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争斗六将来国家的构造

六将来国家的构造

　　我们的目的，不在把资本阶级所努力去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对论调误解与谬论，一一加以剖示。要想开导愚恶的人，是无益的事。社会主义者不能使他自己疲精劳神去做这种事，而且他们亦从未做过。

　　然而有一种反对论调，必须驳斥。他的重要，值得详细讨论，打破了他，可以使社会主义的论点与目的更加明确。

　　我们反对的人说，协力的共同生活计划，若世间没有圆满方式，而未经试验得见他的好处，那便总难望人家采用为有智识人努力的目的。他们说，没有有知识的人肯在他没有完成他的计划，没有得经验家赞成以前，肯起手建造房子。他更绝对不肯在他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地方住以前，把他自己的住房拖倒。所以他们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拿出他们对于未来国家的计划来。若他们不肯，便知道他们自己亦不能很信社会主义。

　　这个反对论调，似乎很可喝采。他是这样值得喝采，所以好多社会主义者，亦是这个意见，说发表这种计划是必要。自然在社会进化的法则未经被人知道以前，这种计划似乎诚有预先决定的必要。因为那时以为社会的方式，与房屋一样，是可以随人意建造的。今天亦还有人说什么“社会的建造”。

　　社会进化论，是近代的科学。从前经济的发展，进行得慢，所以不甚考察得出来。那时人类虽几百年几千年没有什么大的变更。在俄罗斯的邻近，有地方现在用的农业工具，与历史初期所用的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在某时期存在的生产制度，对于那时期的人民，似乎是不可改变的制度。祖与父既在那种制度之下从事生产，那便子孙亦应一样的进行。自然人想得他所生存的社会组织，是永存的，上帝建造的。去设法改造他，是干犯神灵的国家战争与阶级战争，虽似乎发生很大的改变；但除了略影响于事物的皮毛，似乎再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扰乱，自然亦要影响到根基上面。但这种事实，非站在这事中间的个人观察者所易看得出来。历史主要没有什么，只是这种观察者所报告的多些少些诚实的编年事实，所以历史亦多半靠不住。虽然每个人把古时候几千年的事一纵观，总可清清楚楚的看出社会的进化，但寻常历史家都看不出来。

　　非至资本主义生产制的时期到了，社会进化进行得这样快，人类看他不出来。自然人类最先想从事物面子上考察出这进化的原因；但从面子上看的，只看得出决定进化直接路程的势力。这不是生产情形的改变，是人类意思的改变。

　　资本制度发达了，他为那些倚赖资本制度的人，如资本家劳动家等，建造了许多新需要；完全与有关于地主的生产制度的人所需要不同。因有这种不同的需要，亦发生与之相应的不同的是非利害，必要不必要的意思。资本制度生长，于资本制度有分的阶级更出了头，那种相应于生产制度的意思，比例的更明显施展他自己于政治上，教他影响于社会生活上，一直到后来所做成的新阶级占取了国家，顺他的需要而自由规划他。

　　有些开始想考察社会发达原因的哲学家，他想得这原因是人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之中，他们亦承认这些意思从物质的需要发生出来。但还是对他们有个奇秘的事；便是这些需要时时变迁。这种变迁是经济状况的改变，便是生产制度的改变的结果。他们起始存一个观念，说人的需要，是人性，是不可变迁的。所以他们只能看见惟一真的，自然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因为只有一种制度能合于真正的人性。他们说一切别的社会组织，都是人类未能早些确知他们的需要时所发生精神作用的结果，他们想得人类的判断力，常常易被蒙昧。有些人想得这是由于人类自然的愚昧；有的人想得这是由于君主牧师的蛊惑。他们从这一点，看社会发达，似乎是思想发达的结果。人越聪明，他发现合宜于人性的社会方式越快，社会越公道越良善。

　　这是我们所称为自由思想家的学说。他们劳力所在的地方，这种见解很流行。自然在十九世纪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亦在他势力之下。所以亦想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由于前世纪哲学家脑筋中生出来。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很明白资本制度，不是如十八世纪所盼望的一个完美东西，所以这个制度在他们想还不配做真制度。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必定有点地方弄错了。早年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自己去找这个错。他们又去找真社会制度，那便是说完全合于人性的社会制度。他们确见他们必要过细规定出他们的计划，比以前的人所规定要更过细。不然，一些别的不幸的势力，会打消他们的力量。这进行的方法，更是受了周围境况的支配。早年的社会主义者，他不像以前的人一样，站在将要倒的社会制度面前；他亦没有像以前的人那样。有以推翻现制度为利益的有力阶级加他以鼓励。他们不能说他们所争求的社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只说是愿意建造的。所以在他们的情形中，他们必须把这个意思尽力说得极明极显的个样子，使些人听得垂涎，没一个人疑惑他的可能或值得愿意。

