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沉重的时刻

沉重的时刻

　　不是生离。不是死别。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是在绞刑架的投影前。托马斯·曼的著名短篇《沉重的时刻》所描述的是：德国的伟大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诗剧《华伦斯坦》的过程中，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他所遇到的障碍——他无法写好一个重要场面。

　　一个作家，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是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的。他可能写不好一个场面，可能掌握不住一个人物的性格，可能找不到必需的细节……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每一个作家都会遇到的。席勒自己在过去创作别的作品时也必然遇到过的。但为什么这一次问题显得这么严重，以致面对那障碍的时刻，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沉重的时刻呢？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夜。周围的人们，连他的妻子绿蒂和孩子们，都已经熟睡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扫过小巷的风声和打在窗子上的雨声。席勒正在病中——还是几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伤风。几个星期来，医生严禁他离开屋子。此刻，他倚立在已经熄灭了的冰凉的壁炉前，面对着那无法写下去的作品。

　　他是这样看待它的：“这个负担，这个压迫，这个良心的痛苦，这个必需喝干的海洋，这个可怕的任务，它是他的骄傲和不幸，他的天堂和地狱。”他是将他的未完成的作品提到了这样的高度。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创作上的问题了。而是，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他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他的事业，是他的荣誉，也是时代赋予他的庄严的使命。无论怎样困难，他必需完成它。然而，此刻他感到自己无力跨越和征服那障碍，无法完成它。于是，他焦躁、痛苦、沮丧。

　　然而，又不仅仅是由于创作中的遇到了一个障碍以致引起了他的焦躁、痛苦、沮丧，实际上，他的内心原就隐伏着一些消极的东西，存在着一些矛盾，一些斗争，此刻不过是在创作中遇到了一个障碍的诱因下爆发了出来。

　　那么，这就不是创作中的一个障碍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克服那创作中的障碍问题，而是如何提高人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创作中的障碍却为席勒带来了沉重的时刻。

　　情况往往如此，在焦躁、痛苦、沮丧的心情中，容易用阴暗的眼光看问题，容易把情况估计得更坏，更严重。何况，此刻席勒又是孤独地站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中，而且正在经受着病的折磨。

　　对于那未完成的作品，他有着病态的不满足：“结构是假的，语言也是假的，它是一堂枯燥的、呆板的历史讲义，根本不能上演！……好，完了。一次失败。一个没有成功的尝试。破产……”而对于自己，他也强烈地不满。是的，过去他在创作中也遇到过困难，有的作品也是从怀疑、困苦中产生出来的，而最后证明那是杰作。他也曾经贫困，受着病的折磨。但是，他当时年轻。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低，他的精神是高扬的。

　　而现在呢，虽然他只有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快到尽头了。他失掉了对将来的信心，那是他痛苦中的明星。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点幸福，因为他已经从天不怕地不怕的放纵无羁中转入循规蹈矩，转入小市民的生活，有了工作，有了荣誉，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现在他松了劲儿。完蛋了，失败和失败——给他留下的就是这些。

　　在阴暗、沮丧的心情中，他尽量将一切往最坏处看，这样来发泄自己的痛苦，从而减轻自己的痛苦。但是，他又为这些可怕的想法所惊骇，不敢停留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中间。于是，他不再发泄他的痛苦，转而面对痛苦，思考痛苦在他生活中的意义，在他工作中的意义。他将痛苦和才能联系了起来。才能——它本身不就是痛苦吗？对最伟大的人、最不满足的人来说，他们的才能就是最严峻的鞭策，促使他们去要求更高的完美。

　　现在，他用另一种眼光来看那未完成的稿子了，如果它使他痛苦，那不是应该这样而且几乎是一种好的征兆吗？他将痛苦与理想联系了起来。他想，他应该为崇高的东西，忘我地奉献出一切，牺牲自己。这就是他的野心：没有人可以比他更伟大，也没有人为了这崇高的东西忍受更多的痛苦。——正如为了发泄痛苦，他要将自己踩得更低一样，此刻他为了坚定信心而又将自己扬得太高。不过，这样终于帮助他摆脱了低沉、混乱、沮丧的感情，达到了心的宁静。

