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恽代英

过去的一年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过去的让他过去罢！

　　不过我们要懂得过去，我们便能够更懂得现在。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剧烈冲突的一年。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局；不但说不上一个什么结局，而且还只是一个最剧烈的最后的斗争的一个引幕。

　　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前一天，正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从反奉战线上背叛到与奉张妥协的日子，直系军阀本来与奉系一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反奉战争未了结的时候，直系将领已经做出许多反动的事情，如萧耀南压迫学潮与反基督教运动，方本仁破坏安源工人俱乐部与拘捕国民党大会代表，孙传芳压迫市民大会与无故枪毙工人领袖刘华。到了今年，他们与奉系为了共同的利益居然反过脸来成了全国反赤运动的两个领袖，与要求解放的民众势力为敌，一直到今天。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因对奉有出兵满洲打倒郭松龄的功劳，利用张作霖向苏俄进攻，逮捕中东路站长、局长；英国帝国主义因吴佩孚再起，亦公开表示了派十万大兵由天津与沙面上岸武力镇压中国的计划。这些帝国主义者与他们的走狗最努力的，是要集合全部力量来消灭北方的国民军，吴佩孚勾结了国民二军之下的旧部靳云鹗、田维勤、陈文钊等，反攻国民军李纪才、刘镇华、张治公的军队从陕西出河南来，吴佩孚直属的军队寇英杰等亦进兵信阳一带，奉系则占据了山海关秦皇岛，从四方面威胁国民军。一般小喽啰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章太炎、马素、冯自由等都大大的活跃起来，六十万镑由英国国家银行汇交汇丰银行的宣传费，制造出来了很多反赤的空气与反赤的团体，五卅以后弥漫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几乎被他们破坏了。不幸国民第二军因为内部分子复杂与他们的不注意民众利益，以致一方发生倒戈，而一方又发生红枪会的帮同袭击，使河南轻轻的送入直系手中；而国民第一军又举止游移，时时发生想与绝对不能妥协的反动势力希图妥协的思想，初则有冯玉祥之下野去国，继则有在北京与段政府之敷衍，始终不肯完全站在民众的一方面，甚至于在危急之际还要演出三月十八在北京的大惨杀与四月十日的释放曹锟，电请吴佩孚北上处理政务等可耻的行为，其结果终于被逼退出北京到南口以外去。在这次反国民军的战争中间，英国资助了吴佩孚一万五千支枪去进攻河南，日本派兵舰翼护奉军由大沽上岸，“反赤”实际是帝国主义的要求，他们总算有相当的成功，他们的喽啰们亦都鼓噪得更高兴了。

　　在三月以前，北方情形虽是一天天坏下去，广东方面却丝毫不受他的影响。西山会议派与一般在广州与他们通声气的人，虽然极力图摇撼广州国民党左派的政权，他们显而易见的卑劣手段便是离间国民党领袖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然而始终没有成功。一月间召集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充分表现左倾的革命的精神，在革命历史上博得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一样有价值的地位，左派政治的实施亦逐渐博得了各阶级的同情。可惜自三月以后，全国的反赤潮流终究影响到广州来了，一点小小的错误遂演出三月二十日的事来，接着是汪精卫的病假，给右派一个活动的机会，到五月间遂闹得满城风雨，于是国民党不得不有一个整理党务的会议。虽然在这以后有吴铁城被捕与伍朝枢出走的事情，右派的气焰受了一个打击，然而因为国民党领袖每横着要求有一个离开C．P．的“左派”（？）的想头，使一般在上海、北京与西山会议有关系的“真正孙文主义的信徒”联翩戾止，国民党中央党部居然有时亦承认“反共产”是可以容恕的事情，遂一改紧接着第二次全国大会时代的旧观。

