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恽代英

思想界“反赤”运动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这一年，中国思想界，真是如在狂风暴雨之中；人们不站在“赤化”一方面，便几乎不得不站在“反赤”一方面，彼此相互的厮斗着。

　　我们是不像那些绅士学者们，会相信世界上有所谓“独立思想”这一个东西。我们相信思想都是客观环境反映而成的。去年五卅运动最热烈的时候，已经有上海工部局希图靠《诚言》制造一点“反赤”的思想；但是那时“赤”的潮流正在高涨，所以他们的计谋完全失败了。因为五卅时代“赤”的潮流高涨，产生了上海伟大的工人组织，广州伟大的罢工运动，与中国各地小资产阶级民族精神的苏醒；因此，我们巩固了广州的国民政府，提高了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在民众中间增加了支配的力量。这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研究系、国家主义者恐怖而且忌妒，他们于是给帝国主义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大家合吹合唱起来，将《诚言》式的“反赤”运动变成最时髦的东西。“反赤”运动的成功，造成了北方的恐怖时局；已经将要失败的张作霖、吴佩孚，变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雇用的屠户。国民革命军接受了北方被压迫民众的要求，从广州打到湖北、江西，农民、工人、学生都起来用他们自己的力量与国民革命军合作，使一切反动敌人势力都崩溃了下来。在这时，我们看见“反赤”的壁垒已经大大的动摇，他们已经受了民众势力及一般尚能与民众合作的势力的影响，“反赤”的宣传品又渐渐回复到去年《诚言》的老地位去了。

　　这一年思想界的“反赤运动”，最初是紧接着去年下半年一天天加紧起来的。去年下半年在五卅以后，黄色（改良派）的戴季陶主义便得着了一部分憎恶“赤”的潮流者的同情；奉系与帝国主义勾结反动，压倒了上海总工会，与天津、青岛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工潮，“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醒狮派，亦特别气旺了，这时候，甚至于并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反对章士钊的《甲寅》周刊，亦印行出来。反奉军起，代表最黑暗势力的奉系固然受了打击，然而南方新兴的直系势力，本来与英国帝国主义是一个旧相好，所以始终不肯站在民众的一方面；后来并且因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渐次与奉系妥协，将反奉的战事结束了，转移成为“反赤”的战争，有“赤化”嫌疑的国民军变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的。在这些时候中间，国民党右派有所谓“西山会议”之举行，结果造成了北京、上海等地左右派的大破裂，反动空气得着了膨胀的（机）会；在北京为了陈启修一篇讨论中俄关系的文字，引起了所谓“仇友赤白”的大争论，为了“反赤”的原故，老将梁启超将他极下流的面孔都拿了出来，同时在上海亦有章太炎在国民大学的流氓式的讲演与相辉映。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南满打倒郭松龄的时候，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强盗的行为，“反赤”的人暗暗将“反对日本出兵”的口号，硬要生拉活扯的改为“反对日俄出兵”，并且摭拾了他们自己一派人所造的谣言，说鲍罗廷如何操纵挟制国民党领袖，冯玉祥如何与苏俄私结在蒙古修筑铁路的条约，以为他们反对苏俄的最强有力的理由（？）。

　　政局到今年春季，是一天天更悲观的；因此“反赤”的思想亦便一天天发扬起来。因为中东路俄员不肯为张作霖运兵，张作霖逮捕了局长、站长，苏俄忍让了事，这一点居然被“反赤”大家拿来作宣传“仇俄”的很好的论据。继则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月拉”向《晨报》投稿所说喻森得神经病之经过，与所谓旅俄华侨代表王会卿、彭昭贤的报告，说苏俄如何逮捕爱国华侨金石声、桂丹华等十八人（桂之被捕，彭说在莫斯科，王说在海参崴，已经可谓妙极的了），在北京居然发起了一个反俄援侨大会。到了经过三月十八段祺瑞大屠杀以后，京沪“反赤”大家异口同声的说，“群众的领袖哪里去了？”这一方面表示出他们很可惜这般领袖没有被杀，一方面亦想借此切实离间群众与领袖间的关系，他们痴心妄想以为这可以使一般革命青年，从“赤”的路上走到他们的“黑”的路上去。广州三月二十的事变，喜杀了国民党右派，他们居然打电报嘉奖蒋介石，议论纷纷的大家要襆被到广东做官去；但是，他们的运气亦不甚佳，遇着了一个还不愿意离开民众势力的蒋介石，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缩回头来说一声“晦气”。但是大概的说起来，这时候总算是“反赤”运动的鼎盛时代了！英国国家银行寄来了六十万镑的“反赤”宣传费（《字林西报》说的），旅华外人所组织的专以“抵制过激主义”的自由保障会，引起了中国许多反赤的团体与出版物；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魏邦平、陈炯明、章太炎、冯自由、林森、居正、曾琦、李璜等一干人，都站到“反赤”的一方面，不但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便是那时候的冯玉祥、唐生智、贾德耀、虞洽卿等，凡稍有对帝国主义军阀表示不驯服的人，都是他们这一干人所共同嫉恨的。在国民军退出南口，而广东政局又表现不安宁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高兴极了，“反赤”的军阀亦高兴极了，思想界的“反赤”运动亦便发达极了。便是自命为自由主义的人，亦只敢发表不满意于“赤”的意见，不然便不敢发表意见。

