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的推测与我们的责任|恽代英

时局的推测与我们的责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现在最令我们注意的：一是北方政局的变化，一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这两件事在我们应当有很合当的应付的策略，因为都是对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有很大的影响的。

　　北方政局的变化，完全是全国民众反奉的影响所促成，这已经使数年来虎踞东北的反动军阀张作霖的势力根本崩坏了。无论郭松龄李景材的态度是如何的摇动，他们一定造不出一个像从前一样的奉系反动的力量。南满日本的势力，多少要受一些打击的；北京的政权，冯玉祥占了优势。就郭松龄的通电观之，他亦许能一反张作霖以前之所为，若此时国民运动能有相当的发展，亦许更能保证他不至于又走到反动的方面去。奉系的军阀，此后亦不能很容易的联合起来，与比较进步的国民军的势力相抗，所以亦总不至于像以前显然与民众为仇。北方国民运动的工作，是比较可以乐观的。

　　孙传芳的发展，或将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国民第二军中的右派，亦许要与左派分子分裂，而与孙传芳相提携。然而他们是不会有什么雄厚的势力的。以孙传芳的实力，对于福建浙江已不过只能有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苏皖本省的军队更不会能够很自然的贴伏于他的铁蹄之下。方本仁及国民二军中的右派纵与他有一种互相利用的勾结，然而这种勾结是不会有很大作用的。至于吴佩孚在湖北，已经与萧耀南相持不下，他自己无实力而又为各方所忌，终于只有下台而已。

　　在这种情形之下，民众势力所促成的北方军阀的分化，消灭了最反动的奉系，使此外比较反动的军阀又均散漫不容易团结起来；同时，国民第一军及二三军左派得着了发展的机会，他们一定还可以吸收若干因利害冲突而左倾的军队，在北方造成一种比较进步的政局，以发展民众之组织而提高其觉悟程度。不过我们还是知道冯玉祥等不是很富于革命性很有政治脑筋的人，他们的狡猾与投机，很容易使他们与帝国主义及其他恶势力相妥协，或采用各种掩耳盗铃的改良政策，收买一部分上层阶级的欢心，实际上对于贫苦农工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或甚至为要讨好于帝国主义与其他恶势力，仍旧不免于做出反动的事情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当趁这个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比较顺利的时机，更努力于革命的宣传及组织，号召群众运动，表示出人民的有力的主张。我们要积极的进行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处处与反动的乃至改良派的势力奋斗，以推进中国的时局，使冯玉祥等不容易走到改良或反动的路上来。

　　自然，局部的、一时的、极反动的压迫，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要提防的；但我们一定要不屈不挠的一步一步领着群众向前面奋斗。我们要同每一个反动势力血战，以激动被压迫民众，而提高革命的空气。这样，我们在最短期间，一定可以更鼓励有主义能殊死奋斗的革命军，逐渐打倒这些无主义而离心离德的强盗式军队，像我们在广州扫除一切反动势力一样。

　　最近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是怯懦空想的戴季陶派与一般失意政客勾结一般无聊反革命分子所唱的把戏，他们不满意于广州国民政府最近的一切革命行动，意图摇动国民政府或分裂国民党。他们将作如何的归宿呢？他们决不能损害国民政府之一丝一毫，这只足以促进国民党左派党员肃清反动分子之决心而已。戴季陶派与那些失意政客反革命分子彼此都是同床异梦的，他们中间一定有些人还不愿把什么党的问题妨害了他们个人的活动，所以便对国民政府亦未必肯决绝的断绝关系，而且那些反动分子老实不客气的意见，与戴季陶等还要假装一副“孙文主义”面孔的人，又一定是凿枘不相容的。我们可以断言，他们一天离了革命的队伍，亦不过再造一个“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或再多几个像李根源孙洪伊等无聊的政客在直系与国民军右派中间穿插来往，为报纸上造两条无意义的新闻而已。不过，在现在国民党右派活跃的时期，我们却不可忽视，我们一定要指明右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与行为，摇动广州国民政府，这不但是国民党的罪人，而且是全中国的罪人。我们在现在这种时局中，正应极力扩大国民党，引导每个国民党员拥护国民政府，而且参加实际的革命的工作。我们应当用全力打击此等右派的反动行为，务使国民党群众不至于受他们的影响。

　　我们要揭破一切戴着“孙文主义”假面具而实际背叛中山先生的人，使他们不能破坏中国革命势力之统一，以耽误我们眼前的重要工作。

　　载《中国青年》第一〇四期

　　署名：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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