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晚潮急

晚潮急

　　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汹涌涌的大西洋霎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雨季到了尾梢，正是非洲的十月的夜晚。海风袭来，沿岸的椰子树抖着大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论风景，这一带美到极点，尤其是眼前那座岛屿，半遮半掩在波光月影里，周身披满羽毛也似的杂树，翠盈盈的，蒙着层怪神秘的色彩。

　　靠岸不远泊着一条远洋轮船，船上的灯火亮堂堂的，断断续续飘来狂热的摇摆舞曲。这使我想起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没准儿这条船就是“希望号”呢，新驶进几内亚湾，前来贩运奴隶。我恍恍惚惚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的眼前幻出一长串赤身露体的黑人，戴着镣铐，被人强把他们跟自己的家庭骨肉撕开，赶往不可知的命运里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幻梦里惊醒。来的是葛伯勒先生，是我今晚上专诚等候的客人。葛伯勒是个很矜持的人，留着一部连鬓胡须，两只沉思的大眼显得十分诚恳。性情比较沉静，可是一握手，一笑，特别是那闪耀的眼神，处处透露出他内心里那股烈焰腾腾的热情。我跟他相识已经好几年。他身上有时湿透非洲的热雨，有时挂着寒带的霜雪，有时又满披亚洲的风尘，四处奔波，从来不见他露出一丝半点疲倦的神色。他有祖国，却不能明着回到他的祖国去。他的祖国是所谓葡属几内亚。他竭尽精力，奔走呼号，在国内发动起生死的斗争。他就是这斗争的首领之一。

　　葛伯勒见我屋里暗沉沉的，问道：“灯坏了么？”

　　我说：“没坏。一开灯，我怕把先来的客人赶走了。你看满屋的月色多好，把它赶走岂不可惜？”

　　葛伯勒动手把椅子搬到露台的月色里，坐下，一边含笑说：“你倒有诗人的气质，也许你正沉到诗境里去了吧？”

　　我笑笑说：“不是诗境，是沉到一篇小说的境界里去，我正想象着早年非洲的痛苦。”

　　葛伯勒说：“你眼前还摆着另一部小说，知不知道？你该看过英国斯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吧，那金银岛不在别处，就是那儿。”说着他指了指眼前那烟月笼罩着的岛子。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想不到那绝美的岛子，竟是斯蒂文森描写的西方恶棍凶汉争财夺命的地方。这也可见当年殖民主义者怎样把大好非洲，整个浸到血污里去。幸好今天的金银岛，再不容西方海盗们横行霸道了。

　　葛伯勒含有深意地说：“不幸的是西方海盗横行霸道的日子，并没完全过去。我们祖国的人民，今天不是照样戴着奴隶的镣铐么？”

　　这提醒我想到昨天在他家里碰见的事情。昨天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住处藏在一片可可树的浓荫里，满清静的。几个青年人正坐在廊下，聚精会神地编写什么宣传品。廊角里堆着几捆印刷品，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油墨味。

　　葛伯勒恰好在屋里跟人谈话，见我来了，忙着招呼我，却不给我介绍那位朋友。这是一个生得俊美的青年，长着一头好看的鬈发，上身穿着件火红色衬衫，不知几度湿透了汗，衬衫上处处是一圈一圈的汗渍。他歪着身子半躺在一张藤椅里，绷着脸，神情显得有点紧张。

　　我觉察出他们正在讨论什么严重的事情，坐一会儿想要告辞。

　　葛伯勒按住我说：“慌什么，多谈谈嘛。今年夏天我们有位同志参加过和平与裁军大会，回来还谈起你呢。”

　　我因问道：“也谈起会议吧？”

　　葛伯勒沉吟着，慢慢说：“谈是谈起过。说实话，谁不想望和平啊，我也想望。请想想，我们离乡背井，流亡在异国他乡，会不渴望着和平生活么？我有时夜间做梦，梦见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的亲人，欢喜得心都发颤。赶一醒，是个梦，难受得透不出气。唉！唉！几时我才能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怀里，尝到一点和平的滋味呢？——但是我们要的和平决不是帝国主义手指缝里掉下来的和平，更不是奴隶的和平！”

　　红衣青年听到这里，从一旁冷冷地说：“别谈这些了。”

　　葛伯勒就说：“应该谈什么呢，你该告诉中国同志。”

　　红衣青年并不开口，站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血气旺得很，浑身带得股非洲的泥土气息。我暗暗猜测着他的出身来历。

　　终于还是葛伯勒开口说：“我们这位同志昨天晚间刚从国内赶来，过分激动，你别见怪。近些日子，葡萄牙殖民军又在我们家乡进行大逮捕了，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死伤不少。我们一位同志不幸被包围在屋里。他跟殖民军整整打了一天，子弹快完了，就把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心脏里去。敌人砍掉他的头，挖出他的心，把他的尸体丢到十字路口，不许埋。隔不两天，烈士的兄弟收到一块带字的破布，这是烈士临死前蘸着血写的。他写的是：‘命你拿去，自由的灵魂却是我的！’是谁把烈士的绝笔转给他兄弟，不知道。但在殖民军里，显然有我们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志气：我们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宁肯为独立而牺牲，也不肯贪图一时的和平而苟且偷安。没有独立，谈得上什么和平！”

　　葛伯勒的话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到此一下子煞住。屋里一时变得异常闷热，闷得要死。窗外的可可树上飞来一只叫不出名的鸟儿，张开喉咙唱起来，唱得那么婉转，那么娇滴滴的，简直唱出一片清平气象。

　　红衣青年两手叉着腰，面向着窗外，忽然大声说：“葡萄牙人拿着美国武器，天天向我们射击，不起来斗争，我们能有什么活路？我们决不肯俯首帖耳，乖乖地当绵羊……”

　　我不禁说：“你们不是羊，你们是非洲狮子。”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幅中国织锦，上面绣着一头雄狮，立在山峰上，背后衬着一轮红日。我接着又说：“只是这幅小画，不能充分表示出中国人民对你们敬爱的心。”

　　红衣青年几步冲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我哥哥常告诉我，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可惜他从来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

　　我便说：“那就烦你把这幅雄狮转送给你哥哥吧。”

　　红衣青年的手微微一颤说：“好，我一定把这幅画，跟他的血书保存在一起。”

　　我一听，禁不住一把搂住红衣青年，久久不放。

　　我极想多知道些葡属几内亚人民斗争的事迹，便和葛伯勒约好，第二天晚间他来看我，长谈一番。

　　现在葛伯勒紧挨我坐着，黑亮的脸色映着月光，显得分外刚毅。他面对的生活是残酷的，却有兴趣谈诗，谈文学，胸襟阔朗得很。有这样胸襟的人，敌人是无法扼杀他的思想灵魂的。

　　大西洋正涨夜潮，潮水滚滚而来，卷起一片震撼天地的吼声。葛伯勒点起支烟，缓缓地谈起他祖国的历史，他祖国的命运，他祖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他的话音落进汹涌的潮声里，一时辨不清是葛伯勒在说话，还是晚潮在吼……

　　（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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