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7)|恽代英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7)

　　第七讲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中国一个很伟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几种很复杂的原因：

　　第一件，是日本纱厂的风潮。去年（十四年）一月时，日本的内外棉纱厂大罢工，这个纱厂是一个很大的日本资本事业，在上海、青岛，日本内部，都有他的工厂。他在中国原来只开了一个工厂，因为欧战发生，欧洲棉纱不能运到中国，一面中国工厂发了财，一面日本内外棉纱厂亦由一个工厂，发达到十一个工厂了，在上海一隅，便有八厂之多。日本资本家利用中国工人的穷苦，在平时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并且常常痛打辱骂，一般工人久已感觉得压迫太厉害；前年（十三年）九月，有人[1]在内外棉纱厂附近做工人运动，工人更加觉悟。日本资本家晓得这个情形，就另外养了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叫做“养成工”，预备将来学习成功的时候，就可以开除成年工人，以养成工来补充。此时工人稍有组织，要反对这种办法，所以去年一月，工人与资本家冲突，曾大大的罢工一次。这次罢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棉纱价值很高，生意又异常发达，资本家以为罢工是极不合算的，所以就让步，相当的答复工人要求，承认工会组织，解决了罢工。自从内外棉纱厂罢工胜利后，许多工厂都相继罢工，工人气焰高起来了。日本资本家很不利于这种情形，到去年四月纱市清淡之时，便极力想法破坏以前的条约，随意开除工人，苛待工人，引起工人的愤怒。这时，如照做工人运动有经验的主张，是不可以罢工的。因为以前资本家的让步，固然工人能一致的坚持，尤其是为了棉纱价值高涨，资本家急于要生产棉纱的缘故，现在棉纱市场不佳，罢工是不易胜利的；但一般工人以压迫太厉害了，又以为前次罢工胜利，希望这回可得同样结果，所以他们都要罢工。罢工的时候，日本资本家用手枪打死了工人领袖顾正红，于是群情更加愤激，参与罢工的有四万人，社会上的声援也很热烈，惟日本资本家态度强硬，把工厂关闭，延至一个月的时期，工人因生活关系，不能坚持下去，想找人调停让步，调停的结果，日本资本家不但不允贴偿罢工期内工资，并不承认组织工会，而且运动中国官厅与各国领事施压迫手段，要工人无条件屈服。顾正红的棺材，停在美国人所买的地皮上，美领事压迫迁移。许多工人领袖，看见这种紧张情形，决定开一追悼顾正红大会，以为示威；这个大会，日本纱厂工人全体参加，合学生与各界同情者，人数将近六万人。日本资本家运动了中国官厅派兵压迫，但兵到时，会已开始。他运动英领事帮忙，不许持小旗子在租界上成群结队的赴追悼会；于是上海大学学生拿旗子在租界上，预备到小沙渡参与追悼会，被巡捕房捉了许多人；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也被捕去了许多人。这时已是五月二十日前后，工人五六万，无捐款救济，生活很难维持，学生被捕，亦无法营救，上海的空气，非常沉寂。中国纱厂资本家虽愿意帮助工人，然并非有什么爱国思想，不过希望日本纱厂罢工，中国纱厂的生意便可以发达，可以赚钱；但又怕日本纱厂知道，不敢用钱来实地援助，只是空口说白话的鼓励工人。这样下去，万难维持生活的工人，简直不能不因被压迫而屈服了！

　　第二件事是工部局三条提案。上海的租界，一是公共租界，一是法租界，租界上所有政权，均操在外人之手，中国人在租界上，就等于一个亡国奴。工部局是上海租界的行政机关，管理租界上一切事务；纳税人会是上海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工部局即时有三个提案，要想纳税人会通过。这三个提案，是：

　　（一）印刷附律。外人因为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很热烈，想要禁止各种宣传，所以限定一切印刷品，均须经过工部局的审查，才准付印。所谓印刷品，包括了报章、书籍、杂志、传单、广告等等，甚至油印品都包括在内，如果不经工部局审定，便要罚款。他用这个方法来钳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手段非常厉害。