　　国民军失败以后，帝国主义者为避免奉系直系因攫取北京政权而发生冲突，极力主张张作霖扫平“北赤”，吴佩孚扫平“南赤”的分头发展的计划，奉系已经盘踞了北京，强使军用票，屠杀新闻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等，直系已经逼走了方本仁，并且以实力帮助赵恒惕攻击接近国民政府的唐生智，以为进攻广东的第一步。幸而这时候大英帝国主义被三百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所打击，不能集中精力来应付中国的问题，奉系直系之间又发生护法护宪之争，使北京政局常在动摇之中；而吴佩孚、孙传芳间又有许多暗潮，吴既欲助齐燮元夺孙的江苏地盘，孙又有联合靳、田与国民军自成一派（新直系）的活动，且有进攻山东之阴谋。因此，张宗昌攻击南口的军队不得不撤回山东以防孙，而吴佩孚在此时由汉口北上，免靳云鹗之职，自任攻南口的总司令，颇得奉系的同情，比较巩固了直系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吴佩孚的北上，并不能完全解决奉直间的冲突，尤其是他久攻南口无功，使奉系渐呈藐视，有欲盘踞北京而不可得之势，而另一方面因为他的北上，松懈了对付“南赤”的工作，唐生智反攻已经得着了长沙，国民政府为防御反赤而北伐的大军亦陆续出发，一直到北伐军到了岳州以北，吴佩孚才不得不将南口战事交给奉系而跄踉的赶到南方来，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北伐军从岳州以北，经过了几次的血战，打到武昌的城下，并且渡江追敌一直到武胜关为止。在这时候以前，孙传芳因为与吴佩孚利害之不同，而且亦不自信他有力量实际支配五省的军队，所以不顾亦不敢积极对北伐军取战斗的态度。等到吴佩孚已经是“山穷水尽”了，英国帝国主义只有尽力帮助孙传芳使再与北伐军背城借一，而孙传芳亦希图取吴佩孚直系首领而代之，这引起北伐军在江西的战争。北方南口被奉军攻下了，国民军右倾领袖因为不愿意居赤化之名，在军事上亦表现摇动，遂使奉系在北方得着胜利，稍补救南方反赤失败的缺憾。国民军此次失败，受内奸的毒算，损失实力不少，尤幸阎锡山不愿使奉系追过归绥路山西北境，将一部分无给养的国民军收容起来，容许他们有时候肃清甘肃全境，为今日冯玉祥归国重整旗鼓向陕西发展的地步。江西经过屡次战争，亦被北伐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最近福建亦被北伐军完全占领。吴佩孚与孙传芳的势力都几乎覆灭了，四川、贵州、浙江均先后明白表示归向国民政府，冯玉祥与国民党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于右任做了国民二三军的总司令，解了自国民二军失败以后即被围的西安城的围，最近已经有兵到河南西境了。在这几月的剧烈战争之间，帝国主义者未尝不千方百计的希图压迫或和缓中国的民族运动，“自由保障会”的“反赤”宣传，英兵舰在广州梧州、汕头、武汉的军事行为与对万县民众的轰击，亚细亚民族大会、关税会议、法权会议，此外尚有一般小走狗张君劢、蒋百里、丁文江、曾琦等之奔走呼号，然而不能丝毫挽救“反赤”运动之末运。现在只剩着一种力量，便是奉系的势力可以为“反赤”的最后的壁垒，他们已经有了安国军的组织；然而他们内部既有奉军（张学良、杨宇霆等）与鲁军（张宗昌、褚玉璞等）的冲突，对外又很不易应付挣扎不肯屈降的直系残余势力，所以亦还不能有什么大的活动。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只不过出兵京绥路追击在山西以北的国民军，以防其有又出南口的危险或利用各种问题逼吴佩孚、孙传芳终于不能不将河南、江苏腾让出来，现在还谈不上他们有什么力量来对付国民政府。

　　总括这一年前后的时局，我们不能不说中国革命势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的进步，一方面固然是由帝国主义与军阀内部之破裂所供献我们的机会，然而一方面不能不说是中国近年民众革命化的成绩。在广东比较自由的地方，制造了许多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军人，在湘、鄂、赣、闽北伐军经行的地方，革命的党部与随军政治工作人员，亦能够唤起民众与革命军队合作的精神；在北方反动势力之下，军阀倒行逆施的行为，使民众认识只有“反赤”运动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尤其是在上海五卅纪念日神圣的租界中的大示威游行，从六月到九月前后二十余万人参加的罢工风潮，上海总工会三次被封的奋斗，与浙江独立失败以后上海的市民暴动，充分的表现出革命的精神，推动了上海的绅士及商业资产阶级，使他们对于政治争斗，亦发生了一点投机的兴趣，形成了最近的自治运动。这一年中，革命同志的牺牲是很大的。北方的白色恐怖，北伐战斗中间的赤血白骨，与被屠杀的粤港罢工纠察队及万县民众，一部血的历史造成今天的世界。然而未来的艰难还是很多的。不要说对于安国军的第二次北伐，即现在北伐军中间一部分将领对于革命观念的动摇，亦要使我们担忧。尤其是在今天民众的觉悟与组织，都还不够做今天由武力与政治手腕夺取过来的革命的地盘的切实基础，我们若不加倍的努力，恐怕将来不能经受反动的一击。我们很希望革命的前途不要很快的便遇见一个很大的从本身发生出来的危险。

　　但是“希望”是没有益的。只有革命同志的努力，只有被压迫民众的觉悟与他们的组织的发展，可以保证革命势力的进步与基础的稳固。我们是时代的桥梁，让我们用我们的精力与热血，继续着我们一般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的工作，我们要将全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渡到“赤”的光明里面去。

　　载《中国青年》第一四八期

　　署名：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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