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民主义|恽代英

论三民主义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

　　中国的事，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在有心人看来，不由得不怀些悲观的思想。

　　但是中国最大的病源，在什么地方呢？在军阀专横吗？在政客没有政治上的节操吗？在一般人民的智识道德过于卑劣吗？

　　海陆军的官吏，不仅是中国才有。何以在各国不能成为专横的军阀，而在中国便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呢？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邱区尔（现译邱吉尔），在四年的血战中间，克服了全世界震惧的强德。何以罢兵以后，全不闻他们干涉英法政治，而在中国则依人成事的曹锟，善于私战的吴佩孚，便会把持政局，玷污名器，全国怒目戟指而终于无可如何呢？

　　政客没有政治上的节操，自然是可悲的现象。但是冀图毁法自便，卖身求荣的人，何代蔑有，亦何国蔑有？何以在别国别地，他们都能谨慎奉公，勉力为善，独于我们今天的政客，便这样从恶如崩的，令我们民族永蒙这种不可湔洗的污辱呢？

　　人民智识道德，固然似乎中国人比外国人要低一点。但是所谓智识，怕亦只是说少认识几个文字，少看见几个发明物品而已。至于谈到世界知识，美国的中学生，亦有说朴荫开雷是法国艺术家的。西欧人民，亦有分不清日本与中国究竟是两国还是一国的。何以见得他们的人民智识便一定的比我们高呢？所谓道德怕亦只是说在公共地方不随便涕唾便溺，在女子面前不吸烟不说亵渎的言语而已。至于谈到犯罪的案件，不是伦敦纽约所发生的，比中国任何都会的数目更多，情节更重么？由此可知说他们的道德比我们高，亦不见得是什么可靠的话。

　　然则中国怎样闹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呢？

　　我们谈国家事的，不常仔细考究中国真正的病源，只知跟着临时发生的事变，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结果自己忙得发昏，终是一无成就。这种态度不改，真是中国最可悲观的事啊！

　　有些人说，要中国好必须先要组织中国的国民好。所以要中国好不是靠政治运动，是要靠教育或其他社会运动。这样的话从厌恶政治的无识者说了出来，那些失败了的临时对付的政治家，亦跟着赞助提倡。于是这个谬论，居然支配了思想界三四年。

　　若要国民都好了，然后有好国家，世界的国家，都应当一律像中国这样绝对的没有希望了。德国大败以后，游惰欺诈之风渐盛。日本最近地震火灾之后，都市中亦发生一些劫掠奸淫的不名誉事情。但是灾难以前，德日国势的鼎盛，不仍是这样的国民所组织的国家么？从德日的事例看起来，亦可知政治经济的紊乱，可以引起国民道德的堕落。所以要救这种道德的堕落，最要还是政治经济的入轨道。忽略了政治经济，而希望国民道德增进，这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说，要中国好，必须先要大家谨守法度。要有法可守，亦要甘愿守法。但是这更是不着边际的话了。法不是自己能强迫人家遵守的。人亦不是几篇劝世文能令他甘愿守法的。在有些时候，人不肯轻易违法，这或者是出于不愿，或者是出于不敢。为什么中国今天的人，会失了他不愿违法的美德呢？又为什么他们很多人，都养成这种敢于违法的不良品性呢？

　　约法等于弁髦了，又拼命的制宪法。一样的纸老虎，换一块招牌，便可以吓人了么？倒袁、倒段、倒徐、倒黎的功效，已经看见了。又拼命的倒曹、倒吴，一样的不彻底的努力，曹吴倒了便可以恢复国民人格，澄清政治局面么？甚至于唐绍仪王揖唐的和平会议失败了，张绍曾吴佩孚的庐山会议亦成废话了，来了一个“何东爵士”，提倡乞灵外人仲裁的什么和平会议，居然全国又复应之如响。中国的事，倘若能用这些敷衍对付的方法便可以解决，早亦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紊乱的了。无论你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总有他的根本关键。中国的问题，要有一个整个的解决。我们要探求他的根本关键，以从事整个的解决，方不愧为忠诚的爱国的政治家。

