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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


  ——自传之八

  大暴风雨过后,小波涛的一起一伏,自然要继续些时。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满清的末代皇帝宣统下了退位之诏,中国的种族革命,总算告了一个段落。百姓剪去了辫发,皇帝改作了总统。天下骚然,政府惶惑,官制组织,尽行换上了招牌,新兴权贵,也都改穿了洋服。为改订司法制度之故,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秋天,我那位在北京供职的哥哥,就拜了被派赴日本考察之命,于是我的将来的修学行程,也自然而然的附带着决定了。

  眼看着革命过后,余波到了小县城里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却拥着怀疑,在家里的小楼上闷过了两个夏天,到了这一年的秋季,实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没有我那位哥哥的带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边来寻找出路。

  几阵秋雨一落,残暑退尽了,在一天晴空浩荡的九月下旬的早晨,我只带了几册线装的旧籍,穿了一身半新的夹服,跟着我那位哥哥离开了乡井。

  上海街路树的洋梧桐叶,已略现了黄苍,在日暮的街头,那些租界上的熙攘的居民,似乎也森岑地感到了秋意。我一个人呆立在一品香朝西的露台栏里,才第一次受到了大都会之夜的威胁。

  远近的灯火楼台,街下的马龙车水,上海原说是不夜之城,销金之窟,然而国家呢?像这样的昏天黑地般过生活,难道是人生的目的么?金钱的争夺,犯罪的公行,精神的浪费,肉欲的横流,天虽则不会掉下来,地虽则也不会陷落去,可是像这样的过去,是可以的么?在仅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的当时我那幼稚的脑里,对于帝国主义的险毒,物质文明的糜烂,世界现状的危机,与夫国计民生的大略等明确的观念,原是什么也没有,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社会的归宿,做人的正道,总还不在这里。

  正在对了这魔都的夜景,感到不安与疑惑的中间,背后房里的几位哥哥的朋友,却谈到了天蟾舞台的迷人的戏剧;晚餐吃后,有人做东道主请去看戏,我自然也做了花楼包厢里的观众的一人。

  这时候梅博士还没有出名,而社会人士的绝望胡行,色情倒错,也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彻底,所以全国上下,只有上海的一角,在那里为男扮女装的旦角而颠倒;那一晚天蟾舞台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全本《棒打薄情郎》,是这一位色艺双绝的小旦的拿手风头戏;我们于九点多钟,到戏院的时候,楼上楼下观众已经是满坑满谷,实实在在的到了更无立锥之地的样子了。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

  最后的一出贾璧云的名剧上台的时候,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亮,台下的观众也起了动摇。而从脚灯里照出来的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与服装,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在几个钟头之前,那样的对上海的颓废空气,感到不满的我这不自觉的精神主义者,到此也有点固持不住了。这一夜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了早晨的三点,方才睡去,并且在熟睡的中间,也曾做了色情的迷梦。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早已在我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

  为购买船票杂物等件,忙了几日;更为了应酬来往,也着实费去了许多精力与时间,终于在一天侵早,我们同去者三四人坐了马车向杨树浦的汇山码头出发了,这时候马路上还没有行人,太阳也只出来了一线。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飘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

  太阳升高了,船慢慢地驶出了黄浦,冲入了大海;故国的陆地,缩成了线,缩成了点,终于被地平的空虚吞没了下去;但是奇怪得很,我鹄立在船舱的后部,西望着祖国的天空,却一点儿离乡去国的悲感都没有。比到三四年前,初去杭州时的那种伤感的情怀,这一回仿佛是在回国的途中。大约因为生活沉闷,两年来的蛰伏,已经把我的恋乡之情,完全割断了。

  海上的生活开始了,我终日立在船楼上,饱吸了几天天空海阔的自由的空气。傍晚的时候,曾看了伟大的海中的落日;夜半醒来,又上甲板去看了天幕上的秋星。船出黄海,驶入了明蓝到底的日本海的时候,我又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海天一碧,与白鸥水鸟为伴时的被解放的情趣。我的喜欢大海,喜欢登高以望远,喜欢遗世而独处,怀恋大自然而嫌人的倾向,虽则一半也由于天性,但是正当青春的盛日,在四面是海的这日本孤岛上过去的几年生活,大约总也发生了不可磨灭的绝大的影响无疑。

  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遇见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像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

  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十八岁的青春期哩!

  由神户到大坂,去京都,去名古屋,一路上且玩且行,到东京小石川区一处高台上租屋住下,已经是十月将终,寒风有点儿可怕起来了。改变了环境,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式,言语不通,经济行动,又受了监督,没有自由,我到东京住下的两三个月里,觉得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静静儿的回想起来,方才感到了离家去国之悲,发生了不可遏止的怀乡之病。

  在这郁闷的当中,左思右想,唯一的出路,是在日本语的早日的谙熟,与自己独立的经济的来源。多谢我们国家文化的落后,日本与中国,曾有国立五校,开放收受中国留学生的约定。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只教能考上这五校的入学试验,以后一直到毕业为止,每月的衣食零用,就有官费可以领得;我于绝望之余,就于这一年的十一月,入了学日本文的夜校,与补习中学功课的正则预备班。

  早晨五点钟起床,先到附近的一所神社的草地里去高声朗诵着“上野的樱花已经开了”,“我有着许多的朋友”等日文初步的课文,一到八点,就嚼着面包,步行三里多路,走到神田的正则学校去补课。以二角大洋的日用,在牛奶店里吃过午餐与夜饭,晚上就是三个钟头的日本文的夜课。

  天气一日一日的冷起来了,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北风的雨雪。因为日日步行的终果,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的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日当作了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这半年中的苦学,我在身体上,虽则种下了致命的呼吸器的病根,但在知识上,却比在中国所受的十余年的教育,还有一程的进境。

  第二年的夏季招考期近了,我为决定要考入官费的五校去起见,更对我的功课与日语,加紧了速力。本来是每晚于十一点就寝的习惯,到了三月以后,也一天天的改过了;有时候与教科书本茕茕相对,竟会到了附近的炮兵工厂的汽笛,早晨放五点钟的夜工时,还没有入睡。

  必死的努力,总算得到了相当的酬报,这一年的夏季,我居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里占取了一席。到了秋季始业的时候,哥哥因为一年的考察期将满,准备回国来复命,我也从他们的家里,迁到了学校附近的宿店。于八月底边,送他们上了归国的火车,领到了第一次的自己的官费,我就和家庭,和戚属,永久地断绝了连络。从此野马缰弛,风筝线断,一生中潦倒飘浮,变成了一只没有舵楫的孤舟,计算起时日来,大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差不多是在同一的时候。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人间世》半月刊第三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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