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海天苍苍

海天苍苍

　　傍晚，凉风从台湾海峡吹来。路旁的金合欢花散出甜丝丝的清香。厦门的夏夜是迷人的。我的心却有点发紧，不能平静——我正在一步一步走近吴才良的家。

　　吴才良是在一九五三年福建乌丘屿海面的一次海战里显露出他的性格。当时他刚上炮艇，当信号兵，年纪轻、个子又矮，一脸稚气，都把他当小孩看。你哪想到就是这样个孩子，当我们的炮艇在海战当中一靠拢敌船，他拿着支冲锋枪，一纵身跳到敌船上。敌人船上掌舵的打死了，船还在转。这个手脚灵活的小水兵三步两步窜到前舱口，正好有个蒋家军官要往上钻，当场叫吴才良一喊，慌慌张张举起手来。紧接着吴才良从舱里又活捉了十几个敌人。懂得一点海战的人都知道：“跳帮”（即跳船）不是件容易事。吴才良的胆气就是这样壮。

　　我现在要去看的不是吴才良，是他母亲。这位母亲为她儿子的命运该经历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啊！一颗流过血的母亲的心是神圣的，我不忍心去触动。我最怕见的是母亲的善良的眼泪。

　　吴妈妈并没用眼泪来迎接我。她有四十几岁，神态很温柔，又透着刚强。屋里已经黑洞洞的了。她点起盏煤油灯，窗口的海风一吹，灯苗冒起黑烟，忽闪地灭了，她就再点。还有好几个小儿女围在她的身前，一个个方头大脸的，都像吴才良一样可爱。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一面沉思，一面轻声谈着她心爱的儿子——才良。我觉得她谈的不只是她的儿子，她谈的是我们年轻一代人的思想和灵魂。

　　才良，我的孩子，已经离开我走到别处去，永远不再回来了。有时我一恍惚，觉得他好像是出门迷了方向，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定什么时候，门外会传来他的笑声，一转眼他会飞进屋子里来，对着我唱。他总是这样，人没到笑声先来了。他知道我爱听唱歌，一回家就唱。可是才良是不会回来的了。他并没迷失方向，他走的是一条通到很远很远地方的光明大道。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里还写着：“妈妈：你能原谅我么？我们的走，总是使人感到这样的突然……当我想起将来，想起祖国最美丽的那一天，一种新的力量充沛着我，也使我更加劲地工作。我知道只有工作，才能缩短走向幸福的路程。”

　　才良就是这样走了，奔着一个远大的理想往前走了。

　　我爱我的孩子，特别爱他这种刚强性格。我们家的生活先前很苦，靠着他爸和我做鞋油和肥皂卖。孩子从小帮着做。记得有一回才良做鞋油多倒了油，他爸打了他一个耳光子，孩子一生气，跑到他叔父家里去，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回心转意，回到家里来。才七岁一个孩子，就有这大气性。

　　才良顶喜欢他叔父。他叔父叫吴学诚，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做副刊编辑，常给孩子书看，讲故事给孩子听。才良爱书爱的要命，八岁上就抱着一大本《三国演义》死啃，啃不动也啃，看着都叫人发笑。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初，正过元宵节，叔父在我们家吃元宵，他的家忽然叫特务搜了。叔父忙着赶回去，就叫国民党的党部“请”去，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当时才良已经十二岁，稍微懂点事，仰着脸问我：“妈妈，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叔父呢？”

　　我忍着泪悄悄告诉他说：“因为你叔父是个共产党。”

　　孩子又问：“为什么是共产党就要杀呢？”

　　我悄悄说了点自己懂得的一知半解的革命道理，都是他叔父平时对我讲的。孩子的心是纯洁的，记的也牢。厦门解放那天，解放军一进城，人家孩子就连跑带叫撞进门来：“妈！妈！共产党来了！”

　　我望着自己的儿子，心里说不出的难过。还能老让孩子天天挑着肥皂上街卖吗？他应该念书，他可想当个解放军。念了两年初中，他到底考进海军去。临走，他只向我要一件东西，这是他叔父活着的时候亲手做的小铁箱。

　　我说：“要你就拿去吧，可别丢了。”

　　他拿这个小铁箱装书用。他的书也多，有小说，更多的是诗，每本都包着干干净净的封皮，像新的一样。谁要看就借给谁。可是你要不知道爱惜书，稍微弄脏一点，你看他那个不高兴啊。

　　才良自己也写诗。他有一本很厚很厚的本子，写满了诗。他抄给我的诗里有这样几句：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
　　我们永远万分珍惜
　　那在战场里结下的友谊