　　在这种时候究竟还是因为民众有一部分力量，国民党领袖知道只有与民众合作，可以保持而且发展他们的事业，所以无论在广东的政局如何动摇不定，终于顺应民众的要求，北伐军出来了。北方军阀的胜利，不但并没有能消灭了国民军；他们内部的纠纷冲突，反加增了他们自己间的困难；而他们的黑暗的统治，使民众又可以细细领略所谓“反赤”的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反赤”已经渐渐不大好说了！从事实上证明，“赤”的表现处处总要比“反赤”的好些。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都很热诚的帮助“赤”军，北伐的前敌将士，奋勇不顾身的杀得一般“反赤”的军阀鬼哭神号，吴佩孚的关圣帝君保佑他平平安安地退到郑州，孙传芳亦从九江一个败仗走到天津去。长江以南几乎完全成了“赤”的天下了；而西北冯玉祥在屡败之余，亦正式宣布了与帝国主义为敌，将他的国民军“赤”到与广东一样的程度。这时候，帝国主义都恐慌起来了，“反赤”运动亦不觉黯然失色，便是《论蒋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的曾琦，虽然到现在不肯认错，然而亦不过如吴佩孚到现在不肯承认打了一个败仗一样，只不过供给人家一点笑话材料罢了！

　　在最近有三件比较可喜的事情，是可以提出来谈一谈的。

　　第一，是胡适之思想的变化。胡适之自从出国经过苏俄到欧洲去，有五封已经公开了的信给他的朋友，表明他多少是有些进步了。他确信苏俄是在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指出许多学者们对于“赤”的问题武断态度的不好，他并且讥笑徐志摩所提出用学理事实等等怀疑苏俄试验之不能成功或不经济的不成理由。这是给那些像徐志摩等一般思想落后的人的当头一棒。自然，胡适之是一个教授，他虽亦可以到“赤”的地方走走，他还要预备在“反赤”军阀势力范围内生活而且享乐的；若不是“赤”的势力已经达到可以保障他一切的安全，他的“独立思想（？）”至多只能为“赤”说这多的公道话，而且还不能不加上“乌托邦”、“慕索里尼的冒险精神”、“反赤化”等等字眼，以表示自己之并非赤化。但是我们看，前三封信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时候，徐志摩的按语千方百计要想抵消他这些意见在思想界的影响；后两封信最近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西谛的按语却表示比胡适之更进步，文学家亦受革命热潮的鼓舞，渐次对于一般参加“赤”的运动的人们，表现出他们的同情与钦佩了。

　　第二，是张君劢态度的改变。武汉被革命军攻下以后，为孙传芳奔走的研究系张君劢，忽然到武汉去考察了三天，回上海后发表了《武汉见闻》，并且广为印售。《武汉见闻》中所述，表示他对于党军之“倾倒”，他甚至于说：“吾人空有救国之志，隐忍偷安不能攘臂而兴，乃令吾政敌之国民党独为其难，吾人于其今日之胜利，惟有同声欢呼……”，虽然他在后面表示了若干不满意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主张，然而这样的态度，总算是研究系对国民党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少有的了。张君劢的这种宣传，对于“反赤”的同志又是一种倒戈的行为，更使民众容易了解“赤”与“反赤”的真相。为什么张君劢要这样做呢？在我看来，这并不只是一个虚伪的礼貌，亦不是要借此表示他们的意见与地位。这完全是研究系看见“赤”的势力一天天太大了，所以要想“赤”的方面给他们一个机会，使能在“反赤”失败以后还可以投到“赤”的主人下面来。研究系向来是以贡献意见请求人家给与机会为他获得政权条件的。他们现在已经感觉“北洋正统”的“反赤”诸帅渐渐到了穷途末路，所以修《武汉见闻》做一个归顺国民党（当然他们又决不肯接受国民党的主义，所以一定要希望国民党特别宽容他们）的降表。研究系十余年的昏梦都打醒了，这亦可见“反赤”思想界真要式微极了。

　　第三，是国家主义青年觉悟的表示。据《醒狮周报》自己说，现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团体总算共有二十七个，另外“未及调查者尚不知凡几”，这已经“调查”的二十七个团体中间，只有少年中国自强会说明了“会员已超过七十余人”，其余人数大概都有点不便于说出来。据“国家主义的叛徒”宋继武君说，他们所发起的所谓“风起云涌之国家主义团体”起舞社（便是上述的第七个团体），会员自成立时开一个会后，早已烟消云散，连那个木戳子今都不知去向，举此以例其余，他们的人数亦不难想象得之了。可是更不幸的，那“越过七十余人”的少年中国自强会偏偏又自行解散了！他们觉悟了“中国在国际方面，已经不由自主的转入了世界革命的漩涡，在国内方面，已经到了反革命派和革命派开始决战的时候。”他们感觉了帝国主义“不无为帝国主义前身的先例”，而且不易为下层被压迫民众所接受，“对于他们失了号召的能力”，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革命前途的障碍”。从国家主义觉悟过来的彭十严君说，他以前完全是“误于自己的成见，误于片面的宣传，误于不深切去研究。”他与其他脱离国家主义关系的人一样，对于联俄、联合共产党两方面，都表现其认识的清楚。“反赤”的宣传已经渐次不能蔽惑青年了。

