：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作家认为：过去是不能忘却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取的，今天的现实正是从过去发展演变而来的。要敢于正视过去的某些消极的因素和血的教训。个人崇拜，缺乏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造成许多无辜者的牺牲和悲剧的根源。有一位研究斯大林传记的苏联教授沃尔科戈诺夫说过：“人们的裁判会是清澈透明的，历史的裁判是永恒的。”

　　对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探讨以至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这种探讨和争论是必要的，雷巴科夫以小说的形式参与了这种探讨。他的目的是在于要抛弃那些年代所积淀的沉重的负担，要摆脱不正常的心理气候，要净化和改善精神道德气氛，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时代前进的步伐。作者回顾过去，正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的。

　　作者还说：“通过讲真话培养出来的人，是有道德的人。社会也是这样。如果它用真理去哺育自己年轻的公民，那就是有道德的社会；如果灌输谎言，那就是不可避免地会使公民对社会本身漠不关心，缺乏责任感，玩世不恭”。那么，作者以审视的眼光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将那表现了出来，除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外，也是为了培养青年的道德品格和社会的道德风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作品被压置了20多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他仍锲而不舍。那根本的动力就在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不能评价这部作品所达到的真实性的程度，但我赞扬作者所追求的目的和他的坚毅的态度。一个作家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能不关心他们的祖国，不能不关心人民，不能不关心现实，他应该有他的爱憎，他的追求。他是一个作家，所以要通过艺术将他的感知表现出来。

　　当然，那应该是真正的艺术。我不大能理解“纯艺术”是什么，也不大能理解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虽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存在，也为某些人所信奉。因为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体现着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意向，我不必在这里分析那复杂微妙的情况。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一切能带给我艺术魅力和艺术享受的作品我都欣赏，只要那是真正美的。而我更喜爱那使我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给我以对人生的启迪，激发我生活的力量的作品。比起甜蜜的谎言和逃避循世的怡然自得，我更喜爱苦味的真理。

　　198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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