　　（二）增加码头捐。码头捐这个东西，是中国人纳给外国人的捐款，现在工部局以为太少，应增加若干，加重商人的负担。

　　（三）交易所注册。交易所无论外国人办也好，中国人办也好，本来都应纳费到中国政府来注册立案。现在外国交易所，不但不在中国政府注册，工部局反要规定中国交易所到外国工部局去注册。

　　这三个案子，于商人大不利。比方印刷附律规定了，不独我们宣传上有很大的妨碍，就是商务印书馆出一本书，纵然印刷好了，如受其干涉，就不能发行，这是多么麻烦呢？至增加码头捐与交易所注册更不必说是无理的苛索。所以工部局在前年提出这三案的时候，上海商人便反对得很剧烈。当时纳税人会的到会人数不足，没有通过。去年四月间，工部局又提出来，商人在报上大登广告，极端反对，纳税人会亦有许多人不到会，案子仍未成立。到了五月底，工部局又坚决的要在六月二日开会通过，所以亦引起了许多商人的反抗。

　　这两件事，可说是五卅运动的动机，在五月二十以后，有人提出只有一个暴动，才可以给凶横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那时全国的民气很高涨，山西一省，有一万多学生包围阎锡山的运动，各地农民蜂起，全国都表现不安的样子。上海虽在表面上是很沉寂的，而大部分感情上均甚激烈。由五月底至六月初的中间，是一个顶好暴动的时候，因为那时上海工人，正已走到没有路走了。上海的商人为了要在六月二日以前，给工部局一个示威，都希望发生一个暴动。学生联合会决定了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要做一个大运动，是很难的。其实这种见解错了。二十九日有些学生偕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想去激动学生群众。当时有许多学校是不容易进去的，幸而有好多学校都有国民党的区分部，介绍宣传的学生、工人到校内演讲。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三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大[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除了上述表面的原因外，五卅运动有他的根本的原因。其根本的原因，大概有四个：

　　第一，五卅运动，不仅为日本纱厂风潮与工部局提案而发生，帝国主义者八十多年来的压迫，实为其根本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不平等条约，是束缚中国人，剥削中国人的工具，为什么日本资本家能够杀中国工人呢？因为日本人能够在中国开纱厂，因为有马关条约给日本人以这种权利。为什么工部局能够压迫商人呢？因为上海租界上的政权，完全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能说话，中国商人想到这里，便不能不感觉十分痛苦。八十多年来的压迫，积至五卅这一天，遂爆发起来。

　　第二，革命宣传渐普及，亦是一种根本原因。最近几年，各种宣传的出版物很多，到处都有编印分卖的。这种出版物，虽然很多很平常，很幼稚，但宣传的功效，是很大的。这里这样说，要实行国民革命，求中国人民自由平等，那里那样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自然许多人脑子里，都受了影响。国民党改组以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特别注意，前年上半年，汪精卫、胡汉民诸先生在上海许多学校里演讲，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国民革命的主义，学生很受感动。在群众大会中，对一般反动的宣传，……[2]能给他们一个详细的批驳，更有更大的影响。五卅运动所以从上海起来，而影响到各乡村和各城市的民众，尤其是青年，引起此伟大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第三，民众组织的发展，亦是五卅运动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最近几年内，民众渐渐起来组织了！工人的工会，学生的学生会，都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农人的农民协会，商人的商会，亦各有组织。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发生，所以民众的组织，关系也非常重要。

　　第四，革命党的发展，更是五卅运动的一个最大的原动力。五卅运动主动活动的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党的同志，这些人在工作上，因为有了党，可以彼此协调帮助。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很散漫，所以一个党的内部，各做各的，没有几个人肯一致动作。自国民党改组以后，虽不能算顶好，然组织上、纪律上，均比较的很有进步。因此，所以五卅运动能够发生。但可惜革命党的发展程度，还很有限，所以五卅运动的结果，亦只能做到这一步。

