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余家菊|林育南

五四运动与余家菊

　　——读《醒狮》二十九号以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第六周年纪念日，我跑到时中书社买了一份二十九号《醒狮》，看见开头一篇就是余家菊[1]先生的《共产党与基督教》，忽然使我脑筋里联想到六年前的事情：《五四运动与余家菊》！

　　在五四运动发生的第三日——五月七日——我住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接着北京友人的信[2]，报告“五四”的情形，并请求我们响应，作一致行动。当时我把这封信贴在揭示处以布告同学。余家菊先生以“校监”的资格和威权，干涉禁止，我和他再三交涉，但最后他竟用强力把这封信扯掉了。他的理由是“怕官厅干涉，于学校和他的地位有危险！”然而余先生的威权，竟胜不过“时代潮流”，“群众心理”的大力，“五四运动”终于普遍全国，到今天武昌虽然在万分的压迫之下，因为学生群众奋斗的力量，也还能做个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示威运动！“余先生之遗憾为何如哉！”

　　过去的事不必说了，在今年“五四”这一天，恰巧看见余先生《共产党与基督教》的大作，人非木石，怎不发生这个联想的作用呢？余先生驳陈独秀先生反对基督教，其理由系谓陈先生“从前”曾在《新青年》上作过《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该文系为基督教吹嘘。究竟该文是否为基督教吹嘘，姑置不论，就假定是为基督教吹嘘，吾人亦只能认为系“从前”陈先生观念的错误，决不能以为从前的错误，现在不应该纠正，因而谓陈先生之反基督教为“矛盾”，甚至谓为“人格动摇”。如就余先生之推论法，则余先生在民八时[年]压制学生“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五四运动，何以今日又主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国家主义”？余先生何以自解？“矛盾”乎？“人格动摇”乎？

　　尤奇者：陈先生在多年前做一篇文章，如何能把那当做代表“共产党的意见”？（此理如余先生以前之反对“五四”，不能谓为代表今日之“醒狮派”之意见一样。）共产党之反对基督教自有他正大光明的理由，而余先生谓为“系出于苏俄之命令”，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有何证据？余先生！放自爱一点：不要像这样“无聊”、“阴险”、“卑劣”呵！余先生谓共产党系用暴动手段，究竟该党是否用暴动手段，余先生还得自己多研究一下才好；而余先生自谓他们的主张是用收回教育权及定学校注册法之两种方法。试问余先生：谁去收回？怎样收回？怎样制定？谁去制定？余先生！你不要做梦罢！你到底是否有反对基督教的诚意？余先生又谓“共产党既反对基督教，同时又以愚民手段宣传马克思教”，这是什么话？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是愚民手段，试问余先生们宣传毫无理由的国家主义教，又是什么？余先生！这种自矛自盾，浅薄无凭的高论，少“狂吠”一点罢！

　　总之，余先生驳共产党反对基督教的四条理论，都没有丝毫可以成立之地位，我也不必多费笔墨及多占《中国青年》的篇幅而详加驳斥。余先生在武昌师大因“靠山”已倒，为学生群众所驱逐，狼狈而逃，虽然恼怒在心，其实这与马克思派有甚么相干，何必借此出气呢？反基督教也并不是余先生们“本号自造，并无分店”的专利品，何必再四声明他们之反对是“真”的，而共产党则是“假”的，不怕识者“齿冷”么？

　　原载《中国青年》第八十期

　　署名：林育南（武昌）

　　【注释】

　　[1]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湖北黄陂人，1918年7月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是恽代英的同班同学，毕业后留任该校附中校监。后为国家主义派成员，青年党的主要头目之一。1976年5月12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2]北京友人的信，根据恽代英1919年5月7日日记记载；“晓峰来信，叙京校学生示威及各界骚动事”。可见北京友人系指晓峰，即黄绍谷（1897—1933），字晓峰，湖北保康县人，1914年考入中华大学中学部，为刘仁静同班同学，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1933 年3月2日在热河省凌源县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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