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伯高传(5)|林育南

施伯高传(5)

　　第十四章　劳动运动

　　伯高出身于清贫的家庭，自幼即习劳耐苦，深知劳苦人民的生活状况，饱尝了无产阶级的痛苦。他对于劳动者的同情最深，劳动界的苦痛，他好像是自身直接的感受着，所以他为拥护劳动群众之利益而奋斗，千难万苦，始终不懈。他为解除无产阶级的压迫，出生入死，坚持到底。因此，他终竟为劳动运动而牺牲生命！

　　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浸假[厚]而展成雄厉的帝国主义。因欧美日本帝国主义的竞长，而产业落后、国力薄弱的中国，遂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强压之下的殖民地了。中国的民众在外力勾结军阀的外患内乱重重剥削宰割之下，找不着生存的路途。尤其是劳苦的群众，因外货侵入，手工业衰败，战乱相循，农村凋落，于是失业的增加，不计其数。新式产业的工人因后备的劳动者极多，工价甚低，待遇极苦。中外资本家肆其狠毒剥削之手段，官厅亦复助威肆虐。工人既无法律之保障，又常有失业之忧虑。他们要求解放，需要有力者为之帮助指导，以保障其生存和利益，是万分紧急的了。

　　武汉居中国之中心，工商业极形发展，新旧工业的劳动者约计在十余万人以上，除极少数新式交通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知识较进步以外，其余都是过地狱中黑暗悲惨的生活。以伯高深悉劳工痛苦，益以他的怀抱志愿，又浸透了近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思潮，而居于此种劳苦工人社会之中，他投身于劳动群众队里，做劳动运动的前驱，那不独是“当然”的，而且是“必然”的呵！

　　伯高在执行律师业以后，就常与劳动界接触，对于工人凡关于法律上之事务，他极力为之帮助，不但不求报酬，而且对于贫苦者常以钱财救济之。那时，他集全力于救国运动，所号召及参与者为学生及商人群众，对于工人不过个人周旋，尚无群众之活动也。

　　一九二〇年，伯高由上海回汉，他悟到无切实的群众的组织，是无实力的不济事的，他很感觉群众的教育宣传和组织是很必要的。此后他渐渐注意工人的运动了。他创办“平民教育社”及学校，就很注重劳苦人民的教育。他在思想革命，文化运动中，颇感受社会主义的思潮，因此，他渐实际的从事劳动运动。沉静的江汉，由此暴雨狂风，洪波怒涛，奔腾澎湃，激动全国，而且卷入世界的广大的劳动巨潮之中，而与之合流并滚了。

　　伯高在湖北作劳动运动，是开始的第一人，那时就是全国作劳动运动的亦属寥寥无几。他赤手空拳，毫无凭借，而投身加入最贫苦、最悲惨、最为人鄙视践踏的劳苦大众之中。而且他那时是奔走国事的名人，是很有声望的律师，他不惜他的地位、声誉和尊严，而毅然与世人目为卑贱的工人乃至如牛马的车夫为伍，而奔走效力。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志愿，勇敢坚决的精神，伟大崇高的人格，何等的值得我们的崇拜赞仰呵！

　　武汉的劳工，以汉口租界之人力车夫为最苦。他们受外国领事、巡捕及中外资本家、包头等之层层压迫，他们终日做奴隶牛马的工作而难维持其最低的生活。其所受的剥削和侮辱，更是难以言述！伯高平日与他们接触，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以团结的势力，反抗资本家，争求工人阶级的利益。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租界车行宣告加租（原租每日每乘八百文，此次加租钱一百文）。车夫以生活艰困，群起反抗，誓不承认。伯高即从中宣传车行主之如何剥削车夫，车夫应如何反抗，言词非常痛切，车夫无不感动，于是决定一致罢工。车行主见车夫之势力未可轻视，于是取消加租之议，车夫即恢复工作，罢工不过一日。

　　此后伯高即非常注意调查车夫及各项劳动状况，常致力研究改善劳工地位之方法。因实地的考察与研究，于是深知他以前倾向之无政府主义为空想，决不能在实际上解放劳动阶级，创造平等自由的社会。他常说：“无政府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在理想上是很高明的，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苏俄的成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马克思的信徒，共产主义的实行者了。

