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争斗八企业的危机

八企业的危机

　　在我们寻常状态之下，一切阶级都是这样的生活不安定。又加以定期工业上的危险，到生产进至某种程度，如自然法则所规定的一样而发生；所以生活越不安定了。

　　在近二十年，这种危险影响的重要，及讨论这问题思想的纷歧，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近代最大的危险，影响于世界市场的，常起于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又起于多利益。这乃是我们商品生产制度所必有的特性。生产过剩，就生产过于实际的需要说，是无论任何组织可以发生的事。但在生产者从事生产以满足他自己需要时，自然这不能发生何种伤害。譬如从前时候农夫的谷，亦许一年生产过于他所需要，他可以堆积起来以防凶年。他的仓装满了，他可以把剩余的喂牲畜。再说坏些，他亦可以任他弃置糟塌[蹋]。

　　但近代商品生产制度却不然。第一，这组织既经发达了，人的生产都不为他自己，而仅以为别人。每个人买他所需要的东西。加以全社会的生产非由于一种有秩序的方法进行，他只听凭每个生产者去自己估量他所生产货物的需要。第二，近代生产制既发达过了第一层阶级，除了货币的生产者，都不能在卖他自己所生产的以前，去买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两个危险的根苗。

　　为解说这件事，有个简单的比方。在一市场中，聚集了一个有钱的，比方说是挖金矿的人，带着金币二十元；一个酒商，带着一桶酒；一个织工，带着一包布；一个磨粉人，带着一袋粉。为说简单些，比方每个人的这些东西，都等于二十元；亦比方每件东西恰恰合别人的需要。酒商卖他的酒于掘金矿的人，他得了二十元，便从织工手上买布；而织工又拿他布所得的钱去卖粉。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回家。

　　明年四个人又会聚了。每个人对于彼此的货物，仍如前一样的需要。比方说挖金矿的仍然愿意买酒，但酒商却不需布，亦不要钱还帐。他因衣服破旧了，要买一件新的。这样，他便把二十元放在袋里回家去了。现在织工再等不着人家来买布；磨粉人与他一样亦失了望。织工的一家人亦许是饿了，急于要粉子吃，但他所生产的布，他自己却没用处。所以布成了无用了。粉子亦不得其用。织工与卖粉人都没有钱，都不能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所生产的，都似乎成了过剩的生产。一切别的货物，凡生产得为一部分人用，而那部分人却得不着那东西用的，都是这一样。说远一点，一张桌子，木匠生产他，磨匠需要他。然而他是过剩的生产。

　　工业危机的重要特点，都在上面可以看出来。自然就实际说，在这种初步的生产，不得发生什么危机。但商品生产第一步，每个生产者多少总要生产些供他自己消费。专为买卖的生产！在每个家庭中，只占全工业的一部分。上面所说织工磨粉人，每人都有一块土地，几头牲畜，他们可以忍耐的等着，一直到他们的顾客来到他那里。如实在运气坏极了，他们求仍可生活，把那除了不计。

　　而且在商品生产的第一步，商场还小。一切的事容易计量。一年一年的生产同消费，群众的全部社会生活，进行得很平顺。在过去的小社会中，每个人知道每个人，深悉他的需要及购买能力。这种地方，工业的活动，一年年情形相差不远。生产者的人数，工作的能力，物产品的数量；消费者的人数，他的需要他能处置的金钱，这都没有很迅速的变化。每个变化，很快的被考察出来，被提出大家考虑。

　　这一切在现在商业状况上，都大有不同。在商业势力之下，为自己消费的生产，堆积得太多了。为商品生产的个人，更甚的是零卖的商人，他的生活全靠卖他的货物。特别重要的，是利在速卖。凡阻碍商品的买卖，乃至使买卖迟滞的，都成为他们的大祸害，甚至使他们因此失败。

　　由商业而各种不同的商场彼此相互接近。公共的商场大扩展，但难于因应。加以常有一二居间的人，于生产者消费者中渔取利益，因而更感不便。商业与交通工具的发达，物产的运输，很为便利。所以很小的需要，易于招集很大的供给。这一切原因联合起来，越发使估量商品的需要与供给为靠不住。统计表的发达，不能于这种趋向有所补救。社会全部的经济生活，越发依赖着商品的估量；而商品的估量，越发危险靠不住。

　　商人从开始便是个估量者。估量不是在交易中发明，乃是资本家必要的职务。因预先估量商品的需要，因在供给过剩的地方用贱价买货，因在价昂而缺货的地方卖他，商人更帮着把些秩序带到各个独立事业，无计划的生产制度里面来了。但商人估量易于错误。在他没有时候思虑他的危险时，错误的发生更为容易。不只他一个人是世界中的商人；他有几千几百的竞争者，都在那里相机以求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中，以敏捷为求胜利的必要，不容长久的思考，不容周详的细究。资本家不能不冒险。冒险便不能无失败。当商品在某市场需要很急的时候，大量的货运到那里去，一直到超过那市场的消化能力，于是价目低落了。商人不能不忍受损失，贱价出脱，或运到别的市场里去。他这种失败，有时便足以使他破产。

　　近代商品生产制度发达了的地方，市场中非供给过剩，即得不着适当的供给。这可以发生一种结果：由于一些非常的原因，市场堆积的存货太多，商人的损失太重，因以使许多商人无以自持而失败。这种情形之中，发生了我们第一等的商业危险。

