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沙田七友记(3)

沙田七友记(3)

　　这样的宽容，正是长者可爱之处。调侃朋友，最难恰到好处：如果对方根本不在乎，则调者自调，久而无趣；如果对方十分在乎，又怕反应太强，超过预期。最理想的对象——我不敢说“牺牲品”——是相当在乎，却又相当容忍，那种微妙的平衡，正在似恼不恼之间，使调者觉得有一点冒险，却又终于并没有闯祸，而旁观者只是捏一把——不，半把冷汗，于是宾主释然尽欢。思果正是这么一位可爱的朋友，宽容的长者。所以每次他来我家，都成为众所欢迎的客人，也是我几个女儿最感兴趣的“蔡伯伯”。有时我又不能无疑——说不定思果早已觑破了文友谐谑无状得寸进尺的弱点，故意装出欲恼不恼的神情来逗逗我们，果真如此，我们反而入了他的彀了。

　　要说思果总是供人谐谑，一味为幽默而牺牲，则又不尽然。碰巧在兴头上，他也会取笑别人，摹仿一些名流的口音和语调，博四座一粲。他富有方言的天才，什么地方的口音一学就会。他自己是镇江人，国语略带镇江乡音，发现女画家洪娴竟是小同乡，有机会和她重温“母语”，高兴极了。镇江附近的京沪方言，他似乎也会好几种，却推崇宋淇沪音之正。他在九江住过，江西话不消说得。去年端午之夜，他来我家过节，饭后我们挂起三闾大夫佩剑行吟的拓像，和黄维梁、黄国彬四人诵起“离骚”来，思果用湘音缓吟，别有情韵。此外我还听他学桐城人和温州人的口吻，也颇乱真。至于他的粤语，在此地的“外江佬”之中，要算得是一流的，当然不像本地人那么地道，却也无拘无碍，雅达兼备，在我听来，已经够好的了。有一次在“青年文学奖”颁奖的讲评会上，众评判轮流上台。轮到思果，他竟用粤语侃侃讲了十分钟，听众听出他不是广东人，却欣赏一位“上海人”——本地人习称所有外省人为上海人——把粤语说得这么清爽，报以热烈的掌声，且在他原来无意幽默的地方触发了幽默的契机，引起满堂欢笑。

　　思果“单身”的时候，既是我家的常客，我家的四个女孩也认为他“唠叨”，却又忍不住要听下去，且听入了迷。唠叨为什么会迷人，确也费解。大概因为他娓娓而谈的时候，面部表情不但复杂，而且总略带夸张，话里的意义乃大为加强，又常在上下两句之间安上许多感叹词——总而言之，这是散文家的随风咳唾，笔下既已如此，舌底也不会太走样的。思果常在怀内的文章里说，蔡夫人来信总告诫他不要常来我家贪嘴打扰。我存和我都不以为然，认为这观念太“老派”了。单身汉吃双身汉，是天经地义。单身汉去朋友家作客，不但分享那家人的天伦之乐，也带给那家人新奇的乐趣，要说恩惠，也是互惠的。王尔德说：“婚后的日子，三人始成伴，两人才不算。”其实许多夫妇最欢迎单身的客人，因为单身汉最自由，所以最好招待，又最寂寞，所以最易感动。何况思果又是这么矛盾，矛盾得这么有趣的一位客人？所以我有一次忍不住对他说：“不要再唠叨了。你吃我一席酒，我听你一席谈，那一样更美味，谁知道？有什么打扰呢？”

　　陈之藩

　　思果唠叨，陈之藩寡言。其间的对照，似乎也是他们散文风格的对照，散文家陈之藩不但寡言，终于似乎无言了。好多年不再见他的新作，但他的“旅美小简”等书仍然脍炙人口。今年年初他从韩国回来，立刻兴冲冲地来找我说：“我去了板门店！两英里宽的非军事地带之内，居然住了一些老百姓，生活反而分外安全，那里面的飞禽走兽也自得其乐。两边比赛谁的旗杆高，真绝。我们下了游览车，谁也不许轻举妄动，连手臂也不许随便举起来，否则对面就一枪打过来！你一定得去看看，看了准会写诗！”我说：“散文也可以写啊，你还是来一篇散文吧。”第二天高信疆打长途电话给我，我乘机告诉他陈之藩有这么一篇散文可写，不妨一邀。想来钉稿高手如信疆者，也钉不出一个结果来。陈之藩真是世界上最懒的散文家。