　　到五月三十日这一天，原定计划，要各校学生到租界上来讲演。但只说到租界上讲演，租界地面很大，没有指出集中的地方，所以虽然出来了三千多人，都是散漫的；又因定于午后一时为出发的时期，而传话的人有些错误，使一些人在上午九时便出来，没有守一定的时间，这都是没有经验，所以弄出许多缺点。先出来的人，在茶馆里空等了半天。此时，国民党的内部，有人还觉得害怕，他以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不敢拿他们的党部为指挥机关，所以上海学生会便成了指挥机关了。午后出来的学生很多，有些聚集在最热闹的地方，如先施公司等处，扬旗高呼讲演，起初外人也不大干涉，后来闹得太利害了，外人觉得这样下去，八十多年的威信，都要扫地以尽了，遂决意要压迫这些学生。刚刚因为学生觉得不集中起来，不能威吓外人，逐渐集中于大马路一带的时候，巡捕捉了许多学生去了，一般学生说要捉大家都去，于是都跟着巡捕走；一般商店伙友见了，亦鼓噪起来，大家都闹到老闸巡捕房去了。许多人这样环集在巡捕房门口，巡捕房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将被捉学生一并放出，一是开枪轰击这些人；如果将捉了的人又放出来，帝国主义决不会这样示弱的。所以巡捕房看见环集的人太多，就开起枪来，打死打伤了许多人，这样一来，真是一不干、二不休，明天必再来，须有更大的示威才好。但有些人怀疑，学生是不是还肯出来呢？学生联合会以为让帝国主义者打死许多人，就这样了事，是最羞辱不过的，于是决定计划，要上海所有的学生，在明天都出来，并在通告中特别声明，要群众集中在大马路宣传，如果帝国主义来干涉，就由大马路往二马路退让，但总不要解散，而且一定要仍旧回到大马路讲演；同时派许多人到商店里去宣传。五月三十日的晚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开会，并请学生代表报告情形，学生代表的报告是非常激烈的，商人亦决定帮助学生，但怎样帮助，还没有办法。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一般小商人的组织，小商人比大商人的革命性——反帝国主义性要强些，但虽有反帝国主义之心，却是很害怕的；他们以为罢市的事，一定要经过总商会的通过下命令，他们希望工人先罢工，然后他们再行罢市。到了第二天，落了些小雨，学生出来的还是很多，大家集合在大马路，但究竟有些胆怯，很少人敢讲演，他们有些到商店里去宣传，店员要罢市，店主还是狐疑不决，总说要等总商会的命令。到了下午四时，学生群至总商会，要总商会命令罢市，当时谣言很多，不是说这里巡捕又捉了人，便是说那里帝国主义者又枪杀了人，群众愤激得发狂起来，总商会亦不得不答应罢市。这时国民党党部亦打了一个电报到各省，说上海发生惨案后，已经是学生大罢课，工人大罢工，商人大罢市。三十一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紧张，一个警察对车夫说：“你不要拖外国人哪，如果拖了外国人我就要罚你。”法租界有一外国人从黄包车里跳出来，预备上电车，因为给车夫力钱太少，车夫追索，一个中国巡捕又对车夫说：将那外国人推下来，他们是什么东西！保卫队表示亦很热烈，公共租界中国巡捕都要罢岗反抗。各地工会、学生会都组织了起来。那时印了五六十万张传单分别告工人、兵士、警察，于是全上海人都哄动起来了，这时可见宣传的效力是很大的。那一天，上海的民众几乎暴动了起来，经学生会劝止，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有些学校原来是反动学生所把持，反对学生联合会的，自五卅的事件发生，学生群众都要求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自动的起来反对这些反动领袖。反动领袖说，这个事情，是国民党包办的，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上他们的当，群众一点不相信，反骂他们是有意捣乱。上海国民党内部，纪律不甚严密，有些党员不肯服从党的指挥，他们因为自己想在学生联合会当会长，做主任或科长，主张要改组学生联合会，好给他们有出头的机会。学生会中真正能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学生会要派人到学校里去宣传，学生会内部，就没有人办事，学生会各方面稍为顾到了，工会又感觉没人办事了。另一方面则右倾的分子，非常捣乱，他们除了说国民党包办，共产党有阴谋以外，另外还有孤军社的人，在六月一日，发了一种传单，是一篇《告国人》的文章，印刷得很多，满街粘贴；他们的意思，是主张什么“不合作”，劝民众不要乱闹，要学印度那位甘地的办法，讲经济绝交，不买外货，不坐外国轮船等……还有江亢虎主张就事论事，不要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只就巡捕房打死人这回事，与之交涉，要缩小范围，才能得到结果。又有陈霆锐说，这事不消乱闹，把范围弄大了，一定要依法律解决，向法庭起诉，才有结果。一般学生虽然受了一点革命的宣传，现在听了这般糊涂的论调，也觉得以前提的口号太高，恐怕不能做到，没有结果；他们至少也主张不要说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只好专对英、日，不要得罪了美、德及其他各国。有些国民党员不但自己不能宣传人家，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他们反被人家宣传了，跟着人家乱讲。这时革命的宣传力甚少，反动的宣传很利害，党已不能有灵敏的指挥，党员又不能完全守纪律，这种工作的困难与缺点，发生了许多不好的结果。幸而此时有些国民党员与反动分子究竟联合不起来。他们感觉党团会议之必要，成立了党团的组织。国民党员在学生会中虽没有很强有力的领袖，但有了党团的作用还可以领导许多学生，拉拢中立分子，与反动势力奋斗。工会方面有三十余万工人罢工，但要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则感觉缺少人才，且没有工人运动的经验，国民党员亦不常听见政治报告，因之就不明了各方情形，不晓得怎样决定他们的工作方法，他们去演讲，亦不能动人听闻。后来外面商量好了，对帝国主义提出十七条要求，如收回会审官厅，赔偿罢工工人损失，不许外人越界筑路等等，这已得工会学生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之赞成，但总商会不表赞成，只允站在从中调停的地位。