　　是年九月粤汉铁路湘鄂段路局员司与工人结合，因路局开除小工百余人，举行罢工，要求撤退总管某英人，并恢复开除之工人及增加薪资。伯高及其同志非常注意此事，投稿武汉及上海各报，尽力鼓吹，并宣布路局的黑暗及工人所受之压迫与苦痛。伯高又与同志实地参加运动，组织“粤汉路职工联合会”。罢工风潮扩大，波及岳州、长沙等处，而酿成全路罢工，至十余日之久。后经调和上工，工人并未获得胜利，盖素乏训练与组织之工人，不能担负剧烈长久之争斗也。伯高此后非常致力于工人之宣传及训练，以促进工人之组织力及争斗力。他不久即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此即从事有组织有确定计划之劳动运动，而非若以前之孤军苦战也。

　　同年十二月一日，汉口租界人力车行又复宣言加租，由原价八百文加至一千文，伯高及其同志立即参与此事，指导工人反抗加租。

　　罢工是工人对付资本家的最大武器，他们到无法的时候，只有举行罢工了。是日租界六千多车夫全体罢工。次日伯高与同志邀集车夫代表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以及罢工的进行计划。又由伯高起草罢工宣言及各种传单，对车行要求三条：（一）车夫会成立，不得干涉；（二）取消加租议案；（三）原租价减为六百文。罢工后，引起租界不安之现象，社会上亦极注意。伯高此时居于法租界，巡捕侦探对他很注意监视，他暗中与车夫接洽，秘密指导进行。他在僻地混入车夫群众中，向他们谈话。一日，他见车夫因罢工而发生慌乱现象，乃混入车夫群中，站在厕所之旁，向车夫讲演：“诸位不要慌乱，我们要从忍耐痛苦中取得利益，压迫我们的车行主我们不给他们打击创痛，他们是不知道我们的厉害的，他们决不会让步。我们若不坚持下去，这次失败以后就更受他们的欺压，而且租价一加，我们简直不能生活了！诸位！大家齐心努力，坚持到底，我们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当尽力援助你们，一切危险牺牲，我都不怕。困苦的同胞们！紧紧的团结坚持呵！”

　　罢工至第五日，基督教青年会及其他团体出面调停，对外自谓表同情于车夫，实则帮助车行主。在调和会席上对车夫代表大示恐骇，并宣读英国工部局允予加租的布告，伯高命车夫代表退席，拒绝调和。他和同志四处奔走，募得捐款六十串，作罢工费用。他因车夫生活困穷，指导他们组织“车夫讨饭团”，穷日夜之力制备旗帜徽章及传单。于七日晨邀车夫五六千人在大智门景家台集合，整队出发，沿途行乞，并游行示威，至汉口总商会，要求救济。返游行租界，经英俄以至法租界，声势浩大，租界戒严。法国巡捕及武装军队出而阻止，车夫奋不顾生，冲锋前进，抢夺法兵枪械，与法兵巡捕战斗二三小时之久，捣毁巡捕房及车行包车和行主法人的住宅。因车夫二人被捕，群众亦掳去法兵二人，并包围法巡捕房及领事馆要求释放，作猛烈之示威，形势严重，如开大战。法领卒屈服，释放车夫，而轰轰烈烈的车夫群众得了完全胜利，诚为我国民对外人交涉中最光荣的运动！

　　因中国官厅及各团体之出面调和，结果由法领事向中国官厅道歉，允许车夫会成立，车租暂行不加，免租钱三日，恢复上工。因伯高指挥之力，车夫遂得了完全的胜利。是役共七日夜，伯高无三小时以上之休息，其劳顿不可言状。以六千乌合之众的车夫，其知识性格何等闭塞而复杂？群众在罢工期间何等慌乱而骚扰？而伯高竟能组织之，镇定之，指挥之，于惊风骇浪，岌岌危险之中，运筹计划，而卒取得完全之胜利。他的群众运动的天才，与他的雄谋伟略，真令人惊奇！

　　罢工善后事宜由青年会、商会、各团体联合会组织审查委办会办理。青年会欲在此中操纵，组织车夫作他利用的机关。伯高为车夫起草泣恳书，说明车夫生活苦状及不能加租的理由，宣布社会，读之令人伤心下泣。因此，委办会亦决定暂不加租。此后伯高被车夫会聘为最高顾问及对外为全权代表。伯高乃从事内部的训练、组织和整顿。他起草车夫会的章程及宣言，编车夫会为十人团举一什长。十团举一代表为百长，由百长组织代表会议，举出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他深悉立法的精神，那时在工人群众中就制定最精密、最集中、最进步的组织法。

