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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际与民族解放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英:我现在有二个疑问:(一)现在自命为国民党正统派的戴季陶,主张什么民族国际,他的意义与作用,当然不问皆知;不过我觉得,第三国际实含有民族国际的意义,既是有这种意义,为什么不同农民国际职工国际一样的标明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主张第三国际实有组织民族国际的必要。但我的朋友驳我说:——“主张民族解放不过是我们的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我们的目的。”我对他的理由,完全同意,不过我又发生了一个疑问,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否在中国定先须经过民族解放呢?”(二)我这一月中,在军队中考查,觉得兵士完全是流氓,不能革命的:此种见解,是否得当?

  于忠迪(广州)

  忠迪:戴季陶的民族革命,误以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对举,其实压迫者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一部分人,根本无所谓压迫民族。我们应联合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被压迫阶级,组成全世界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若认清无所谓压迫民族,则专联合被压迫民族为所谓民族国际,实无其必要之理由。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亦只是用以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可误认为我们最后的目的。至于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先要求民族解放,决无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可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理。惟民族解放以后须若干时期始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则视世界与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实力以为定。兵士完全是流氓,诚然,所以过信兵士可以革命是不对的。但你须知所谓流氓,便只是破产而流落的农民手工人或是普通农民手工人的父子兄弟,若我们确然了解革命可以救济此等农民手工人,或者可以使此等兵士有化为安居乐业的农民手工人的希望,此等兵士自然仍旧有化为革命的之可能。

  代英

  载《中国青年》第九十九期

  (1)本文是恽代英与读者于忠迪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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