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没有人是一个岛(2)

没有人是一个岛(2)

　　二十多年的留学潮似乎是淡下去了。从远扬外国到奉献本土，我国青年态度的扭传，正是民族得救文化新生的契机。人对社会的要求和奉献，应成正比：要求得高，就应奉献得多；有所奉献，才有权利有所要求。对社会只有奉献而不要求，不要求它变得更合理更进步，那是愚忠。“不问收获”，是不对的。反之，对社会只有要求而不奉献，那是狂妄与自私。不过留学潮也不是全无正面的意义，因为我们至少了解了西方，而了解西方之长短正所以了解中国，了解中西之异同。“不到黄河心不死”，许多留学生却是“不到纽约心不死”。同时，远扬外国也还有身心之分。有的人身心一起远扬了，从此做外国人，那也干脆。有的人身在海外而心存本土，地虽偏而心不远，这还是一个正数，不是负数。但是这种人还可分成两类。第一类“心存”的方式，只是对本土的社会提出要求，甚至是苛求，例如“台湾为什么还不像美国”等等，却忘了他自己并未奉献过什么。第二类“心存”的方式，则是奉献，不论那是曾经奉献，正在奉献，或是准备奉献。这种奉献，虽阻隔于地理，却有功于文化。例如肖邦，虽远扬于法国，却以音乐奉献于波兰，然则肖邦在法国，正是波兰的延伸，不是波兰的缩减。“正数”的留学生，都可以作“台湾的延伸”看待。

　　痖弦也曾经两度留学，但到了一九八〇年，却没有像他在早年诗中所预言的，落户在异国。从远扬到回归，正是痖弦这一辈认同台湾的过程，这过程十分重要。时至今日，谁是过客，谁是归人，已经十分清楚。对他这一辈的作家，台湾给他们写作的环境，写作的同伴，出版他们的作品，还给他们一群读者和一些批评家，而这些都是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无法为他们提供的。如果当年痖弦留在故乡河南而未来台湾，现在真很难想象他在哪里。痖弦属于河南，但是他似乎更属于台湾，当然他完全属于中国。所谓家，不应单指祖传的一块地，更应包括自己耕耘的田。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作家，台湾自然就是他们的家。这也许不是“出生权”，却一定是“出力权”。“出力权”，正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一九八〇年》诗末有这么两句：

　　我说你还赶作什么衣裳呀，
　　留那么多的明天做什么哩？

　　这话颇有心理根据。移民到了澳洲，就到了想象中的天堂，但天堂里的日子其实很闷人，“明天”在天堂里毫无意义，因为它无须争取。我认为，“桃花源记”里的生活虽然美满，但如果要我选择，我宁可跟随诸葛亮在西蜀奋斗，因为诸葛亮必须争取明天，但是明天对桃源中人并无意义。

　　我知道颇有些朋友以台湾为一岛屿而感到孤立、气馁，也听人说过，台湾囿于地理，文学难见伟大的气魄。这话我不服气。岂不见，我们的失败是在大陆，而成功却在海岛？拿破仑生在岛上，也死在岛上，却影响了一代的欧陆。说到文学，莎浮诞生的莱思波斯，萧克利多斯诞生的西西里，都是岛屿，而据说荷马也降世于凯奥司岛。日本和英国不用多说，即以爱尔兰而言，不也出了史威夫特、王尔德、萧伯纳、叶慈、乔艾斯、贝凯特？

　　苏轼，应该是我国第一位在海岛上写作的大诗人了。他的高见总该值得我们注意。“苏海识余”卷四有这么一则：“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岛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间之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东坡真不愧旷代文豪，虽自称信笔所之，毕竟胸襟开阔，不以岛居为囿，却说“有生孰不在岛者”？髯苏当时的地理观念，竟和今日的实况相合。痖弦当年要去的澳洲，不正是一个特大号的岛吗？亚、非、欧三大洲，也不过合成一个巨岛。想开些，我们这青绿间白的水陆大球，在航天员眷眷回顾之中，不也只是一座太空岛吗？

　　不过，苏轼的这一番自宽之词，要慰勉我们接受的，只是地理上的囿限，绝非心理上的自蔽。“俯仰间之有方轨八达之路”，他在文末已经说得明白。他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更点出客观观点的重要。岛屿只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竟在主观上强调岛屿的地区主义，在情绪上过份排外，甚至在意识上要脱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那就是地理的囿限又加上心理的自蔽，这种趋势却是不健康的。诗人邓约翰的一段布道词，也是海明威一部小说题名之所本，不妨与苏轼之文并读：“没有人是一个岛，自给自足；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份，整体的一片段。如果一块土被海浪冲走，则欧洲的损失，正如冲走了一角海岬，冲走了你朋友的田庄或是你自己的田庄。不论谁死了，我都受损，因为我和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派人去问，丧钟为谁而敲。丧钟为你而敲。”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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