那时学生、工人、小商人是一致的，组织了工商学联合会，只有总商会不肯与他们合作。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这几天，帝国主义者常有击杀中国人的事发生，一般人非常愤激。孙传芳亦打一个电报，大意要学生努力，他愿以武力为后盾；张学良也打一个电报，并汇洋两千元捐与学生会。过几天，张学良亲自带兵来了，租界上本是不许中国军队通过的，张作霖的兵却都通过了租界，一般学生很高兴，以为收回租界是有希望的事了！其实张学良一方对学生表示好意，一方却正和英国办交涉，以图妥协。有一次，学生会派代表见张学良，他很客气的说：“你们是爱国的。我当学生时也很热烈的参加爱国运动，不过现在地位不同了，不能像你们一样了！”学生代表听了张学良的话，喜欢得了不得，我告诉他们说，张学良的话是不错的，他现在地位不同了，他现在到底站在什么地位呢？是站在帝国主义走狗的地位，所以他不但不能帮助学生爱国，而且有一天还要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他们觉得我这些话太过分了，但是没有好久，张学良的鬼面孔便揭穿了，学生会再派代表去见他，他就说：“不要乱闹，我自有办法了！”这时候，岳维峻、段祺瑞、冯玉祥，通同打电报，汇捐款；但除了冯玉祥真有点民族思想以外，其余都是假的，（没）有作用的。那时奉系压迫他们正是十分厉害，所以他们要提高对外空气，使奉系不致还在此压迫他们，决不是真正有什么爱国的意思。所以段祺瑞派了一个人到上海来调查，民众很想请他出来讲几句话，他不但不敢出来，反住在租界内，以英国巡捕守卫。那时总商会既不赞成原来的十七条，他们以为太高，恐怕做不到，而且怕伤了外国人的感情，于是自己修改做十三条，好像对外人表示减价的样子，其实原提十七条，固然做不到，你就减低一点，又能够做得到吗？学生方面也发生了不好的表现，因为学生家中的父母，非常害怕他们子弟在外面遇了危险，就纷纷来信，假说父亲母亲病重垂危，要他们赶快回去，六一、六二、六三，这几天，学生是很勇猛的，到了以后，有些亦害怕起来，于是趁此就跑回去了。在五卅运动中，帝国主义者想了一个方法，出一种《诚言》报，造许多谣言，欺骗中国人，但没有什么效果。然而到了三个礼拜以后，商人罢市既久，发生了一个开市的问题，以为长久罢市还是自己的损失，所以提出缩短战线的口号来，并且说罢工要款项来接济，才能维持，不如商人开市，收一部分利润来援助工人；这般论调，自然容易鼓动一般生性比较妥协的人。那时罢市的只是限于公共租界，本来法租界与中国界的商人，都有决定罢市的，但一些不明白的人，乃至学生会代表，以为不要得罪法国或中国官厅，劝他们不要罢市，不知法租界与中国界能罢市，尚可引起法国及中国官厅与英国的交涉，他们自动要罢市，何必反去劝止呢？我们是主张继续罢市的，以为开市并非缩短战线，而是减少我们的势力，解散一部分我们的队伍。但事实上已有大部分商人要开市，想再延长几天，亦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结果遂宣布开市。但开市有两个条件：一是禁止买卖英货，一是接济罢工工人，要商人登报表明。但后来虽学生查货甚严，商人因而不买卖英货，至接济罢工工人一句话，则完全是空谈。开市以后，又发生开工的问题，有一般人主张专力对英，所以说罢工要有范围，于是他们硬要日本工厂工人复工；等到日厂工人复工了，英国工厂工人亦动摇起来，也慢慢地开了工了。学校里的学生，已有一部分回家，许多教职员也劝学生回家，在他们脑子里，以为让他们在上海闹坏学风，是不好的，所以特别准假，或提前放假，于是结果，剩了少数学生会的代表，他们只可代表自己，不能代表群众了。这样一来，各项运动，既没有学生参加，商人又被煽惑退后，仅仅剩下许多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可是，工人生活困难，各方捐款不能接济，买办阶级与军阀勾结，起来压迫他们；一般反动学者，也极力宣传不利于他们的论调，应付他们是很困难的。到后来五卅运动，只剩下一件事，就是与英国经济绝交。一般学生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来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账、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张学良既与英国妥协了，便解散了上海总工会，开始向民众进攻，原来醒狮社、孤军社、民铎社等组织一个《公理日报》，内有国民党员参加，后来主持该报之权，归到国民党员手中，曾琦等便宁告退，为拆台之计。又有些共产党员组织了《热血日报》，有些国民党员组织了《民族报》，但因帝国主义军阀压迫日甚，都继续停了版。在全国说，开始大家都热烈的做救国运动，到后来，都渐渐的沉寂下去了！五卅运动所得的结果，有好的坏的两方面，先说好的方面可以指出两点：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智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已有八十多年，中国人受压迫惯了。而且庚子之役，对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人，又曾经加了无情的惩戒，所以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不独不敢反对，还要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话，以为自己安心忍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解嘲语。就是革命党，也是一样的懦弱心理，同盟会党纲第六条，还要说要求列强帮助中国革命这样不通的话；辛亥时亦最注意保护外国人，尊重外国人条约，简直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差不多！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不过呢，仍然还有不少误解的地方，有些人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见了外国人就要反对，又如国家主义派不肯说反对帝国主义，要外抗强权，这都是不对的。但总而言之，今天再有人说要保护外国人和尊重外国条约什么，都知道他是反动派了。

