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巴厘的火焰

巴厘的火焰

　　——诗岛杂忆

　　火山

　　凡是到过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人，不能不承认，这岛子确实有股迷惑人的力量。究竟从哪儿来的魔力，看法就不一致了。西方的游客好猎奇，看见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有着宝塔似的神龛，处处竖立着怪眼圆睁的湿娃石像，于是对巴厘印度教抱着奇特的趣味，叫巴厘是“魔鬼之岛”。也有更多的人沉醉到别具风格的巴厘舞蹈和音乐里，被精美的巴厘木雕弄得眼花缭乱，忍不住从心里发出赞叹，叫巴厘是“诗岛”，是“天堂岛”。我自己呢，使我梦魂难忘的却是人，是性格炽热的巴厘人。写到这儿，我的心微微颤抖，从心底涌出一些聪俊的影子：有舞态轻盈的少女，有神采飞扬的少年乐师，有刚强英俊的战士，有端庄敦厚的长者……他们的身份阅历也许极不相同，但从他们的眼神里，从他们跳动的胸口里，我却看见了一点极其相同的东西。这是一股潜伏着的火焰，暗地里滚动飞舞，时刻都会喷发。我仿佛看见了巴厘的火山。

　　从东到西，整个巴厘岛横着一条火山的链子，形成岛子的脊椎骨。最高的是阿贡火山，不久前还大发过雷霆，喷着怒火。当我强忍着一股刺鼻的瓦斯气味，飞过阿贡火山时，我望见那火山张着参差不齐的大口，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喷溅的熔岩淌遍山野，白惨惨的，满山满野的树木都烧死了，只剩下干枯的枝干。那情景，恍惚是满山积着白皑皑的大雪，一片荒寒。更远处，望得见另外的火山，山口吐着浓烟，酝酿着一次新的爆发。这种惊心动魄的景象是十分少见的。但是想不到从巴厘人炽烈的眼神里，跳跃的胸口间，我又依稀看见了火山的影子。

　　巴厘人

　　巴厘人的内心是一团火，巴厘人却又异常朴实可亲。所以朴实，倒不是由于“锉牙”的缘故。锉牙是当地一种风俗。每逢男女到了青春妙龄，就择个吉日，穿上盛装，躺到一座花布扎的彩台上，由一个教士锉锉当门的六颗牙，说是可以驱除贪爱财货等六种恶习，使孩子长成个好人。从这古老的习俗里，可以领会到巴厘人是怎样善良。

　　谁要以为巴厘人是善良可欺，就错了。我到巴厘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便含着警策的深意。五十年前，这里有一位国王，受到荷兰殖民军的侵略，奋勇抵抗，率领全军一齐战死，也不投降。酷爱自由的信念已经化成热血，流在人民的血管里。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好男儿，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溅红了巴厘的史册。

　　一个晴暖的日子，我们到北德川村去瞻拜一座烈士陵墓。那陵墓修成宝塔的样式。陵前竖着两根竿子，上头挂着嫩椰子树皮编的灯笼，气氛很庄严，显然是专为我们这一群聚集在巴厘的作家谒墓布置的。墓道两旁站着两排少男少女，唱着节奏激昂的歌子，迎接客人。先有人敲了几下木钟，我们便祭陵，围着陵墓转了一圈，往上撒着新鲜花瓣，然后走进陵前的一座纪念馆。

　　翻开一本史册，当时的许多英雄出现在我们眼前。为首的英雄叫诺拉·雷。那时是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印度尼西亚已经宣布独立，荷兰殖民军在巴厘登陆，打算重占这个千岛之国，诺拉·雷带领着人民，跟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荷兰军见武力一时不能取胜，设法诱降，又假装要和平谈判。诺拉·雷识破敌人的奸计，一口回绝。在北德川村一次激烈的战斗里，诺拉·雷倒下去了，许多战士自尽殉国，没有一个投降的。争自由的火焰是不是熄灭了呢？没有。诺拉·雷早已依山傍险创立了根据地，当地人民继续战斗下去，前后延续三年，荷兰军终于败走，巴厘岛还是巴厘人的。

　　我翻完那本史册，把本子阖上，久久不说话。

　　一位印度尼西亚朋友坐在我旁边，问道：“你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历史。”

　　印度尼西亚朋友接口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必须斗争到底，才能胜利。”

　　我说：“不幸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厚颜无耻地向帝国主义投降，还夸口说这是什么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有朝一日，历史会裁判他们的。”