　　社会主义的反对论者，还没有跳出一百年前社会科学所占的范围。他们所晓得所能懂的惟一社会主义者，便是那些与他们从一样的大前提发出的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他看得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恰恰像他看资本家的企业。例如股票公司，在发起的时候，他们若没有看见这事业可办而有利，他便不肯加股一样。这种观念，在十九世纪初期，还有些不错。然而今天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再用不着这些大人先生们的签字允许了。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既这样进行他的路，他的解散，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不可抵抗的经济能力，引导资本主义生产崩坏的运命确定了。用新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再不仅是值得愿意的，亦且成为不可免的了。

　　今天无产的工人团体，一天天更大更有力了。现存的制度，在他们是不可忍耐的东西。社会无论怎样崩坏，他们失落不了什么，而可以得着每件东西。他们若不愿意与他们占最重要部分的社会一同沉沦，那便定须求那适于他们利益的社会制度实现。

　　这些话都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我们的生产制度实事中，都指了出来，这些事实，比一切将来制度最光明的图画更说得明白确切。那些图画所能指出的，最多是说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不是不可能；但他们还是有缺点，他们不能把一切社会生活的详情，包括在内。他们常常让许多空隙存留着，反对的人从那里可以提出他反对的论调。但指出他是不可免的，那便靠他指示出来，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惟一可能的事。实在假如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是不可能，那便人类将中绝了一切更远的经济发达。在那种情形中，近代社会要崩坏，像差不多两千年以前的罗马帝国崩坏一样。结果回头到野蛮生活。

　　资本主义的文明，决不能如今天的样子永久存留下去。我们必定要移上前到社会主义里去；不然，便落下后到野蛮生活里去了。

　　知道这种情形，便可知道用炫耀人的图画去尽力转移社会主义的仇敌，完全是不必要对于近代生产制度的进行，不能使他觉得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的必要者；你要去赞美那还未发生，他不能见不能懂的一种制度，他会完全听不见。

　　而且建设将来社会制度立脚的一种制度，已经变成不但是无目的的，而见就近代科学眼光说，还是完全无可调和的。十九世纪之中，在经济界而且在人心中一个大革命发生了。考察社会发达的原因，有了伟大的进步。回溯四十几年前，马克斯[思]，昂[恩]格斯（Engels）指出来在最后的分析中，人类的历史不是由意思所决定；是由于顺从某种隐藏的法则，而不是顺从某人的愿意或幻想的那样一种不可抵抗的经济发达所决定。在前章我们已经看见了这件事是怎样进行；怎样引出新生产方式，因而需要新社会方式；怎样使人类发生新欲望，使他不能不回头影响到社会状况，而想出使社会适应于生产进行相合的新制度。因为我们总记得这种适应的作用，自己不能进行，他必须要人类脑筋的帮助。没有思想，没有意思，便没有进步。但意思不过是社会进化的工具。第一个动力不是从意思发生的，如以前一些人所相信，现在仍然好多人那样的所想一样。第一个动力，是从经济状况中出来。

　　所以不是思想家哲学家决定社会进化的趋向；思想家所能做的，是发现，是认识，是引导。他们能做这些事，比例于他们对于进行的状况懂得明确的程度而定。但他们不能自己决定社会进化的路程。

　　虽然认识社会进化的趋向，亦有他的限制。社会生活的组织，是极复杂的。虽至于最明白的聪明人，要从各方面懂得他，在他里面计算一切活动的力量能很精确，以至能使他精确的预告社会方式将要因这一切势力联合的行动结果成为什么样子，都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新社会方式，不是几个特别优越的人的活动。所能求他实现的。没有人，亦没有一群人能想出个计划；把他的好处一步步晓示民众；当他们得着了必要的力量时，从事照着他的计划以建造社会。

　　一切社会的方式，都是由于长而无定的争战而生的结果。被剥夺的人与剥夺者战。堕落而图反动的阶级与进步而谋革命的人战。在一切战争之中，各种阶级化成为各种形式的联合，以与反对方面战。被剥夺者的军营中，有时包含革命与反动两种原素。革命者的军营中，有时包含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两方面。在一个阶级之中，常常依个人或全部分的知识性情或地位，而成为种种分裂。最后，一个阶级所有的权力，总不能永久。每个阶级看他懂得周围的情形，看他组织的合宜，与人数多数，看他在生产机关所占地位重要的加减，而升起或堕落。

　　在这些阶级不定的竞争中，老些的社会方式不能维持的，便被新方式把他推倒了。取老社会方式而代他的，不常是最好的社会方式。要使他成为最好的社会方式，将不得不求有独占的政治权力，与他们社会情形最完全的了解。若不能这样，总不能免错误。一个新社会制度，若非全部分不可维持，亦许一部分不能维持，与推倒的社会制度一样。这不是不常有的事。然而经济发达的压力越强，他的需要越明显，革命阶级能做他们所需要的事的力量越大。革命阶级的组织，其违反经济发达需要的便败坏被人忘记了。那些必要的组织，即刻根深蒂固了，不至于为旧制度的赞成者所毁坏。