　　同时他为反抗青年会的利用车夫及车夫会所的事，费了不少的心血。青年会的米某与杨某见车夫不便为他们的利用，故不赞同车夫会的宗旨和组织，致与伯高等的意见冲突。他们要破坏车夫会，把由他们保管罢工时车行免收车夫三天车租之款截留。由伯高代表车夫向米、杨再三交涉，米、杨理屈，后由青年会请汉口官厅各团体及车夫代表开会公判，伯高严重的抗争，驳斥米、杨的无理，卒将该款取出。此后伯高为租地建筑会所，米、杨等处处破坏，不知受了几多的劳苦！又为车夫被人欺侮欧[殴]辱以及内部的争端，而尽力于诉讼和调解，真是说不尽辛劳与烦苦呵！

　　次年——一九二二年，京汉铁路江岸站工人组织俱乐部，伯高亦参与计划，对于组织及事务进行，亦多所赞助。成立之日，伯高演讲最为淋漓痛快，得全体工人之敬仰。该部成立后聘伯高为法律顾问，凡关于法律上之事项，伯高尽力担负。该部有工人二千余人，事物极繁多，伯高自担任顾问后，无日不为该部指示法律上之事务及草作文件，其耐劳之精神，诚不可及。

　　同年二月粤汉路湘鄂段工人亦相继组织俱乐部，伯高与此处工人，早有联络，此次组织工会，他颇有赞助。开成立会之日，大风巨浪，伯高冒险渡江赴会。其热忱勇敢，已博得众人之钦仰，再益以演讲之沉痛激昂，义更使工人倾倒，故伯高又被聘为法律顾问矣。

　　是年五月一日（劳动节）伯高一面在汉口指导车夫制备旗帜传单，举行游行庆祝大会，并备印有劳工神圣字样的面包，散给车夫。一面参与武昌的五一节游艺大会，其讲演大意如下：

　　“……今天是世界工人胜利的纪念节，我们开会庆祝。劳动者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我们看，哪个物件不是工人做的，我们人类的生活，是不是依靠劳动的农工？但是制度的不良，他们反受了压迫，反处于最不幸的地位。现在我们渐渐明白了，知道劳工是神圣的，我们应该尊重劳动者。我们对劳动者的胜利不胜利其同情与欢慰，所以我们极热诚极踊跃的庆祝劳动节。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庆祝劳动者开始奋斗第一步的胜利，鼓励他们继续不断的奋斗，我们并不是庆祝他们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是要劳动者取得政权，把产业收归国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现在劳动者离这还很远呵！八时工作制是工人最低的要求，然而，我们中国工人尚且完全没有做到，其他更说不上。我们工友们更要加倍努力，兼程并进呵！我们工友们应该明白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所受的压迫，应该大家团结一致，和压迫我们的势力争斗。我们第一步要求得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资的增加，要求得教育和娱乐的机会，求得待遇的改善。其次则要求保险、养老及集会、罢工等自由在法律上的保障，及参政之权。最后要推倒压迫阶级的政府，夺取政权，实行工人专政以达到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要努力的做去，到那时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们还要知道，‘五一’是工人血泪换得的胜利，不牺牲不奋斗是得不到胜利的。所以说：‘自由代价，惟血与泪’。工友们！你们离着胜利还远，但是你们有到胜利的道路和能力。团结起来就是你们的势力，依着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即是你们唯一的道路，苏维埃俄罗斯就是你们的最好榜样。最后的胜利，必归于持久努力的人！……”

　　车夫会所地基，因青年会杨某再三破坏，伯高用尽心力，始设法租得汉口某地址。然而青年会因破坏不遂，恨伯高等刺骨，其后遂勾结汉口镇守使、警察厅、交涉署、英国工部局等谓车夫会发给会证为“扰害营业，吹鼓劳动性质”，呈请督军省长，出示解散。由此伯高更遭中外官厅及资本家、洋奴、教徒等之忌嫉，视为洪水。然伯高对于车夫会所，仍继续惨淡经营，计划建筑，筹措款项，并设法避免官厅之摧残没收。奔走数月，负债累累，劳怨忧烦，集于一身，而此屋卒底于成。后作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车夫会共有之会所，为武汉劳动运动之大本营，是皆伯高血汗之赐也。

　　车夫、京汉、粤汉三工团之成立，又益以伯高及其同志之宣传，武汉劳动运动，如潮之聚涨。七月二日，谌家矶扬子厂工人俱乐部成立，伯高赴会演讲，鼓掌与欢呼声震动屋瓦。“劳动律师”之名因此更大震于武汉劳动界。故武汉的劳动运动，均与伯高有深切之关系也。