　　他说：“何必等待历史，人民已经判决他们了——特别是像今天在场的烈士子女，更不许任何人背叛他父亲的革命事业。”

　　我还不知道呢，站在墓道两旁的少男少女，都是烈士的子女。烈士牺牲时，儿女还小，一转眼，都长成人了。现在他们穿着白上衣，青裙子或者青裤子，守护着父亲的陵墓，父亲的信仰，父亲的事业。多么叫人喜爱的青年啊。我走上去，一个一个跟他们握手，细望着他们洋溢着生命力的脸。在行列尽头，我发现一个姑娘，不到二十岁，眉眼分外细致清俊，面熟得很。刚刚在那本史册上，印着个年轻而英俊的战士，这姑娘，活脱脱地不就是那战士的形态么？

　　我紧握着那姑娘的手说：“好孩子，你多么荣幸，有那样一位顶天立地的父亲。”

　　姑娘微笑着说：“谢谢你。我父亲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一生就是不肯向恶势力低头，忠于革命，热爱生活。”

　　百岁老人

　　那天，本来是到巴厘首府连巴刹附近一个乡村去看博物馆，看完后，同去的印度尼西亚朋友问客人：“愿不愿意会会民间艺人？”当然愿意。

　　那村子叫鸟百德，艺术生活比别处更加丰富多彩。人烟很稠，街道房舍满整齐。印度尼西亚朋友领我们来到一家门口，门旁立着棵参天的老榕树，铺展开好大的荫凉儿。我们走进院子，院里静悄悄的。四下一望，我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艺术馆，还是个农户呢？瞧啊，满墙都是壁画，满院竖着精雕细刻的神塔和石像，满梁满栋都是玲珑剔透的雕花，使人呼吸到一种浓得像黑咖啡的艺术气息。

　　我正在凝思，屋后转出一位老人，跳下台阶，三步两步迎上来。

　　印度尼西亚朋友说：“这是主人，一位老艺人。”

　　老人光着膀子，系着条白地紫花的纱笼，头发像雪一样白，披在脑后。我起先只当他六七十岁，一问，上百岁了。一百岁是个很长很长的岁数，当中该经历过多少人事变迁啊。我紧望着老人的脸，很想探索出一些人生的奥妙。老人却垂着眼，神情挺严肃，只说：“我是个务农的人，痴活了这么多年啊。”

　　我问道：“你是怎么学起艺术来的？”

　　老人说：“人嘛，谁心里不想点什么，谁不懂得忧愁和欢乐。我们贫苦人又没念书，写不出，闷在心里不好受，我就刻呀，画呀，拿木头石头刻画出我的心情，我的想法。”

　　“你一生完成了多少作品？”

　　“记不得了，家里存下的就只这点。”说着，老人引我来到一座石头雕像前，也不说话，拿眼示意叫我看。

　　这是个年轻的男像，跟真人一般高，眉眼之间含着股刚烈的英气，使我记起唐人的两句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斜对面竖着另一座石雕，是个少女，眉眼低垂着，嘴角含着个几乎觉察不出的柔媚的微笑——大约她想起什么甜蜜的回忆，忍不住暗自微笑呢。

　　我一面看，一面赞不绝口。老人的神色还是那么严峻，也不答言，又领我来到一座半身石像前。是位妇女，神态从容，眼睛大胆地正视着前面。

　　印度尼西亚朋友说：“这是一位革命妇女领袖，叫卡蒂妮，一八七一年生，一九〇四年就死了。”

　　老人立在像前，细细端详着，一时似乎忘记了旁边的人。他的嘴唇轻轻动着，自言自语着什么。他的心显然沉到六十年前的旧事里了。从神情里，看得出他对这位妇女领袖是怀着多么深切的敬意。

　　不知什么时候，院里出现好些人：妇女、青年、小孩，藏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都是老人的子孙后代。他家已经有七代人了。

　　这时一个热心肠的农民插进来，指点着说：“你注意没有？他的作品总留着一点没完成的地方。”就指着院里一座智慧之神的神塔，上面果然缺少一个魔头。

　　我奇怪道：“这是为什么呢？”

　　那农民答道：“这是说，他一生完成不了的事业，让他子孙去继续吧。”

　　陪我来的印度尼西亚朋友笑着说：“他家有七代人，一代完成不了，还有再下一代，总有人继续的。”

　　百岁老人叫恩约曼，我会见他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

　　（一九六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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