　　年来最令人不满意的，是一般做政治活动的人，不肯自己明白的承认他是一个政治家，他亦不肯发表一点系统的政治主张与见解。有些做破坏运动的革命家，除了打倒他运动对象的个人以外，不问他们的革命是为什么？所以他们革命成功了，只能为国民博取个暂时的高兴，实际的政治迟早终究落于反动派的手中。而所谓稳健的政治领袖，更只是依违于新旧两派势力之间，今天一个折衷办法，明天一个调停主张。他们纵然得意的时候，亦仅能帮反动派以排斥异己。结果他们自己片断的政见，终于一件实施不出来，而反转以白面书生被人家委弃只好以读书讲学掩饰自己的羞耻。

　　我以为真是忠诚爱国的政治家，鉴于已往的失败，亦当从经验中间抽取些教训出来。从这以后，大家都要系统的为中国筹划，要有一些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我们在今天不应当真是以读书讲学不谈政治而自足，不应对于全国国民迷惑不知所从的时候，不出来作一个有力的指导，任凭一般偷惰不识大体的国民，日惟颠倒于《字林西报》、《密勒评论》等报的宣传当中。而对于无论是如何纯洁牺牲的国民奋斗，只知加以一些片断的冷嘲热笑，越分散了国人的注意力。我们不是伺候君王的臣子。我们不得志的时候，不是可以退而隐居，以等待“王如悔之则必反予”的日子。中国是国民的中国，尤其是那一般负有指导国民责任的政治领袖的中国。中国的安危存亡，这些政治领袖要直接担负一大部分责任。我愿意这些政治领袖，要自己十分注意他所站的地位。

　　二

　　我这一篇文，题目上已经写了三民主义四个字，自然是为讨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而作的。我们谈到民国十二年的扰乱，国民党对于国家自然有他所负的责任，国民党标了三民主义的口号，但是可惜据孙中山先生屡次的演说与著述中看起来，许多党员仍是很忽视他的。中国的政治运动，每每是无主张的运动。有主张的，只有孙中山以一种主张作党的口号的，只有国民党。但是可惜这个主张，始终不曾受国民注意，乃至不曾受自己的党员注意。这真是中国最不幸的事情。

　　我对于三民主义，以前亦是与许多人一样的忽视。因为我们常常的想，孙中山是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是一位理想派，是一位空想家，说坏一点，他的一些主张只是吹牛而已。一般人像这样看孙中山的，实在不少。我记得前几年，便有人说，美国一个威大炮，中国一个孙大炮。又如国民党的人，亦常说，中山理想，克强实行。（见陈其美致黄兴书）可见批评中山的高远不切事情，简直是海内的公论了。

　　不过令我们不能不惊讶的，民国到现在十二年了。孙中山的理想的空想，我们是向来置之不问不议的。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黄克强，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再进一步，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梁启超汤化龙，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再进一步，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徐世昌黎元洪，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再进一步，我们所看为非理想非空想的袁世凯段祺瑞，究竟为中国做了什么事呢？我们说孙中山不了解国情，倒反说在横恣无理由的军阀之下，制定国宪省宪，这是了解国情的人所做的事么？倒反说在卑鄙贪婪的官僚之中，主张改良币制，整理财政，这是了解国情的人所做的事么？倒反说在窘迫救死的民众之中，提倡道德，讲求学艺，这是了解国情的人所做的事么？究竟谁了解国情？谁能有一个彻头彻尾切实可行的主张？这怕不容用我们的俗见来判别罢。

　　我们说孙中山是理想是空想，不过因为他的话有些惊世骇俗。但是惊世骇俗的民族革命，不是经他的提倡，而已经成功了吗？天下最大的空想家，莫过有我们五体投地的孔夫子。他宣传的三王之道，两千多年没有看见有一点成绩。但是因为他的话平淡无奇，我们便宽恕了他的空想的罪。独至于稍有耳目不甚驯习的主张，纵然明白的行之有效，亦概以笼统的理想空想几个字骂倒他，这是什么评论的方法呢？

