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恽代英

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

　　二十五日有董时进先生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一文。此问题殊有可研究之价值也。董先生以为当今之世，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中国处此工国多余之时，不可以工业化。若董先生立论只系为全世界综合的求农国工国之供求平衡，而非为中国人切身利害计较，则此文似不与感贫乏之中国人有何关系。我意董先生之心当不如此。

　　董先生以为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而工业常有生产过剩之危险，故曰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我于董先生所述工业国情形，认为信然。但彼所言农业国情形则殊未可信也。

　　农业国果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乎？人非能餐稻麦，稻麦必须碾磨。碾磨乃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人非能衣棉丝，棉丝必须纺织。纺织亦工业之事而非农业也。闭关之时，中国人以粗拙之工具附丽于农人。家庭以从事碾磨、纺织之事，诚无所仰给于外人。然此只中西未交通之时则然耳。及其既交通也，人有进步的机器、伟大的工厂，其所碾磨、纺织者，成本低、成品良，非我所能与之争竞。而衣食之所需，乃转而大宗须仰给于外国。去年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价将近八千万两；面粉之输入三百余万担，价一千六百余万两；棉布之输入更价值在二万万两左右。衣食之所需如此其不足以自给，而谓可以不需工业国而可以独立耶？

　　抑尤有可注意者，今日之事，非徙我不可以独立而已也。米之输入将近二千万担，则是吾国人食米有将近二千万担非中国所产，则是中国所产将近二千万担无人承购。使农人为势所迫，不能不少产将近二千万担之米。使将近二千万担产米之农人，只有失其本业也。准此以推，亦复有产生面粉三百余万担、产生棉布价值二万万两之工人失其本业。就去年海关报告册，入口超过出口将三万万元。则是总共有产生将三万万元之农人、工人，俱为外国工业所压迫而至于失业。亦何怪国内军队、土匪之充斥而尚许农业为独立稳定之生活耶？

　　董先生以为中国若行工业化，必不能免外资之纠葛。然外资之纠葛，初何必待中国将来之工业化。眼前逼近眉睫之事，实已不胜枚举矣。开平之煤、大冶之铁，此外铁路矿山，已为外人染指者，岂以中国不求工业化遂免于外资之纠葛乎？出口、入口之受外人操纵也；关税、盐税之受外人把持也。中国在先进工业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至今日尚虑工业化之为外人染指，诚不知其何说也。

　　抑吾不知董先生以为今日之中国尚为农业国乎？抑已为工业国乎？若以为中国今日尚为农业国也，则董先生文中所称农业国之人民质直而好义，喜和平而不可侮，其生治单纯而不干燥，俭朴而饶生趣；农业国之社会安定太平，鲜受经济变迁之影响，无所谓失业亦无所谓罢工，凡此所言是何与吾中国今日之情实全不符合也。

　　若以为如章行严先生所言，此系农业国而强效工业国之过。不知吾辈今日撤毁吾国有之铁路，捣坏吾国之商船、工厂，以复反于农业，果能遂禁南满之行车、内地外轮之通航，以及海外巨舶之莅止、沪汉各外国工厂之开工乎？果能遂禁洋纱、棉布、米粮、面粉之源源而输入乎？果能遂禁外人之取我铁路、矿山而代为办理乎？

　　董先生知自中西接触而国人顿感贫弱。惜董先生不甚考国人贫弱之原因也。国人之生路俱为外国工业之所压迫而日趋逼狭，于是流为兵匪。在他一方面，既有赔款，复有外债，使国民所担任之赋税日益增高，而上流、中流之阶级亦日呈中落之倾向。此非吾之工业有以与外国相抗衡，盖惟有万劫而不复。岂尚得谓中国不宜工业化乎？

　　董先生谓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是也，彼恃农业国为之供给原料，为之消售成品，彼非有农业国不可以自存。然惟其如此，彼势必挟其工业之优势，以窥窃农业国之统治权。庶原料之供给，成品之销售，不虞其有变动或为敌国之所攫取。此所以英国再三致意于取得殖民地也。凡为殖民地者，永只得以原料供给其所谓母国而不能自己供给；永只得消售其所谓母国之成品而不得自己制造。结果既以母国之人经济上处处占取优势，而殖民地之土人必至劳苦而不能自给。工业国之不能离农业国而独立，岂农业国之幸也哉？

　　然则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吾以为殆无疑议。中国如何能与外人竞胜而化为工业国？中国而化为工业国又何以免于生产过剩之患乎？请俟他日另文论之。

　　载上海《申报》

　　署名：戴英[1]

　　注释

　　[1]戴英，即代英。经编者查阅，周宪文编《新农本主义批判》（国民出版社，1945年）第109—111页，以“附录”的形式，将《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全文收录，作者直接标注为“恽代英”。

　　(1)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思想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取向，围绕究竟应该以“农业立国”还是以“工业立国”这个焦点问题，进行过三次大论战。1923年8月12日，章士钊在上海《新闻报》发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成为这场论战的开端。25日，董时进先生撰文支持章士钊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宜工业化”。以恽代英、孙倬章、杨杏佛等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相继在报刊发表文章，与章、董进行讨论，最终“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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