　　这个孩子，感情实在重。在许许多多战友当中，跟他顶密的是谢时恒，也是信号兵，两个人常常走在一起，好像你是我的影子，我是你的影子。时恒的身量高，才良又矮又灵活，刚刚到时恒的胸脯。

　　才良会笑着说：“看你多高！”看电影总坐在时恒的上首，位子高些。

　　两个人不在一个炮艇上做工作，彼此约好了，谁的艇先靠码头，谁就买两张电影票，一起去看。

　　买好票才良说：“你等着，我找你去。”

　　时恒说：“我找你去。”

　　常常是你找我，我也找你，两个人走到半路就碰见了。如果时间早，才良准把时恒领到家里来。一进门才良就唱，还喊：“妈！给我们花菜吃。”

　　夏天，炮艇一靠码头，两个孩子总爱睡在码头上，有时你替我抱被子，有时我替你抱。两个人并排一躺下，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海上的潮水，就该咕咕哝哝谈起来了。谈到东，谈到西，谈到祖国，也谈到自己——总是谈到很远很远的将来。

　　要是晚间许多信号兵聚到一起，大家一定逼着才良讲故事。才良肚子里的玩意儿也多，故意讲鬼，还专讲顶怕人的鬼。讲到最后，他会把两条胳臂忽然一张，啊地大叫一声，做出吓人的样子，惹得人家都笑起来。

　　乌丘屿那次海战，才良立下点功劳，你也许在《解放军画报》上看过他的照片。有一天，孩子回家来，四下望望问：“妈妈，报喜的奖状来了么？”

　　我说：“来了。”

　　孩子又问：“来了为什么不挂起来？”

　　我说：“先不忙吧，这么点芝麻粒大的功劳，算什么？等你立了更大的功，再一齐挂起来吧。”

　　做母亲的心事，你该懂得。我说这话，是怕孩子骄傲。其实我是冤枉了我的孩子。作为个团员，党更会时时刻刻教导他。又过了好些日子，我发现才良瘦了，回家来也唱，也笑，只是不像从前那么欢。我有点担心，他却笑笑说：“一点小病——不碍事。”

　　还说是小病呢。原来他得了心脏病，起初时常头晕，到后来，有时正在艇上值更，一下子会晕倒，不省人事。中队长几次送他去休养，去了不久又回来，回来就要上艇。有一个晚上，谢时恒的炮艇跟才良的停在一处。时恒值更，才良也值更。到半夜，时恒听见那边艇上喊：“吴才良没气了！”

　　同志们又把他送到医院去。这次还算好，养了两个多月才回来，气色好了，人也壮了。你当他是养好病回来的么？才不是呢。他是偷偷从医院跑出来的，什么东西都丢了。中队长找他谈话，人家孩子还满有理似的说：“医院里叫我复员，我不跑还等什么？”

　　中队长说：“你有病就该复员。”

　　人家孩子就说：“等台湾解放了，我再复员吧。”

　　不复员也不要紧，还不肯留在陆地指挥所里，偏要求回他的原艇。于是有一天，他跟他那些热爱的战友一起，不声不响又走远了。走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回到海洋上去了。他爱海洋，正像他爱诗一样，爱的要命。风平浪静的日子，他爱海的温柔；白浪滔天，他又爱海的威严。一到大海上，他就高兴。只要我的孩子高兴，我也高兴。

　　我不能忘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这个日子。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居民委员会里忙了一阵工作，有点累，回到家里，看见桌子上摆着封信，笔迹是生疏的，寄信的番号却是我儿子的。我的心跳得厉害，手也止不住发颤，急忙拆开信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好妈妈！当我写这封信时，我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着，我很悲痛我的好战友吴才良同志已经于本月十九日在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倒下去了！……

　　看到这儿，我的眼前一阵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等苏醒过来，看见几个小儿女围着我，哭着叫妈妈，我的心痛得像锥子扎似的，想哭，又没有眼泪。我用两只胳臂搂着我的小儿女，强忍着说：“不要哭，孩子！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我还不相信才良会真死了。也许这不是真的吧？寄信给我的是才良的大队长，我找到大队部去。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的儿子再也活不过来了。我为我的儿子痛苦，也为我的儿子骄傲。他死得好，死得值得。现在我只有一个心愿：我想看看我儿子牺牲的地方，我想看看我儿子的坟墓。