　　近几年来，因为孙中山革命奋斗的人格，渐感动了一般爱国的朋友，因之大家比较稍尊重他的主张。但是我看许多人仍然逃不出两个态度。一个是置之不论不议，一个是自命为表同情而说不出他所以表同情的理由来。一本梁漱溟的东西洋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了，会博得许多人的赞赏与批评。一本建国方略的发展实业计划出版了，许多人读都不能读完，所以他内容说些什么，大家都不了然。未必发展实业计划，是比梁漱溟的著作，更理想更空想一些吗？一国的人，专喜欢谈许多不着边际的文学哲学，而怕听任何切实的具体的政治计划。不自己谴责自己的爱耽空想，而反以空想的头衔，送于贡献切实具体的政治计划的人，这真是怪事了。

　　还有些人，他愿意信无政府主义，愿意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信其他任何舶来品的主义，但他不愿理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他们说，这是外国所未闻，而不伦不类的。不过他们不想无论什么主义，是要切合中国国情，可以切实在中国实行的。那些舶来品的主义，能够合这种条件么？三民主义是否有一顾的价值，应当从他是否合于这种条件的上面去判断，不能问是外国所曾有或外国所未闻。至于谈到不伦不类，更是有些笑话。以工团的主义比别的主义，亦可以说是不伦不类的。以基尔特主义乃至一切为特别国情所产生的特别主义，比别的主义，亦都可以说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相信一种主义，只是要他能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困难问题。人家的主义伦不伦类不类，于这主义本身的价值有什么相干？

　　在近几年信无政府主义的人，亦自己觉得鹄的虽然悬得很高远，究竟自己没有可以实现这鹄的的把握了。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亦知道中国产业不发达，有与民主革命结成联合战线的必要了。一般制宪派，护法派，武力统一派，联省自治派，只要是真诚的爱国者，亦都觉得条条尽是不通的死路，而不自信他所主张的是救国的有效方法了。这正是我们平心静气的考虑三民主义价值的时候。这个主义从来没有受过国民大家的考虑。他的价值，我们不应当卤莽的便估定他。

　　我实在不配来批评估量三民主义的价值。我这一篇文亦不过从我的眼光所能见及的而陈述，我对于这个主义的意见。我只希望由这引起大家研究的兴味而已。

　　三

　　要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须知孙中山的意思是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主义的。孙中山之所以革命，是为的要实现三民主义。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孙中山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三民主义非革命是不能实现的。

　　为什么必须要实现三民主义呢？因为民族不强，则国势危弱；民权不昌，则内政紊乱。民生不遂，则祸乱永无停息。中国的人民深中了好静恶动的毒，最怕听革命两个字。一听见革命，便联想到战争屠戮，以为尽天下之悲惨莫过于此。但是当真革命是这样可怖，而不革命是这样和平有幸福的生活么？

　　中国由君主变为民主，革命的期间，不过一百日。俄国由克伦斯基政府变为劳农政府，革命的期间不过四日。（十一月四日至七日）德国由君主变为社会民主，革命的期间不过八日。（十一月三日至十日）所以革命绝对不便是绵延的内乱。凡一个革命的成功，是靠民众不约而同的赞助。所以革命时期，并不需要几多战争屠戮。我们以为革命便等于战争屠戮，这一半是由于心理上偷惰的苟安，一半是由于把革命以后绵延的内乱，与革命混为一物了。我们须知革命以后固然有时会发生绵延的内乱，但这种内乱，不一定要革命才能发生，革命亦不一定便发生这种内乱。民国十二年的内乱，稍知道世界经济生活交互间影响的，都可了然其为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革命党所应负的责任，只是革命成功以后，不能握取政权，切实预谋消弭的方法。结果政权仍完全落于反动者的手中。革命成功以后所以到这田地的，自然应责备革命党。但责备他们的，不是说他们不应革命，只是说他们不应不明白了解为什么要革命。