　　（二）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反奉战争发生，直系孙传芳痛骂张作霖压迫民众与摧残爱国运动，亦是表面的接近民众，利用民众去打击张作霖，若是没有民众力量，他们不会这样做的。后来国民军同情反奉，郭松龄发生倒戈的事情，亦是民众力量暗示的结果，可惜郭松龄为帝国主义所败，民众的革命潮流亦渐渐低落，现在国民军也失败了！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固然由于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而国民军内部不肯显然站在民众一方面，亦其实主因；比方冯玉祥不肯表明态度，二军与民众，反有恶感，当然是他们失败的结果。但五卅运动后，民众已在政治上成功了一部分的力量了。

　　再说坏的方面亦有一点，便是过早的促成了阶级之分化。阶级分化，是五卅运动一个最大的影响。那时学生回家了，商人软化了，只留下工人孤军奋斗，孤军社、醒狮社、民铎社讲的和平理想，与江亢虎主张的缩小范围，丁文江的主张唱低调，戴季陶主张的单独对英，影响很大。学生本来多是专于读书，不肯参加实际运动，即参加各种运动，亦是爱出风头的。他们每每因嫉妒反对作工作的革命党员的原故，跑到孤军社等一般人那边去，大商人、工人、学生、小商人各为其利益，惹起了感情的冲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乘机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共产派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也许不免有些左倾幼稚的地方，于是各阶级的分化很利害，结果，资产阶级有好些都离开了工人，附和帝国主义或买办阶级所唱的反赤论调，造成了一个反动的潮流，直至北伐胜利，这种反动潮流始被民众革命潮流所压倒。最后我们要说，五卅运动所得的教训，我们可以分三点讲。