　　大队的一位同志陪我到了东山岛。我才知道，这些天才良他们那个艇队一直在这一带海面上巡逻，保护海上的运输，运的都是建设祖国的各样器材。冬天，海不是好惹的，一闹天气，浪头会从桅杆上哗地盖过去，哗地又盖过来，炮艇就得打着滚往浪窝里钻。才良是个信号兵，总要站在驾驶台上，站的那么高，瞭望着海面，还得跟别的炮艇拿旗子说着话。炮艇翻来翻去，不牢牢抓住桅杆，准会把他颠到海里去。他呕起来，呕一次又一次，浑身像抽掉筋似的，又酸又软。我的好儿子却从来不肯到舱里去，他要站在他自己应当站的位置上。

　　我儿子出事那天，艇队已经完成护航的任务，开进东山港里。那些日子，敌人的飞机常从台湾绕来，乱闹腾。这一天，从早晨起，对空的战斗就开始了。有一架敌机受了伤，其余的都逃走了。靠近中午，才良站在驾驶台上，拿着望远镜正瞭望，忽然喊：“西南方向发现敌机四架！”

　　一掉头，发现八架，再一掉头，变成十二架，围着上空直打转。

　　才良本来有一条清亮的好嗓子，整个艇上都听见他一会报告：“左舷十五度敌机两架！”一会又报告：“右舷四十五度敌机四架！”……

　　艇上的炮火一齐吼起来。炮弹一时切断敌人从不同高度、不同角度冲击的队形，一时又直冲着敌机飞去。炸弹从高空投下来，海面上激起一根水柱，又一根水柱……比桅杆还高。

　　也不知道我们的炮打出去多少发炮弹，炮筒子发了红，直冒烟，还是打。

　　你想不到一个孩子会在战斗里有多么沉着。只听见才良对炮手报告：“炮弹离敌机相差五度。”紧接着叫起来：“打得好！打中了！打中了！”

　　果然有一架敌机冒了红，尾巴上拖着一条黑烟，一路嚎叫着摔到大海里去。

　　不久才良又喊：“打中了！又打中了！”

　　又一架敌机晃了晃，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摆摆的，拖着翅膀子朝东飞了。正在这个当口，另一架敌机忽然从山后翻过来，朝着炮艇扑上来。才良喊了声，举起冲锋枪，对准敌机就打。一颗炸弹落下来。一转眼间驾驶台旁溅起一片水花，才良的声音从此再也听不见了。

　　战斗结束以后，同志们把他从海里捞出来，浑身上下不见一点伤。可怜的孩子，他是从炮艇高头震到海里去，要是不震昏，他能凫水，还是不会死的。我去看了看他的坟墓，离他牺牲的地方不远，清清静静的，前面就是大海。活着的时候，才良爱海。现在他可以永远听见海潮的声音，永远监视着祖国的海防。

　　陪我去的同志想要安慰我，说：“才良同志的身体不大好，战斗的头两天，本来决定调他到岸上工作，另派人代替他，他可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岗位。”

　　我说：“我的儿子做得对。如果祖国的事业需要有位母亲献出她的儿子，就让才良去吧。我不愿意别的母亲也像我这样痛心。”

　　才良写过这样几句诗：

　　如果在一个早晨或者夜晚
　　解放的呼声像雷震的呼喊
　　我们将和祖国一起
　　就像昨天一样英勇作战
　　准备着，永远准备着
　　一旦我们战死
　　就让同志们踏着胜利的步伐
　　跨过我们——去消灭敌人

　　我觉得，这就是我儿子留给我的战斗的誓词。

　　亲爱的吴妈妈，在她低声谈着儿子的时候，只有一次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眼。从她的性格里，我看见了吴才良的性格。

　　已经是夜里九点钟，吴妈妈还要赶着去听党课。我向她借到吴才良的诗和照片，回到我的住处。我在灯下读完吴才良的诗，又拿起他的照片。这是个十分清俊的青年，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里藏着无限美丽的感情，美丽的思想，美丽的灵魂。要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我们要摸他的脉。吴才良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处脉搏。接触到他，你能够感到这个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沸腾啊。

　　我的心不能平静下来，走到露台上去。我的住处在厦门的最高点虎头山上，眼前苍苍茫茫的，海天一片。一时间，我觉得吴才良并没有死。他不过是登上舰艇，挂起旗子，跟他的战友一起，向着海天苍苍的深处远航而去。风浪声里，我恍恍惚惚还听得见他的歌声：

　　迎着火红的太阳
　　劈开层层的波浪
　　我们的炮艇离开了海港
　　驶向水天相连的远方
　　再见吧！亲爱的同志，陆上的朋友们
　　不要怀念海上的人
　　愿你们愉快地尽情歌唱……

　　（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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