　　有两件事是同样的错误。第一件不注意现在政治界的实力派是什么人，不注意这种人的实力是建筑于什么基础上面，而但知发表些条陈式的零碎片断意见，以徼幸冀其采用，这是错误的。第二件不注意为什么要革命，不注意革命成功以后要做什么事，而但知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以冀把天下打倒不完的坏人一齐打倒，这亦是错误的。

　　无论我们有什么主张，第一件事总是要消弭内乱。但是内乱怎样能消灭呢？靠几篇劝世文可以希望他的消灭吗？靠几次应酬式的和平会议，可以希望他的消灭吗？我们要消灭内乱，还是要先问内乱之所由起。内乱不是少数奸人所鼓动得起来的。没有多数无业的人，便没有这多甘于忍受拖欠饷项，甘于冒犯锋镝危险，以苟延其目前残喘的士兵。亦没有这多甘于度流动不安定的生活，甘于供奔走唆弄的役使，以苟谋其朝不保夕的荣华的策士。现在拥重兵主持内乱的，固然有几个足智多谋的野心家。然而亦不少庸懦无能的幸运儿。他们其实有何能力，驱遣天下文人武士。不过因为这般文人武士，无业可求，甘愿捧戴一个渠魁，以各创造他们自己的天下。所以他们这些军阀，才一个个的应运而生，我们现在只知道要消弭内乱，须打倒军阀，不知道要打倒军阀，还须要解决军阀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这样所以闹了几年打倒军阀，军阀却只看见一天天的更专横了。

　　我们常常骂一般策士军人，甘有游手偷惰，以供这些军阀役使。但是我们不想在我们今天外资压迫，百业凋弊[敝]的情形中，海关报告册每年输入超过输出常在银二万万两左右。我们试想这每年超过的二万万两，尚未必是外人将吾国的钱财囊括而去，吾国内生产事业却被外人所排挤，而有生产二万万两价值物品的农人工人，因而失去他的职业。这些农人工人有什么新的事业，可以消纳他们。你怎怪他们要去当兵？因国际贸易所引起的物价增高，因赔款或借款付息所引起的国民负担加重，因内乱所引起的生活不安，使一般国民的生活程度升进，而百业不兴，处处都呈人浮于事的情形。你怎怪他们要去伺候军阀，怂恿他们，帮助他们，做一切自己亦说得汗颜的事情呢？

　　我们只知道骂人家捣乱，却不留心眼前中国人有许多非靠捣乱，已经得不了生活。捣乱的其实岂是只军阀。政界的某某系，学界的某某派，许多都只是赤裸裸为饭碗竞争所组织的捣乱团体。近年常常发生的政潮学潮，固然有时托辞于国家的利益，青年的幸福。但是即令提倡这些政潮学潮的人确实有些是由于这样愚拙的诚心，然而他所以能得许多人为他呐喊助威的，一大半仍是那些人希望从这里为他们自己求一条生路。现在事实是很显明的。生活的费用，日益腾贵了；生活的路径，日益狭窄了。然而人终不能静默的以等候饿死。不给大家一条正当的生路，总不能希望他不捣乱的。谁曾注意怎样去给大家一条生路的么？

　　我们每每发生了误解，每每以为中国的祸乱，全是由于中国生了一个袁世凯，一个段祺瑞，一个曹锟吴佩孚的原故。所以我们想把袁世凯打倒便好了，把段祺瑞曹锟吴佩孚打倒便好了。其实袁段曹吴有什么本领，能造成中国的大乱。中国的大乱，又岂是打倒了他们所能平息。要平息这个大乱，必须要给大家一条生路。这令我想孙中山谈建国方略，最注意大规模的发展实业，为确有独到见解的地方。