　　当他心情沮丧时，他叹息，用两手捂着眼睛，着了魔似地在屋子里走着。或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两只手交叉起来放在两膝中间，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地板。而当他的感情昂扬起来时，他那大鼻子的鼻翼张开了，眼睛里射出威胁的光。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阵红晕，一缕火焰从艺术家的自我中心的火中喷发出来。而此刻，他在宁静的心情中走进隔壁的房间，站在床边，用爱抚的眼光看着在熟睡中的绿蒂。他在心里说：“亲爱的，你追随我的渴望吗？……上帝作证，我非常爱你。

　　我只是有时候找不到我的情感，因为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由于同我授予自己的任务斗争而疲倦。为了我的使命，我不能够太多想到你，我不能够完全因你而幸福。”——这是一个深爱自己的妻子的丈夫的话。而他又对妻子有着歉疚的心情，因为，他不能将自己的感情完全放在她的身上。因为，他有他的使命。而且，他也不能完全因她而幸福，因为，为理想而斗争也是他的幸福，甚至是更大的幸福。

　　那么，这又是一个战士的话。这一段话，表明沉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终于跃过了一个几乎陷入进去的深渊，又在他生命的道路上跨进了一步。小说通篇都是写的席勒的思想活动，接近于“意识流”（虽然托马斯·曼写这个短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流”这个名词）。是表现手法上的晦涩呢，还是作者有意想表现席勒的混乱的思想感情？有一些地方很费解，但席勒的主要思想感情的脉络是清楚的。而且，通过思想活动的描写，也刻画出来了席勒的性格。

　　小说没有写席勒的胜利（他在年轻时就写出了那么多光辉的作品），却写了他的挫折；没有写他的坚强（专制暴政的各种手段都没有能够把他摧垮），却写了他的沮丧；没有写他的激昂慷慨、热情奔放（那是如此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诗和剧作中的），却写了他的内心的纷乱和低沉。事实上，席勒的性格也正是复杂的。

　　在本质上，他是他那个时代为自由而斗争的一个战士。然而，他也跋徨过，迷失过。一如梅林所指出的：“他后来自甘淡泊，也不无一点苦涩的厌世之感。”他的人生道路也是艰难的，经常贫病交困，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选择了不幸然而充满荣誉的命运。这篇小说正是通过一件小事，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小说中两次写到，席勒在纷乱的心情中想到了歌德。这是必然的，他创作《华伦斯坦》时，正是他和歌德十年合作的那个时期。他们是战友，相互鼓舞和影响。然而，他们又是敌手，相互以某种妒意的眼光望着对方，也许在席勒更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是不同的。在小说中，席勒这样比较了歌德和他自己：“他也许是一个神，而并不是一个英雄。但是做一个神容易，做一个英雄却很难。”

　　这当然代表了小说作者的看法。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这里分析这一看法。但可以指出，作为艺术家，歌德当然是更有天才更为博大的。但作为一个人，比起一生顺利，而且后来“在一个震撼世界的斗争时代，居然在一个袖珍版的德国小宫廷的小得可怜的铁笼子里怡然自得”（梅林）的歌德来，一生在逆境中苦斗，多次面对“沉重的时刻”的席勒，是更激动我们的心的。

　　托马斯·曼（1875—1955）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当然融合了自己对创作甘苦的体验，也寄托了他自己与生活搏斗、对理想的追求的激情。小说是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周年写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为了对人类的责任勇于与困难苦战的席勒的形象，而且，也是为了鼓舞和激励那些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沉重的时刻”的人们的。

　　是的，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沉重的时刻”，困难、挫折、障碍，在人生的长途中总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看到远大的目标，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责任，要克服困难首先要克服自己灰暗、沮丧的心情。一定不要失去对将来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那么，“沉重的时刻”就不会是滑向深渊的斜坡，而将是飞跃一步的跳板。

　　198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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