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杀人主义”|恽代英

革命与“杀人主义”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代英：“手枪炸弹与革命”一文，最使我钦佩的，是你答黄君的第四段；然而就从这里，亦发生了疑问。你说要了解中国经济情形，研究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才可宣传实行革命；请问广东革命军能有这种了解与研究吗？他们多半是盲从迷信三民主义，至于骗钱骗官的更无论了。就依苏俄而论，他们的革命成了大半，然而他们亦未必人人了解他们的经济情形，研究过他们与各国的关系，依你所说，不都只是由“杀人主义”而进行革命吗？

　　郁青

　　郁青：你这所问是很好的。自然一个革命的党，不能人人对于经济与国际关系，都有很好的了解与研究；然而各种大的小的领袖，却必须有相当的了解与研究的。广东军队的复杂，本不是理想的革命军；最近办军学官校，可见国民党亦已谋改进这种情形。苏俄的赤卫军，是需要受党的教育的；主义的教育，比军事教育还重要，这便是要他们成为真正有力的革命军的原故。还有一层，革命是至少必须于本国经济与国际关系较有研究的人才能去指挥，比较没有研究的人，应当服从人家的指挥才好。自己没有研究，却要指挥别人，这不免是狂妄；自己没有研究，却不肯接受人家的指挥，这仍是浪漫青年的慈习罢了。有人说，专教人家受别人的指挥，这不是教人盲从，而易于被人利用么？自然不是的。革命的党，要常给党员这一类的教育；不但要党员受指挥，而且要他们知道为什么应受指挥。所以指挥党员去做党员所不懂的事，似乎是想利用他们，他们是可以驳诘而反抗的。革命的党，并不怕发生这样的驳诘。因为这样的驳诘，可以使党员监督他们的领袖；再不然，领袖亦可以再进一步的教育他的党员，使他们明白要接受这种指挥的理由。一味死静的服从领袖，亦不是革命党的好气象。

　　代英

　　载《中国青年》第二十八期

　　(1)本文是恽代英与读者郁青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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