　　认识之藩，已经有二十六、七年了，大概是吴炳钟介绍的，后来在梁实秋先生家里好像也见过几次，来往不频，说不上有多少私交。只记得当时他在国立编译馆任职；常译一些英国浪漫派的诗在报刊上发表，又是一位张秀亚迷，把她的散文集买了好多册来送给朋友共赏。他在北方读大学的时候，更是一位典型的文艺青年，常和胡适、沈从文等人通信，所以存信很多。梁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后来他远去美国，我们也就很少见面。

　　一年半以前，之藩接中文大学之聘，从休士敦来此地任讲座教授，教的不是文学，是电子学。之藩在国外成了科学学者，在国内却是文学名家，这种两栖生命是令人羡慕的。当今台湾的文坛上，能如此出入科、文之间的，除了张系国之外，我一时还想不起第三人来。英国小说家兼科学家史诺子爵在“两型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慨叹传统的人文和现代的科学鸿沟日深，宜有桥梁以通两岸。若之藩者，诚可谓man of two cultures，可惜他近年只发表科学论文，却荒废了文学园地。其实像他这样的通人，应该像系国那样多写一些“通文”，来兼善两个天下才是。沙田七友是七座冰山，之藩之为冰山，底部恐更大于其他六座。他的科学家那一面，对我说来，已经不是冰山之麓，而是潜水艇了。

　　不谈山脚，且看山头。之藩好像从来不写文学批评，但自有一套武断的见地。夏志清论琦君时，认为散文家必须天生好记性，才能把一件往事，一片景色，在感性上交代详尽，使一切细节历历在目。之藩却说，记性好了便做不成散文家，因为熟忆古人的名篇警句，只有束手束脚，自惭形秽，无补于创造。有一次之藩直语思果，说他早期的散文胜于近期，思果以为知音。两位散文名家，一坦率，一谦逊，实在古德可风。又有一次他在山坡上遇见我，说我新发表的“菊颂”很有意思，“临风红妆”那一句刺得最好。我说：“给你看出来了。”他说：“谁都看得出来。”后来他又指出“北望”里面写到天安门的一句，以为有预言之功。我说那只是巧合罢了。那几句诗是这样的：

　　月，是盘古的庾耳冷冷
　　在天安门的小小喧哗之外
　　俯向古神州无边的宁静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不久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可谓巧合，也可说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吧。不过四五事件，在清明之次日，正是阴历三月初六，那时的弦月恰如一只瘦耳。

　　之藩在中文大学的宿舍，正好在我楼下，也是有缘，得以时常见面。至于陈夫人王节如女士，则一半时间住在台北，一半时间来香港陪他，所以较少见面。日子久了，才发现之藩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而又大节不逾，小节不拘，直是魏晋名士风标。中文大学依山面海，自成天地，没有一条路不随山势回环，没有一扇窗不开向澄碧。之藩一见就大为动容，说“要知道这么美，早就来了。我去过各国的名大学，论校舍，中大平平，论校园，中大却是一流的。”他有糖尿症的初兆，医生要他少吃糖，多走路，因此山路之上经常见到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的中年教授，神思恍惚，步伐迟缓，踽踽然独行而来，独行而去。我在路上遇到他，十有六七他见不到我。不知他成天心里想什么，也许是在想他的电子学吧，如是则说了出来我也不懂。至于甜食，理论上他不敢贪嘴，实际上却心向往之，时常逶逶然从城里大包小盒地拎着糕点回来；其中最得意的一式，是家乡风味的老式鸡蛋糕，有小碗那么大，上面嵌些剥光的瓜子仁。这东西也是我父亲的“上品”，记得我小时候也爱吃的，却不知之藩在什么店里发现了，惊喜之余，买了无数回来，每次飨客，总要隆而重之夸而张之地再三推荐，唯恐朋友印象不深，且又以身作则，啖之咽咽，味之津津，真是可笑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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