　　以上三件事，很可以看出思想界变化的倾向。自然我们更用不着说洪水派与一大部分文学周报派，文学家的革命化，现代评论及独立青年派国家主义者的同情革命的倾向，处处都是表示“赤”的胜利。“反赤”运动在今天已经是走到很不幸的路上来了。

　　但“反赤”运动并不曾完全消灭，这是显然的。张作霖还正在努力于他们的最后的反赤壁垒，建设北方军事政治的中心力量；吴佩孚、孙传芳亦还在极力扎挣，希冀能够保持住他们的最后的命运。在另一方面亦是一样的情形。永远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醒狮派，还正在那里用各种方法败坏国民政府的信用，离间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赤大同盟、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起劲，然有时还是要弹一弹旧调子，表示世界上还有他们这般东西。他们的地位现在同帝国主义一样可怜，但是他们只有永远这样顽强的做上去，本来他们的知识思想，根本就不能适合于这个世界。在滑稽的意义上，我实在要说，曾琦与吴佩孚是有同等可以佩服的价值（让我着实恭维他几句，好让他拿去转载在《醒狮周报》上装门面），他最有与众不同的“眼光”，他永远在他自己的想象中间是一个像孙中山一样的首领，虽然在人家看来，不过是江亢虎、康白情之流；我有一点相信，他要像满清末年的保皇党一样，一直送我们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而且在那一天以后，他还会是一个像康有为一般的不三不四的“国宝”。是的，这种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在封建社会还未完全消灭净尽的遗址上面，产生出吴佩孚、曾琦这样一类绝对不随时代进步的人，自然是我们的山川灵气所钟；不过侵略我们的外国人更高兴他们，因为他们不但是远东的古董，而且对于帝国主义所恳切需要的“反赤”运动，还都是最努力能够始终“忠贞如一”的人。

　　然则“反赤”运动便这样一天天走向他们的坟墓中间去了么？这句话太说早了！中国民众一天不得着完全彻底的解放，“反赤”运动总还是会有他们的主顾。我们亦预备着，纵然国民革命有了相当的成功，若是被中国资产阶级得着了领导权，“反赤”这个口号，还是可以成为屠杀无产阶级战士的理由的。不过这还是比较远的事情。我们只要努力保持国民党左派所承认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局面，保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左倾，拥护国民党左派使防止一切右倾的倾向，我们还无需为太远的事情担忧。我们最不能不注意的，倒还是眼前的事情。我们知道，虽然在所谓“赤”的营垒中间，两三年普泛的革命宣传，造成了热烈的革命空气，党的权威，联俄联共的原则，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策，差不多已经成功了，毫无疑议的，便是极反动的人亦不能不相当承认的事情；但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个人的英雄主义的思想，与那些专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道理与成见，决不会因此两三年的宣传便根本扫除干净。尤其是有权力的人，在人家谗谄包围之中，他们脑筋中残留的这种观念，亦许被人家因以为利的煽动，以致在有意无意中做出为“反赤派”拊掌称快的事来。此外，再加以在北伐军发展中间，为军事政治的便利，不能不容纳的许多比较富于投机性的政客武人，他们的色彩本来离“赤”还远得很，谁亦知道如何引进或处置他们是“赤”的前途的惟一重大问题。帝国主义现在还感觉有这一个希望，西山会议派与醒狮派现在亦感觉有这一个希望。

　　只有“赤”的是好的。只看这一回“赤”的北伐军差不多受中外一致的称颂，尤其是“赤”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更为所有一切的人（当然醒狮派与反赤大同盟的人在外）所倾倒，便知道我们要求要有一个“赤”的世界，比那些要求要一个“黄”的“黑”的世界是一万倍的有理由。但是，谁能给我们一个“赤”的世界呢？不是专靠仅仅站在帮助我们地位的第三国际与苏俄，不是专靠仅仅站在领导我们地位的革命领袖，我们一定要民众起来，用自己的觉悟与组织的力量，与革命运动中一切摇动右倾的倾向奋斗，贯彻“赤”的主张。只有民众起来，才能巩固“赤”的胜利，使“反赤派”永远没有扬眉吐气的日子。亲爱的青年，我们要为这努力！

　　倘若“反赤派”的先生们要问我，你说了这么多的“赤”啊“赤”啊！究竟你所谓“赤”是指的什么呢？是指无产阶级专政么？是指国民革命成功么？这我可难于答复你们。我只有回头问你们一句，你们的“反赤”，反的是什么“赤”呢？妈妈虎虎的罢！横竖你们那个工业革命以前的脑筋，永远是闹不清爽的。

　　载《中国青年》第一四八期

　　署名：代英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