　　但是要大规模的发展实业，仍是要把这些为发展实业障碍的军阀先打倒。那便是说要革命。丢了革命而想发展实业，那是做不到的。中国是因为在外资压迫之下，所以国民经济窘迫到这样。希望今天军阀的政府来发展实业，他把这比起他的招兵买马以保守地盘，是很轻不足论的。希望私人资本家来发展实业，姑无论这种办法将来发生影响的好坏，事实上亦是不成功的。许多有钱的人，全没有企业的雄心与知识。少数能企业的，又资本薄弱，敌不过外资的排挤。去年川江日本轮船开始航行的时候，外国轮船先后拼着减少乘费与运费，结果中国商人经营的轮船公司，便撑持不住了。全国最大的资本家穆藕初君，听说亦曾对人沥[历]数他们身受外资压迫的苦况，这很可以证明要求免于外资压迫，非由国家经营大规模的生产事业不可。我们要唤醒一般国民，唤醒一般无生路的国民，我们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以打倒军阀建设可以用国家力量大规模发展产业的真正民主国家。我们必须为这革命。亦必须是为这革命。革命的恐怖，是无理由的。我们除了革命，不能使大家有生路。但是空空一个革命的成功，是不足欢慰的。革命是排除障碍。排除了障碍，须得即时进行我们正当的工作。一个革命党不知道我们正当的工作是什么，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盼望的。

　　革命亦不仅是要发展实业，革命后的政权非有直接民权的政治组织，是不能巩固的常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的。而且革命后非打倒外国政治上经济上所加于我们的压迫，以恢复为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我们的目的亦不是能够得到理想的完成的。这便是孙中山所曾说的三民主义。这便是孙中山所以希望用三民主义救中国，所以希望大家起来为三民主义而革命。

　　许多人知道尊重孙中山的人格。但我可以说，孙中山如有可贵的地方，必定不是在他人格的一方面，而必定是在他主张的一方面。一种相当的人格，段祺瑞亦有的，黎元洪亦有的。只是一种贯串破坏建设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却只看见孙中山能具有这个。一个人的人格不一定能救国。若是一个人是执拗的，庸弱的，他纵然是好人，有时反可以把国事办坏。我们尊重孙中山，只是因为他的人格能辅以系统的切实的主张。所以觉得或者他是国民可以托命的人。

　　但是信仰孙中山，不如细细的研究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为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而革命。现在许多人都相信革命是不可少的，中国的破坏建设需要一个切合国情的系统主张。然则为三民主义的革命，与革命的三民主义，究竟是不是正合中国之所需要呢？

　　四

　　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具体的说起来，民族主义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是要采取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民生主义，是用各种社会政策发展实业，而同时以限制私人生产事业，预防贫富不均之弊。我们先研究他所说的民族主义罢！

　　据孙中山所常说的民族主义，似乎偏重了国内民族的同化，而忽略了国际间中华民族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孙中山已经说过“民族自决，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又说，“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决不能为非中国人所宰制。”又说，“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决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由这些话看起来，可知孙中山所谓民族主义，不仅是说的汉族要反抗满族的宰割压制，中华民族一样的要反抗东西各国的宰割压制，孙中山的奋斗，为的是要中国独立自由。所以要对内，都是因为要对外，孙中山并不曾像别的人，因为对内的战争，忘记了外国加于我们的苦痛。这是所以外国的政治当局，忌妒妨害孙中山，不愿使他成功的原故。

　　中国非扫灭内贼固不能反抗外侮。然而中国亦非能脱离了外侮，不能永绝内乱的根株。外国宰割压制我们的人，只愿我们永远的不能兴盛，使我们产业凋弊[敝]，永远为他们商品的大销场。使我们财政紊乱，永远为他们借贷的大债户。他们这几年，一方对大家说限制军火入口，然而一方容许他们的军舰，他们的教士，商人或其他无赖，私地贩运军火，售卖南北军阀以及各地土匪，酿成中国今天这样的战乱。他们只知说他们希望中国统一和平，然而他们在各处挑唆播弄，惟恐中国有一天的安定。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们对于中国的存心，亦便可以看见中国有企求民族完全独立的必要。

