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运动问题|恽代英

军事运动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

　　代英按　答复刘佩隆君的信是已经预备了的，但因为篇幅关系，须得下期始可登出。我以为刘君所说是很值得讨论的。现在有许多热心的青年，正与他有同一样的疑问；所以先发表他的来函，以引起读者大家反问自己，亦是很有益的事情。

　　我以为像刘君这样在军校中间的人，能认定兵士运动的重要，而且认定运动兵士不在做官而在当兵，不在靠笔而在靠口，他真能这样做去，一定于革命运动有好处。我原说的军事运动，本有些是指着想利用反动势力（如反直系与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以图急效；想在军队中站重要位置以左右军队行动的人而说的，这与刘君的立脚点不同，所以刘君此意与我原说不一定有何关系。但刘君所言不怕难畏死，所言向民众宣传以影响到兵士身上，这是走小路而不走大路，我却另外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将在要发表的答刘君信中述及。

　　代英：谈了中国青年（五十四期）你作“怎样进行革命运动”，及你答砍石君“军事运动问题”之后，我颇为怀疑。

　　你以为青年入军队，不能把自己理想宣传实现出来，反会受恶环境的同化，堕落于兵匪之中，再不然，“就被人家捉去砍了头颅”。所以说：“组织，宣传，训练，去做农工运动，比做军事运动十百倍的重要”。但是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以为做军事运动更紧要；而且要强千百倍。“力”只有“力”能抵抗；武器在人家手里，是决不能谈革命的，军队有团结力，有统一的组织，有持久的力量；比农工散漫，无组织，无恒久力量的强得多。

　　要是以为军队里满布着“恶习”“恐怖”而不去做工作；中国何处没有“恶习”“恐怖”潜伏着？那末，我们也无须再谈革命了。兵士，土匪，流氓，都是失业的无产阶级脱化出来的；既能做农工运动，定能做军事运动。（兵士所受痛苦比农工还甚，从中活动，收效一定大。）惟其是艰难困苦“恶习”“恐怖”之处，我们正要在内中工作。

　　怕被人家捉去砍了头颅么？那末，最好要赶早停止革命工作。革命的人，一定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不怕砍头颅的；他们只要认定目标，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要这样做去。哪有不流血而革命就可以成功的呢？

　　“兵士没受教育，不易收宣传的功效”；然而中国除去少数学生而外，何处去找受过教育的人，在农工团体做宣传运动，又有什么把握能收宣传的功效呢？

　　青年想站军队里重要的位置，当然是难；我们并认为是一种枝叶上的运动。从前政治革命，只知运动军官，疏忽了兵士，以致后来把“民国”的招牌挂出，一般兵士尚不知为何物。我们加入军队里去，并不想站着什么营长团长参谋副官等重要位置，把某一部军队编到自己手里来以为就是革命军；这是一定靠不住的。我们是想在内面当兵，与一般兵士接触谈话的时间多，做宣传，组织，训练的工夫亦易。如此，兵士才能得着主义上的信仰，才真能为主义奋斗牺牲。这才算是运动兵士革命的根基，并还不生上级官的疾视。

　　兵士革命的感化，“必须靠着他的父兄妻子的劝导，亲戚朋友的督促。”这是不走捷径平坦的大路，而反去行崎岖逶迤的小路了。当兵的人那里有父母兄弟妻子亲戚跟着他，（朋友是有的）劝导督促他呢？他的父母兄弟等，本身不明了要革命，怎样能劝导督促他？即使他们明了了，也只能以信札来往谈谈；若信札被官长查觉，以后禁止通信，又将如何！还有一层：兵士没有多少能识字的，全依别人代念与他听，他听了如耳过风似的，亦不发生多少效力。这样，想兵士自己起来为主义而革命，恐怕还是百余年以后的事！所以兵士运动主要在“口”，不在笔。我希望如砍石君那样的青年，赶快应跑到军队里去，用他们的口做革命运动。

　　我是非常赞成农工运动的，以为是与做军事运动一样的重要。不过我认今后做革命运动，只有三个紧要的原素：（1）兵士，（2）农工，（3）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去做宣传、组织训练的革命运动，是不可少的；而尤以青年学生到军队中最为重要；我希望热心革命的青年，速加入丘八队里！

　　刘佩隆　黄埔军校

　　载《中国青年》第六十期

　　(1)本文是恽代英与黄埔军校刘佩隆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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