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青年指导者的悲观|恽代英

对于青年指导者的悲观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

　　代英，楚女：现在中国的现况，真有些使人悲观！说军阀政客，最可痛，是现在一般自命为青年之指导者的，也在那儿作无味的争！固然人思想上的争斗，我是不反对的；但是，我以为至少也要有个条件——尤其是现在底中国的青年们。就是说我们现在既都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至少必先认清我们公同的敌人，打倒我们了公同敌人以后，我们有什么意见，慢慢说也不晚呵！如像说共产党国民党的要“打倒帝国主义”，国家主义要“外抗强权”，我们无论把哪一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国家主义者拉出来，教他们把他们所谓的“强权”“帝国主义者”指给我们看，我想英日法美……总出不了他们共同的圈子罢？那末我们就应该连[联]合起来，打倒我们所谓“强权”“帝国主义”。到此地我就不懂国家主义者反对国民党采取共产党的一句话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是什么理由？他们（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强权”若不是共产党人所谓的“帝国主义者”，那他们所指的“强权”恐怕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产生罢？若说是同的，刑[那]末一个“抗”一个“打”正好呵！为什么他们共同的敌人，还没有“抗”下去，“打”下去，他们两个先“抗”起来，“打”起来了呢？国家主义者对我们说，他们与共产党绝对相水火的，我就有点疑惑了；近世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好坏的东西。那末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也逃不出这个公例。就是说国家主义并不是绝对的天经地义、共产主义也不是绝对的洪水猛兽！但是我们看国家主义为要反对共产党，好像说共产党说的一切，都应反对的。他不但要反对共产党的生产机关公有，并反对共产党的阶级争斗，并且连共产党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都要反对，这太神奇了！若说共产党作的一切动作，国家主义者都要反对，那末共产党人天天吃饭，不知国家主义者亦反对吃饭不？唉！同是反对基督教，国家主义者偏要说共产党反对的不对——至少也要说是看他们的样儿。同是要打倒侵略我们和压迫世界各弱小民族的列强，国家主义者偏要来反对共产党的“打倒帝国主义”，这真令人难以索解啊！

　　我们随便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宗旨的《醒狮》报，拿来一看，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提倡除共产党抗共产党的！说的[得]共产党真好像是些红眉毛绿眼睛吃人的妖精一样！英国人都杀到上海来了，他们偏偏出了一期“抗俄特号”（？）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不懂！

　　我的朋友中，也有国家主义者，也有共产党人，他们每一谈起来，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好坏？”“生产机关公有私有的利弊”争个不休，但是“我们想个什么方法来救救现在的中国？”一类问题，他们倒狠[很]少谈到，他们长长[常常]争吵得不得下台的时候，我总这样劝他们几句：“算了罢，共产党的‘阶级专政’‘生产机关公有’的时期，在我们中国还远哩！帝国主义和你们（指国家主义的朋友）所谓的强权，我们确是受不住了，请你们都把千里镜取了，看看自己的身旁罢！……”我以为我这是最公平的话了，但是国家主义者的朋友，偏偏要睁起眼睛向我说：“你现在也有一致‘赤化’了！”我真不知怎样好？请先生们有以教我。

　　现在的国民党又有共产（？）与反共产（？）之争！真使人头闷，长长[常常]有人骂谁是“近视眼”我以为这是骂没知识的，但是这些所谓有知识的却不觉的得了“远视眼”了！真有远足察秋毫与近不见舆薪之感！

　　现在自命为革命领袖，青年指导者，都是这样不过，怎不教人痛哭呢？！

　　还有几个学者（？）我也不懂！周佛海先生是一位什么人，我始终不知道！我从前常读他许多论文，觉得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有一篇“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大半载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的罢！）以后也常常读他的论文，总是论社会主义一类文字。以后我又知他在广东大学当教授。但是我近来在《觉悟》上读了一篇《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下边也是周佛海的名字，并且他也说他是广大的教授。我深深疑惑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若硬要说只有一个周佛海，我真真有点不信？你们能替我解决这个疑问吗？

　　何挺颖（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挺颖：你这一封信很可以代表一个无党青年对于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右派的见解。不过你以为共产党实现其主张之时尚远，因而似乎认为今日与人争辩共产主义之理论与策略，不免亦有远视眼之病，在我们看来这个意见是不甚正确的。共产党是认定要求农工之彻底解放的，他认定非发展无产阶级势力以至于夺得资产阶级的政权，不能消灭压迫工农之地主资本家。共产党知道在帝国主义军阀压迫之下，农工之彻底解放是谈不上的；联合各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力量以从事国民革命，这是求农工彻底解放之第一步——眼前必要的一步。但共产党的国民革命工作，是要在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奋斗中发展无产阶级的势力，使帝国主义军阀的政权不至于将来又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去，以妨害农工之彻底解放。共产党是不肯让一切妨害农工彻底解放运动之思想及事实自由发展的，他并不因为从事第一步的工作——国民革命，反把他们为什么从事这一步工作的意思（彻底解放工农阶级），丢掉了。归结起来说，共产党看眼前国民革命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但他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之理论与策略；换一方面说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的工作是不肯丝毫放松的，但他同时很注意于眼前国民革命的工作。我们只看他一面极力宣传共产主义，一方面又能应付每个眼前的政治问题，便可知他既不是近视眼，亦不是远视眼，这是与国家主义者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国家主义者不注意求农工阶级彻底之解放，他们还在否认中国有地主资本家，还在否认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有压迫工农的事情；同时他们又忽略或有意避开眼面前的各种政治争斗，内则国贼不除，外则强权不抗，藉着反共产三字争个不休，把怎样救现在的中国反置之度外，我们视国家主义者的什么“国家主义”，完全是骗人的，他们绝无益于中国的革命，他们反要妨害中国的革命——不但妨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妨害中国眼前的国民革命工作，我们反对国家主义，是为中国革命不容已的。

　　我们虽反对国家主义，然而在他们还抱着国家主义招牌的时候，若当真很难得的有抗强权除国贼的事，我们还是愿意与他们合作。但他们反对共产党，则在共产党没有丢掉共产主义工作的时候，无论什么共产党所号召的“抗强权”“除国贼”的活动，他们都是一概不肯参加的。共产主义不应是那样要深恶痛嫉的东西；为什么自己既不抗强权除国贼，又这样讨厌共产党人的“抗强权”“除国贼”的举动。这种人亦配称为青年指导者么？我们要揭破他们虚伪的黑幕，让一般青年厌恶离开他们。

　　至于周佛海先生呢！当然只是那一个周佛海先生。他是由共产主义的队伍中堕落下去了，亦许是他现在必须有以别于最取憎于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的共产党人罢！我只祝周佛海先生前途珍重，不要将来索性做成一个马超俊式劳动运动的理论家，更令纯洁的青年读了他从前的文章，而为他痛哭呢！

　　其实用不着“痛哭”些什么！这种青年指导者自甘堕落，谁能救得了他？让他去罢！死者不可复生，不要哭坏了活人的身体，他们死了，正要靠你们努力，将来你们还要担当大事呢！

　　记者

　　载《中国青年》第一〇八期

　　(1)本文是恽代英、萧楚女与读者何挺颖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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