　　他们要唆使国内各民族脱离中央的统治，他们自然亦没有为各民族利益的真心。他们只是要把中国捶碎为数多小国，使他像巴尔干国家的互相倾轧，以便他们渔取利益，或甚至于相机吞啖，像日本人吞啖朝鲜一样。我们还是应当承认，我们愚昧的官吏，奸猾的商人，有时候待遇满蒙回藏各民族，态度很不合当。其实这决不是汉族虐待别族。这种汉族中愚恶的官吏商人，他们敲吸剥削汉族的平民，与他们敲吸剥削各民族，丝毫没有两样。我们要革命，便是要打倒这种愚恶的阶级。我们不是仅为汉族的利益而革命，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仅是汉族所应做的，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

　　全体中华民族，都是一样的需要脱离外族或不良的治者阶级的敲吸剥夺。所以我们是联合作战的团体。我们不同民族的平民，不应当轻易的分离。我们的分离，是我们仇敌的幸运。我们要打倒不良的治者阶级，因为他敲吸剥夺我们，更勾结了外族来残害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最后最大的目的，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我们不是说要排外，孙中山先生是最愿与外人联合起来发展中国实业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是为全世界人的利益，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是专为外国的利益，而提倡的什么门户开放主义一类的话。

　　孙中山的念念不忘民族主义，这是孙中山的热诚爱国过人之处。我们知道民生的不遂，是由于外资的压迫，民权的不昌，是由于私售军火所助成绵延不绝的内乱。那便可知民族主义的革命，并不因排满成功而完成了。真诚爱国的政治领袖，谁注意中国还必需要民族主义的革命呢？

　　五

　　再谈民权主义，那便孙中山的学说，更有注意的价值了。

　　第一，有些人看见共和政治的现象太糟了，便要说孙中山等做事太卤莽。国民的程度不够，如何能建设共和政治呢？说这话的人，自以为很聪明。但是这如何能归咎孙中山？孙中山的方略原分，第一时期为军政时期，第二时期为训政时期，第三时期方才为宪政时期。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未尝以为然。他一则说“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张，而只采予约法之名，以定临时宪法。以为共和之治，可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见孙文学说第六章）再则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见五权宪法演说稿）。从这些话可见像今天这样的中华民国，大非孙中山的初意。孙中山所谓训政时期，换句话说就是革命政府采用开明的迪克推多制。那时候亦有约法，但约法是由革命政府颁布施行的。那时候亦应采用共和政体，但人民必须有先知先觉的革命政府以教导他们的。我们试看孙中山所谓建设共和政治，何曾不顾及国民程度的问题呢？还有可怪的我们恶闻孙中山训政之说，却偏又欢迎所谓开明专制，以为究竟系不易之论。训政与开明专制，从表面说，应当是一样的事。何以一个主张便赞成，而一个却偏要反对？再进一层，孙中山更说得好，他说“开明专制者，即以专制的目的。而训政者，乃以共和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别”。我们更执何种理由，于一个以专制为目的的主张便赞成，一个以共和为目的的主张却偏要反对呢？

