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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弹低调的高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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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当时提掖后进的老师辈中,如果夏济安是台前人物,则吴鲁芹该是有力的幕后人物。五十年代吴氏在台北各大学兼课,但本职是在美国新闻处,地位尊于其他中国籍的职员。最早的《文学杂志》虽由夏济安出面主编,实际上是合吴鲁芹、林以亮、刘守宜、与夏氏四人之力办成。纯文学的期刊销路不佳,难以持久,如果不是吴鲁芹说服美新处长麦加锡逐期支持《文学杂志》,该刊恐怕维持不了那么久。受该刊前驱影响的《现代文学》,也因吴氏赏识,援例得到美新处相当的扶掖。 此外,当时的美新处还出了一套台湾年轻一代作品的英文译本,主其事的正是吴氏。被他挑中的年轻作家和负责设计的画家(例如席德进和蒋健飞),日后的表现大半不凡,也可见他的眼光之准。我英译的那本青涩而单薄的《中国新诗选》,也忝在其列。书出之日,有酒会庆祝,出席者除入选的诗人纪弦、钟鼎文、覃子豪、周梦蝶、夏菁、罗门、蓉子、洛夫、郑愁予、杨牧等之外(痖弦、方思等几位不在台北),尚有胡适、罗家伦等来宾。胡适更以中国新诗元老的身分应邀致词,讲了十分钟话。当时与会者合摄的照片我珍藏至今。此事其实也由吴鲁芹促成,当时他当然也在场照料,但照片上却没有他。功成不居,远避镜头,隐身幕后,这正是吴鲁芹的潇洒。暗中把朋友推到亮处,正是他与林以亮共有的美德。 这已经是二十多年的往事了。一九六二年他去了美国之后,我们见面遂稀:一次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在回国前夕从丹佛飞去华盛顿,向傅尔布莱特基金会辞行,乘便访他和高克毅于美国之音,一同吃了午餐。另一次,也就是上一次和最后的一次,便是前年在里昂之会。回想起来,在法国的五日盘桓,至今笑谈之貌犹在左右,也真是有缘幸会了。 三 和吴鲁芹缘悭一面的千万读者,仍可向他的作品里去认识这位认真而又潇洒的高士。他在文章里说:“智愚贤不肖,都要速朽的。”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一流作家的文字正如一块巨碑立在他自己身后,比真正的碑石更为耐久。这一点倒是重如泰山,和他在文中潇洒言之者不尽相同。 吴鲁芹一生译着颇富,但以散文创作的成就最高。早年作品可以《鸡尾酒会及其他》为里程碑,尤以《鸡尾酒会》一篇最生动有趣。据我所知,《小襟人物》虽然是他仅有的小说创作,却寄寓深婉,低调之中有一股悲怆不平之气,不折不扣是一篇杰作。吴氏迁美之后,一搁笔就是十年以上,甚至音讯亦杳。正当台湾文坛准备把他归档为过客,他却蹄声得得,成了荣归的浪子,卷土重来之势大有可观。《英美十六家》游刃于新闻采访与文学批评之间,使他成为台湾空前的“超级记者”。《瞎三话四集》、《师友.文章》、《余年集》相继出版,更使晚年的吴鲁芹重受文坛瞩目。 一位高明的作家在晚年复出,老怀益壮的气概,很像丁尼生诗里的希腊英雄犹力西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想伏枥的老骥,一旦振蹄上路,这种廉颇意结总是难克服的。目前的文坛,我们见到有些诗人复出,能超越少作的不多。有些散文家迄未搁笔,却慢慢退步了。吴鲁芹复出后非但不见龙钟之态,反而笔力醇而愈肆,文风庄而愈谐,收放更见自如,转折更见多姿,令人刮目。而正当晚霞丽天之际,夕阳忽然沉落。如此骤去,引人多少怅望,也可谓善于收笔了。 吴氏前期的散文渊源虽广,有些地方却可见钱钟书的影响,不但书袋较重,讽寓略浓,而且警句妙语虽云工巧,却不掩蛛丝马迹,令人稍有转弯抹角、刻意以求之感。后期作品显已摆脱钱氏之困,一切趋于自然与平淡,功力匀于字里行间,情思也入于化境。在他最好的几篇散文如《泰岱鸿毛只等闲》里,他的成就可与当代任何大家相提并论。 梁实秋在《读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一文中,说吴鲁芹的散文有谐趣。我觉得吴鲁芹的谐趣里寓有对社会甚至当道的讽喻,虽然也不失温柔之旨,但读书人的风骨却随处可见。他的散文长处不在诗情画意的感性,而在人情世故、事态物理的意趣之间。本质上,他是一位知性的散文家。 六年前吴鲁芹在《中外文学》五周年纪念的散文专辑里,发表《散文何以式微的问题》一文,认为在我们这大众传播的“打岔时代”,即使蒙田和周作人转世,也难以尽展文才。他说:“尽管报纸广告上说当代散文名家辈出,而成果实在相当可怜,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几乎成为‘鲁殿灵光’。”这句话,我实在不能接受。吴鲁芹写文章惯弹低调,但这句话的调子却未免太低,近乎浇冷水了。不说年轻的一代有的是杨牧,张晓风等等高手,再下一代更有林清玄等人,就单看吴氏那一代,从琦君到王鼎钧,近作都有不凡的表现。更不提香港也另有能人。而最能推翻这低调的有力例证,就是吴鲁芹自己复出后的庾信文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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