　　继扬子厂俱乐部而起者为汉阳钢铁厂俱乐部之组织，但在开成立会之日（七月十六日）被厂长请官厅派军警解散。伯高及其同志赴会的时候，看见警士封钉该部的大门，痛愤万分，于是一面在舆论（报纸）上攻击厂家和官厅，一面与工人计划，指导他们反抗的方法。七月二十三日举行全体大罢工，坚持四日之久，卒得到胜利。因此，劳动界更是生气蓬勃了。

　　因他们同志的努力，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成了工人阶级作战的参谋部，很得工人的信赖了。伯高是武汉劳动运动的一个打头阵的急先锋，同时也可说是一个最富于谋略的司令者。他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很忠实有力的共产党员。他又本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因为中国目前急需要一个群众的集中的大党从事于国民革命，以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他于是又加入国民党了。此后他的行动是更趋于具体的、切实的革命的主张了。

　　自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之后，该俱乐部改组为工会，同时武汉各工团组织联合会，伯高亦参与机要。因他经营奔走的结果，联合会接收车夫所建筑的会所，和车夫会共有共用。从此这座广大的会所，供武汉工人们聚集开会之用，而劳动运动遂一日千里的进步，伯高的贡献，实为伟大。

　　因工团联合会之组织，闻风兴起者有武昌造币厂、汉口水电公司、大冶铁矿、丹水池煤油栈、武汉轮船、武汉染织厂等处工人组织工会。伯高直接或间接参与计划，开成立会时，他必赴会演讲，工人无不竭诚敬听。各工团亦多聘他为法律顾问。他负担了好几个工会的职务，一日万机，实在有应接不暇之势了。

　　工会渐渐加多，事务是极其复杂，因此，彼此之间不免有些意见的争执，伯高常以阶级一体的大义，晓谕他们，为他们排难解纷。他为此事亦颇劳瘁。因组织的范围扩广，“武汉工团联合会”于是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了。

　　是年九月，粤汉路湘鄂段工人因员司之虐待要求改进不遂，反遭侮辱，遂激起全路工人之同盟罢工，伯高参与其事。九月十日，岳州及徐家棚工人因阻止少数破坏罢工之工贼，群卧铁路上阻止行车，而军警用暴力驱逐，遂起冲突。工人死伤流血及遭捕禁者二百数十人。伯高等乃拟通电及宣言，宣布惨状于全国，引起各地工人之愤慨，一致声援，形势非常严重。伯高等又时与工人聚会，指导进行，并鼓励他们坚持勿怯，又为之劝募捐款以济其贫困。后北庭交通次长来鄂，伯高在汉口刘家庙车站秘密指挥粤汉、京汉及各工团工人同次长示威，要求解决粤汉工潮。伯高手书两面白旗：

　　“请交通次长看粤汉路局长指挥军警杀伤工人之大惨剧：岳州死六人，伤六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三十七人。徐家棚伤百余人，重伤三十余人，命在垂危者八人，逼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九人。哦！交通次长来了，救命呀！杀贼呀！”

　　又一面旗书要求条件，此外小旗帜及传单亦多系他所书作。在此群众运动中，工人声势非常雄壮，交通次长颇为胆怯，允许为工人善为办理。但越二三日未为解决，工人又复围大智门车站，对次长及粤汉局长等示威，包围他们的汽车，次长脱逃，局长被工人擒扭，几遭殴辱。又加之京汉工人之实力援助，宣布将举行同情罢工，于是路局允许工人之条件，工人得胜上工。阅[越]十七日之久，惊动全国的粤汉罢工风潮，始告结束，然伯高由此遂更深遭当道豺狼之忌视矣。

　　武汉工潮之勃起，本为官厅所恶嫌，然而，工人的行动都是由于生活的压迫和厂家的虐待，他们要求改良生活和待遇以及约法上的自由，都很正大光明的。指导劳动运动的人，亦都是忠诚正直的帮助工人，所以官厅无理由可以借口干涉，而且工人的势力亦一天一天的强大，官厅也无力能干涉。因此，他们就集恨于伯高等之身了。在粤汉罢工期间，督军署已有密令通缉伯高及其同志共三人。是时伯高为指导粤汉罢工事，尚密居汉口，暗中活动，有时还来往于各工会，参与机要。他为工人运动，真不惜冒万险以从事！