　　小生产制是工业中重要方式时，商业的危险，其范围与程度有些限制。无论如何的需要，不能在一个地方很快的加增。商品的全量，在手工或小工业部勒之下，生产不能有很大的扩张。他不能靠雇多些人去求扩张生产。因为在普通情形中，一个团体中从事生产的人，都已有事做了。他只有靠加重劳役，——延长作工时间，剥夺假期等。但古时独立的工人农人，还没有大生产的竞争，他亦无须这样做。而且他便这样做了，生产仍没有几大分别。因为工作的生产力比较很小。

　　但资本家大生产制起来，便不同了。这种制度，不仅发达一切的工具，使商品聚集于一两个商场中，多到以前梦想不到的程度。不仅扩张每个市场，成为囊括全球的世界。市场不仅加多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间人，而且能使生产应于市场的需要突然而扩张。

　　现在工人全然附属于资本家。故资本家简直能任意加多他的工作时间，停止他的星期日，限制他夜里休息的时间，使他比以前所能更迅速多了的加增生产。而且今天一点钟的过分工作，用今天的工作能力所加增的生产，比手工一天的工作还大些。由于借贷信用制度，资本成了可以伸缩的数量。一个有起色的商业，可以加增信用，可以在街上挪移款项，可以短时间赚回他的资本，以加增他的效力。最重要的，资本之下常有大队的工人后备军，——失业者——供他的驱使。所以资本家无论何时可以扩充他的事业，雇用更多工人，很快的加增他的生产，利用机会以得着他最上的利益。

　　我们前面已说了，在大生产管理之下，工业的资本得了空前的进步，能管辖全部的资本工业。但在资本生产自身范围以内，某种工业，如铁厂，布厂，又凌驾别的工业。无论那种工业受了特别的促进时，无论是中国新商场的开放，或铁路事业的延长，他不仅于自身得了很快的进步，而且把这种生机转到全工业界。资本家扩张他的事业，建设新事业，加增原料及副料的消耗，雇用更多的工人，而且租金利息工钱亦因这一齐继长增高。货物的需要既增加，一切工业都觉得兴旺。这时候每件事业都似乎气象很好。信赖成了盲目，借贷极为自由。有钱的人都要把他变成资本以求利益。一切人的所有，都这样捲[卷]到工场里去了。

　　同时生产大增加，市场中原来的新需要得了满足。然而生产增加还是如前没有停止。一个生产者不知道别个生产者做些什么。虽在极显明的事实中，有些资本家仍然会起些误会；他们想避免竞争的落伍，因攫取机会与利益，而仍陷于阱坑。俗话说的“思捉最后的一个”。然而货物加增数量的处置，亦很不容易。堆栈虽满了，轰隆轰隆的机器还在努力进行。时候到了：商品公司必须付他上月所收工厂货物的价金，但货物还未卖，债务者只有货没有钱。他不能还债，于是失败了。其次便轮到工厂，他亦有定期偿还的债付不出来，像他的债务者不能付他一样。于是亦失败了。于是一个跟着一个破产下来。一直到发生一个普遍的失败。于是最近盲目的信赖，变成了同程度盲目的恐怖。痛苦越普遍了，崩坏的时候来了。

　　这时候全工业界摇动到他中心来了。每个事业，不是立足于很稳固根基的，都破裂得粉碎。坏运气不仅侵袭到那些架空的事业上，并到了那平时仅能站在水平线上的事业上。这个时候，小农夫，小生产者，小零卖商，小资本家，一个个倒了。自然那些能够维持的大资本家，因这得了一大笔赃物，在危险时期中，有两件事发生：一是小朋友的失产；二是生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这样于是大机运遂聚集于他们那里去了。很少的人，能够自信他在这危险中可以维持得住。一切近代生产制的恐怖，生活的不安定，缺乏，卖淫与犯罪，到这时都增长到可惊的比例了。许多人都因饥寒而死，因为他生产了太多的衣料食物房屋的原故。这到了个最可惊异的时候。近代生产力与商品生产制越发不能调和了；生产工具的私有，越变越成为祸害了。最先是无产阶级的祸害；其次亦且成为有产阶级的祸害。

　　有些政治经济家说，托拉斯可以除去这种危险，但这是假话。

　　靠合营公司与托拉斯的生产方法，他似乎能管理一切工厂，及资本家生产制所扩张到各国的国际间工业组织，但国际间的托拉斯难于建设，亦难于保持。所以托拉斯能有权力管理国际商业而避免危险，是很少的事。论到生产过剩，托拉斯的主要任务不是制止他，只是把他的坏结果从资本家肩上移到工人消费者身上而已。

　　便假定那些重要的实业，居然建设了很有条理的国际托拉斯，但这又生什么结果呢？资本家的竞争，只有一件事：便是同业中的生产者的竞争消灭了。但这消灭得越完全，不同业的生产者中所生嫌隙越大。这些别种商品的生产者，如消费者一样，需要这托拉斯的物产。说简单些，完全的国际托拉斯成立，将使资本阶级不更分为竞争的个人，而分的仇恨的团体，而使这些团体彼此拔刀相杀。

　　必须一切托拉斯联合成了一个托拉斯，一切资本国家的生产事业集中于少数人之手，那便是说生产工具的私有到了止境了；托拉斯才能除去这些危险。在实业发达的某时期，只须生产工具的私有长此存在，这危险是不可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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