　　第二，有些人看见国会太糟了，便要说代议政治在中国不适用。还有些人不愿意说代议政治不适用，他们便只是痛诋国会，或者要解散国会。其实他们这些话，何曾是一个什么彻底的办法？中国不用代议政治，国事便可以不糟么？然则满清没有国会，何以糟到简直自己站脚不住？痛诋国会，国会便可以悔过么？光园的叩头，五千元的卖身券，何曾因为清议有一点改变他们的行为？解散国会，另行选举，便可以有好的希望么？不合法的安福系甘于做猪仔，合法的民六议员，仍甘于做猪仔。再来的议员，谁敢担保不亦要甘于做猪仔，有什么理由可以担保他们不做猪仔呢？在这一点，我们试回头再看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的主张，有三个重要点。第一点孙中山并不是说革命以后便应组织这种国会的。他所谓训政时期，是说最初要建设地方自治，以一县为自治单位。这种事是于每县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便要根据于革命政府的约法，而开始创办的。他说这种县自治要三年期满，乃可以由人民选举其县官。否则要过半数人民能了解三民主义，能将人口清查，户籍厘定后乃可以由人民选举其县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团体。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达完全自治者，乃得选代表组织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由五权宪法然后有所谓立法院。由这说起来，现在的国会，根本是不应当存在的。第二点，孙中山并不曾主张国会应当有像今天这样无限制的权限，他所谓立法院，是由国民大会所定宪法而产生的，他对于国民大会负责任。他是主张五权宪法的。他主张总统是由各县人民投票，不由立法院选举。他主张国民对于议会不提的议案，可以用直接的创制权，以公意创制一种法律。对于议会议决的不良议案，可以用复决权，以公意起而废之。这样议员的权力，便很有限制，自然做不出今天这些怪事了。第三点孙中山对于议员的被选与撤消，都是主张有一定取缔方法的。他主张议员与行政司法官吏，一样的要经过考试，不能代表人民意思的议员，人民是可以公意罢免他的。像这样自然议员的人选，不至于太滥，议员亦决不至于无忌惮到今天这种样子。只有孙中山这所说的，能彻底解决国会的问题。可惜中国人全不注意。

　　中国的革命运动家，多不注意民权的建设问题。他们不觉得有训政的必要，亦以为不必先要良好的县自治，便可以讲什么议会政治。所以结果不但议会接二连三的闹笑话，政权反常从革命政府又堕到反动派手中，而革命人物反成了政治上的罪犯了。民国十二年的祸乱，许多糊涂人一开口便骂这是怪革命党。其实民国十二年的执政者，有几个是革命党？南北拥兵刮地皮争地盘的，有几个是革命党？革命党在这十二年的政治上，有什么应负的责任？我以为革命党是有罪过的。革命党不应当不能保持政权，使他落到反动派的手中。这是革命党必须承认的罪过。但是国民十二年一切反动派的罪过，却不好笼统的骂到革命党身上来。

　　近来几年，大家亦饱尝了军阀的残虐，官僚的卑污，亦渐渐知道民权之可贵了。但是大家只知发传单，发快邮代电，只知空嚷无办法的打倒军阀，无办法的奋斗革命。许多人不敢明明白白的投身做革命党。更不肯研究中国辛亥革命的真弱点，以供以后革命的参考遵循。他们所有的意思，仍以为把曹锟、吴佩孚扑灭，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仍以为把现在的国会解散，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总而言之，仍是孙中山所说的“以为共和之治，可以不由其道而一跃可几”。请问这种人配得上讥笑孙中山鲁莽吗？配得上批评孙中山耽于空想，而不了解中国国情吗？

　　苟简的约法，较完密的天坛宪法，形式上人民投票批准的省宪法，乃至强奸民意的新约法，都曾经试验了。责任内阁制，大权独揽的总统制，合议的总裁制乃至军阀内阁国会的三位一体制，亦都曾经试验了。省长县长亦有些曾经民选了，督军或总司令的名目，亦有些曾经废止了。马联甲亦曾经裁兵了。冯玉祥吴佩孚，亦曾经化兵为工了。甚至于帝制亦曾经恢复了，宣统亦曾经被吁请复辟了。一切大家心目中所以为可以救国的事，都曾经办过了。然而中国总是这样坏，而且一天天的更坏更坏，我们如何还不悔悟呢？如何还不一考求向来被大家忽略的，一种根本民治计划呢？