　　（一）革命不要看得太容易，也不要看得太难了，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但是因为五卅以前，革命的宣传和组织，都还不见得很好，所以亦只能够唤起一个这样大的运动，并且只能做到这一步田地；如果将来能够有更进步的组织和宣传，一定收效可以更大的！国民党那时在上海学生、工人中，有区分部的组织，但上海八十几个学校，仅有二十几个学校有区分部，这可以表现组织力的薄弱；党内的宣传品，刺激性亦太少，并且只散布了一二十万份三民主义，在四万万人中，共产党对于宣传虽比较努力，亦还不能达到深入农工学生群众的目的。这可以表现宣传力的薄弱。然而这样的组织宣传的力量，居然唤起了两百万人的五卅运动，虽不久为反动势力压迫而消沉下去了，这亦很可以使我们今后注意对于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更要加上一番特别的努力才好。

　　（二）在革命运动中，群众容易发生左右派的空想，这种空想，于革命运动的影响甚大，若非很好的宣传工作，随时打破这种空想，每每使到这种运动走入错误的道路，以至于失败。在五卅运动中，发生左右派的空想甚多，大略可举五项：

　　A，和平解决说。如果能够和平解决，固然很好的，但上海杀了人，汉口、广州等处都杀了人，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与中国人讲点公理，你尽管说和平解决，谁替你来和平解决呢？

　　B，法律解决说。法律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拿来压人民的工具，比方租界上的法律，就不准去游行演讲，五卅在租界上游行演讲，便是犯法的，要靠法律解决，帝国主义者先便要办我们犯法的罢了。

　　C，外交手段解决说。北京派来的外交官，住在租界上，不肯出来，这已可见中国的外交程度。靠这种人办外交，能够解决什么事呢？调查的结果，没有在上海公布，后来法国调查员才拿调查结果公布出来，是说英国人不对，英国不肯承认，他们是这样不讲公理，还讲什么外交呢？

　　D，联络帝国主义打倒司法解决帝国主义说[3]。这个主张，就是要联络日、美、法、意等国，专一对付英国，但是五卅的时候，美国占据了上海大学，意大利在上海亦故意杀人，他们与英国帝国主义有什么分别？我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反可以使其他帝国主义站开，不敢与英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专说反对英（帝）国主义，则美、日等国反可以大胆的压迫中国，所以他们反转帮助英国来压迫中国了。

　　E，经济绝交说。这是孤军社和国家主义派的主张，就是要不买英货，不要工人替英厂做工，在经济上，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自然经济绝交并非全无用，但这种作用总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因为关税问题不解决，中国工业不发达，当真经济绝交，不但是工人总在工厂中做工，不能维持生活，而且事实上中国已然需要许多工业品，经济绝交，迟早总是维持不住的。所以从前与日本经济绝交，完全没有结果，现在专想靠经济绝交来对付英国帝国主义，这是何等靠不住呢？

　　再说左的空想，也有三项：

　　A，暗杀外人说。他们以为外国人杀了我国的人，我们也便可以杀外国人；他们说，我们天天开会游行讲演，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用手枪炸弹去杀工部局的外国人最好。我们虽不绝对反对暗杀，但暗杀只可为两军对垒交战时一种手段，如果没有预备交战，仅仅想暗杀一二个外国人，不但是没有什么作用，而且还会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一般商人，最怕杀了外国人，恐怕像这样便会惹出大祸，学生亦有许多不赞成这样办的，倘若当真杀了外国人，五卅运动更失败的快了！有些人因为朝鲜出了一个暗杀的烈士安重根，每每引为美谈，其实安重根虽然暗杀了日本的伊藤博文，但是朝鲜还是亡国，可想见没有组织的民众，专靠暗杀手段，是不会成功什么事情的。