　　通缉令下后，常有暗探监视他的住所，他的朋友常常警告他，劝他避开。他因为重视工作，不愿轻易离弃。适当此时，上海开全国司法会议，夏口律师公会举他为代表出席此会，所以他于九月二十三日赴上海。他于这会议中，发表了很多精深的理论和惊人的主张。他的言论得了会中多数人的同情与敬仰。他在会议中提出“反对（取缔过激法草案）案”、“废止（惩治盗匪法）案”、“修正（内乱罪）案”、“废止（新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一条及第二百二十四条）案”，均经大会的赞同。

　　他在上海，不仅是出席司法会议，对于司法上有良善之贡献；同时他又参加上海双十节的群众大运动。这时孙中山等尚在上海，他和国民党诸要人会晤，对于政治问题上亦参商些意见。

　　他在武昌任政法讲习所的教授，教比较宪法，自编讲义，对于各国宪法比较的研究，极为深邃，而于俄德宪法之研究尤为致力。他的讲授能引起学生浓厚的研究兴趣。由此可知他不独是实行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有研究的法学家。

　　司法会议完毕后，他于十月十七日回汉。他到汉时，朋友多为他危险担忧。但他回汉，登报声明，说他仍执行律师职务。然而他虽一面执行律师业，一面仍旧干他劳动运动的生涯。在侦骑四布，惊涛骇浪之中，他仍镇静从容，作事如常，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只认识他的主义，认识革命的事业，认识神圣的劳工运动，此外，一切都不在他的意中。他真是坚兵苦斗的战士呵！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双十节开成立大会，车夫会亦于是日宣布恢复，工人数千结队游行示威，声势震武汉，伯高于此时回汉口，深为喜慰。但同时因为粤汉罢工引起扬子厂之同情罢工尚未解决，水电工会亦因开除工人引起罢工之交涉，而烟厂工人罢工风潮亦随之而起；此外，其他工人亦纷起组织，事务非常繁多，伯高被工人之聘请，常为他们奔走及计划事务。天明而起，直至夜深始寝，律师职务，他实不逞应付，他只求勉强维持生活及活动费，此外有以案件委托者，他一概谢绝，以便专心致力于劳动运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均聘他为法律顾问。此后他作劳动运动的生涯，更为充分的开展。

　　扬子厂工潮，因各工团之群起抗争而胜利解决，水电工人因其内部之分歧无力而失败，烟厂罢工，则愈演而愈烈矣。烟厂为英国资本家所开办，素即虐待华工，屡有罢工风潮，但因无组织无指导者而失败。此次因改变工作方法而延长工时，减少工资，工人已十分不服，十月十六日而女工又遭非理之侮辱，至不堪忍受，群众均愤慨出厂。因工联会之召集，女工数千人齐集该会，伯高演讲，痛述洋资本家压逼我华工之惨状，及吾人应为民族、为阶级死力奋斗。言时悲愤激昂，至于放声大哭，因之全场皆呼号痛哭，会场充满阴森悲惨之气象，群众已深下拼命奋斗之决心。罢工坚持十余日之久，忍饥耐寒，而尚无解决之势。后由工联会之召集，男女工三千余人，列队游行示威，并至总商会请求援助，经武装车警阻止，乃返而经过租界，与巡捕冲突。此役声威震动社会，烟厂理屈，大受舆论攻击，乃托工联会职员出面调和，经再三磋商，工人坚持条件，卒由烟厂让步，而得胜利之解决，伯高颇尽赞襄之力。

　　此时，继续成立工会者，有大冶钢铁厂工会、汉口棉花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机器缝衣工会、汉口调剂工会、汉口皮鞋工会、汉口蛋厂工会、武汉洗衣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伯高皆直接或间接任组织与指导之劳。开成立会或其他重要集会，他必临会演说。武汉凡后起之工会，均加入工联会而服从其命令。

　　此时伯高为劳动运动之发展与巩固，他极注重宣传，那时武汉的舆论，对劳动运动多表赞助，皆赖伯高活动之力。“二七”之余[后]被封的“真报”，与伯高尤有深切的关系。他为宣传主义，和他的同志在汉口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次他都到会演讲。

　　烟厂罢工虽获得胜利，而厂主又复违约开除工会职员，伯高参与此事，经过许多之交涉。此事未了，而租界车行又复有加租之议，车夫闻之非常愤激，而伯高之工作此时更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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