　　六

　　再来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民生问题的重要，现在许多人亦知道了。只是大家的错处，亦是在不研究办法，不研究中国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没有政权的时候，固然只好常空空洞洞的谈什么社会主义，有了政权的时候，仍然找不着一个下手的地方。在这一方面，我们亦不能不注意孙中山的话。

　　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具体的说起来，一是要平均地权，二是要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的实业。他的用意总之是一方面要使中国免于像今天的贫乏，而一方面又要不使中国发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弊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这是许多人承认的。孙中山并不帮资产家，更不愿中国人在经济上永远受外资的宰制压迫。他所认为建设国家最重要的，只是交通水利的计划。他不像一般人谈到建国，只知道谈笼统的说办教育，办实业。他知道没有实业而办教育，是养了人才而没有用处的。他亦知道没有水陆交通而办实业，是徒然空谈而找不着入手地方的。他的见解很敏锐很正确。只可惜许多人不知道注意他，反以为他是个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人。这真是个愚昧的笑话。

　　孙中山想利用外资，以发展实业，正如安得生所云，“非惟以为中国国家人民之福利而已，又以为世界各人种之利益与繁荣计也。”但是孙中山这种提议，似乎终非狭隘自私的资本国家，所能了解。他们只怕中国富强了，引起了与外国工业的竞争，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提议，很不感觉兴味。但是这不能减少孙中山侧重“物质建设”主张的价值。我们对于这种伟大的物质建设，对于这种中国少有的具体的切实计划，不应当不研究，不应当不设法使他实现。

　　中国的实业，固然不可以不发展。但是私人资本家的跋扈，亦不可以不预防。中国是工商业还未发达的国家，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但是中国解决贫的问题，我们便可以顺便预防不均的弊病，这是民生主义的精义。民生主义第一层是要大生产事业由国家经营。这是一切谈社会政策的所认为最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第二层是要预为土地国有留地步。这亦是对于都市发展的弊端，地主与贫民间的争斗，可以预为阻遏消灭的。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适合中国需要，已经有许多人赞同了。在这一点可无深论。

　　有人说国家社会主义，是政府做大资本家，以普遍的剥夺一般劳工人民。这些话对于孙中山的学说，是批评得很不当的。国家倘若已经是直接民权的国家，除了真正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政府。在工人共同管理的工厂中，是没有理由说厂长或工会会长可以做资本家的，然则在人民共同管理的国家中，说政府是资本家，这不是再糊涂没有的话了么？

　　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但孙中山不是要发那些高远不可行的空论。他是要告诉我们一种切实办法。孙中山的办法，是引导中国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不是高远的理想可贵，是有能走到高远理想路上去的办法可贵。马克斯[思]的社会主义，比无政府主义有办法，所以马克斯[思]的学说能风靡一时。孙中山在中国情形下，是最能注意办法的。所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们不容忽略不去加一番研究。

　　七

　　我这所说的，还有许多言不尽意的地方。我不能说我于三民主义曾经有什么研究。我亦不必说三民主义，是最正确无怀疑余地的。但是我确实能相信三民主义值得大家研究。我觉得三民主义，在中国总要算最有系统的、最能眼光笼罩及各方面的、最切实合于国情的，而可惜是最被一般国民忽略的一种主张。一个有识见的政治领袖，是不易得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破坏建设大计划，是更值得尊重的。姑且不说孙中山的主张有很多敏锐独到的地方，便假令有些还要斟酌的地方，但无论何人不能不认承他的值得研究，这是无可疑议的。

　　孙中山对于他所主张的，自己只是指出一个大概而已。他对于他所拟的具体计划，并不是不愿意人家斟酌研究。他于实业计划的自序，便曾明白的说过，“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庶乎可。”由这看来，孙中山并不曾说他所说的，是没有斟酌研究的余地。只是一般国民，全不肯加以斟酌研究，只是一概以空想理想等空洞话，遂把这些主张完全不加理会，这未免太辜负了他的热诚，亦太不顾国家前途的利益了。

　　载《新建设》第一卷第一期

　　署名：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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