　　B，练学生军说。他们以为要学生军是预备与外国宣战，学生军是不是能够打仗是一个问题。要说练军队打仗，中国的兵很多，为什么不可以打仗？还要练学生军呢？若是养兵不能打仗，又有什么把握可以说学生军便可以打仗呢？而且既说练学生军便是将学生关起门来训练，使许多能够做民众中宣传工作的人都关到学校里去，那么，外面的民众，反转来一点也不懂得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了！

　　C，对英宣战说。这种主张的人，以为我们对英国帝国主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所以他们要与英国背城借一。对英宣战，如果只是为一种空气的作用，自然是可以的，若真是梦想要与英国宣战，到底叫谁去战呢？假令我们要冯玉祥去战，张作霖会在后面打冯玉祥，又怎样办呢？

　　以上各派的空想，都是妨碍革命，叫人家认不清正当的工作是什么的，我们的真正的工作，在于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注意这一点，无论是右倾或左倾，都是不好的。

　　（三）各阶级革命性，在五卅运动中，完全的表现出来。那时张学良在上海与英国勾结，加民众以压迫的手段；总商会修正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要居于调停的地位，这可见军阀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不过张学良等以前他打过电报并汇了捐款，总商会也提出了自己的十三条来装饰面子，所以虽然他们是反革命的，只要有革命民众监督，亦是不敢绝对反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小商人比较能革命，但他们没有组织力，如革命潮流低落时，小商人就跑到大商人一边去了。学生在平时是很散漫而且要闹意见的，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时候，就一致起来，不管什么国民党“包办”亦好，什么共产党阴谋亦好，他们总是拥护学生会，纵然有少数反革命领袖造谣，也不会有用的；但是，学生终究喜出风头，他们这种热度也不能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们若没有好的组织，尤其是若没有党来领导他们，便很容易弄糟，工人是比较学生好些的，我不是说工人道德和知识比学生好，只是工人的生活困苦，所以他们自然要起来革命，虽然亦有少数工人，和学生犯同样的毛病，但大多数工人都是诚实的，直率的，很守纪律的。在五卅运动中，开始有许多学生，到后来各种游行运动，满目所见的都是工人，可见工人在革命中的力量。有人说要知识阶级领导工人革命，这亦许是对的，但是，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出来领导工人革命呢？坐在屋里怕危险，怕困难，而且像梁启超、张季直、《申报》主笔、《时事新报》主笔，这些学者，他们做的文章，总是说学生工人胡闹，他们这些人也会来领导工人革命么！外国人很高兴中国有这些学者，谓他们是高等华人，我们也尽可让他们去当高等华人，因为普通人都不好像他们一样，若是都像他们一样，中国真要灭种亡国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特别注重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但是亦要尽力与大商人、大学者结成联合战线；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认清楚那种力量是靠得住的，那种力量是靠不住的，一方面要拉拢靠不住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帮助革命，不要妨碍破坏革命。

　　上述的经验，在以后比五卅更大的运动中，是很可以作工作上的参考资料的。五卅惨案至今日尚未解决，恐怕是不能解决的，帝国主义者很想以七万五千元来解决此案，我们不肯承认的，为什么不肯承认呢？我们要留着五卅这个纪念，靠着每年的五卅纪念，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悟起来，才能争得我们的最后的胜利。那时候，不平等条约可以废除，租界可以收回，中国人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这比七万五千元，强得多了！我们的同志，要准备第二个更大的五卅运动的工作，一直做到中国全民族解放，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致努力！

　　广州国光书店1927年3月初版单行本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据1926年5月恽代英在广州所作《五卅运动》讲演记录稿，此处“有人”原为“我们的同志”。

　　[2]略有删节。

　　[3]据1926年5月恽代英所作《五卅运动》讲演记录稿，此处“司法解决”为“打倒一个”。

　　(1)本文是恽代英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所作的讲演，当年曾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印行，第七讲还曾以《五卅运动》为书名出版过小册子，由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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