　　由这，一切的新社会制度发生革命的时代。与别的社会发达的时代不同，仅因在革命时代的发达现象，进行得非常的快。

　　所以社会组织的起原，很与建筑物的起原不同。事前的完全计划，是不能应用于社会的建造。由这一点，所以写出将来社会情形的计划，那只算与预先写未来的战史一样聪明的事。

　　然而事实的进行，不是毫无所赖于个人。每个这社会上活动的人，对社会都多少生些影响。亦有几个人特别因为他能力或社会地位的优越，能给全国民很大的势力。有些人靠启迪人民以促进社会的发达，建造革命力量，使这种力量勇猛而审慎的实行出来。别的人把他的力量用在反的方面，阻碍了许多年的社会进步。前者是被社会进化论所激励，想减少进化所需要的痛苦与牺牲；后者恰恰相反，想把痛苦与牺牲更加增些。但无论是最强大的君主，或者最聪明最仁慈的哲学家，没有人能随意决定社会进化所将取的方向，而精确的预知这种进化所将采的新社会方式。

　　所以很少东西，比这种需要社会主义者描写他所争的共同生活还儿戏。这种需要，除了社会党以外，别党都没遇见。他既是这样儿戏的事，若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提出的一个反对论调，他简直值不得我们太多的注意。

　　人类的历史，亦总没有一个革命党能预先看见，单独决定他所争求新社会制度方式的事。若进化的原因，真能决定引入这种新社会制度到一种结果，是政治活动所自觉的，而非莫之然而然的，那便人类的进化将大多了。社会党亦一样不能预定将来的事。然而政党能深锐的考察当时社会的趋向，而完全懂得他，还没有赶得上社会党的呢。

　　这不定是由于社会党的才智，亦是由于他的好机运。他所以占上风的，因他站脚于资本家政治经济学的肩上。这是第一个科学的社会关系与状况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一个结果，是使推翻地主生产制度的革命阶级，对于他们社会地位有更清楚的观念，比以前别的革命阶级少受些由自欺所得的痛苦。但社会党中的思想家，把这种社会关系的研究更引进了一步，他们的研究比资本家的经济学者更深邃。马克斯大著《资本论》，已经成了近代经济学的明星。不但他的著作高过于魁斯雷（Quesnay）斯密·亚丹（Adam Smith）李却多（Rioardo），今天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在思想清晰方针确定的那方面，亦都高过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革命阶级。若社会主义者不肯把未来的共同生活预先告知大家，资本家的著作者没有理由，便讥笑而断定我们不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事。社会党对于将来，比今天社会制度的找路的人，究竟有更清楚的眼光。

　　我们已经说了，思想家能够发现他当时经济发达的趋向，但他不能预先告诉这种发达将要即刻现出怎样的社会方式。我们只一望现在的状况，将证明这见解是不错。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趋向，在资本主义盛行的各国是一样；然而英国与法国，法国与德国，美国与其他各国，政治与社会的方式，却大不同。又被现在生产制度所引出的劳工运动历史上的趋向，各处是一样；然而这种运动显现的方式，亦各国是一个样子。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趋向，今天是很被人知道了的。然若非这种趋向没有改变，没有人敢预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社会将成什么方式。偏仍有许多人要社会主义者详细描写在现在生产制以后，将来发生的社会方式岂不可笑？

　　然而亦不能说社会主义者不肯描述未来的国家，及计算引导到那里去的时力，那便一定要说他们一切关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思想，都是无益有害的事。无益有害的事，是做一个积极的议案，硬要照着建造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凡陶冶社会状况的议案，非到了完全能管理能了解社会状况，不能做出由这，所以社会主义者只为现在社会制度提积极的议案；比这远些的提议，不能证以事实，只好从假设上立论。所以这只是幻像，梦想。最好亦不能生何结果。这种发明家，若是有力而神智，足以影响群众心理；然而惟一的结果，只是冤枉消耗了时候同力量。

　　然而我们不要把这些幻想，与那些考求决定当经济发达从立足于资本主义到立足于社会主义时候，他发达的趋向，弄混了在这种考求之中，没有什么对于将来计划的问题。但因研究一定的事实，自然发现了科学考察所得的结果。这种考察不是无用。我们看将来越清楚，我们现在越努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家，做了这样的考察。马克斯昂格斯的著作中，包含这一种的许多研究的结论。柏倍尔（Angust Bobel）在他的《社会主义下的妇女》（Woman Undor Sooialism）书中，亦说了这方面活动的结果。

　　每个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大约都私自有他这样的考察。因为每个人能放个大目的在他面前，他便会确见有必要知道清楚由那能达到目的的社会情形。这里有很悬殊的意见，各种地位各种性质的人，他研究经济问题，而见到各种不同的非资本主义方式的社会，特别是共产方式的社会。但观察事物态度的不同，无关于社会党的一致与统一。无论我们目的观察是怎样不同，只要我们眼光都是向着同一方向，而且是正确的方向，我们没有什么分别。

　　这里我们可以停止不再说下去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许多错误见解，都是由于乌托邦派传衍下来，或是文人的胡说。这种进行方针，自然有许多令人不愿意。我们只从他们中间一点指示我们经济的进步，可以自己造出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便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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