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昨日的临汾

昨日的临汾

　　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波动着。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烦地向车夫说：

　　“城门能开么？”

　　“差不多啦。”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

　　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渡，进逼潼关天险。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在风陵渡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他曾经对我叹息说：

　　“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

　　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踯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因着前线的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么？”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经过守门兵士的几句盘查，牛车赶进城里，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从标语下，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保卫祖国的战士被急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热闹，紧迫。行人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造成临汾的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张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无耻地蠕动着。

　　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实：

　　是旧历元宵的夜晚，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举行一次提灯大会，游行，喊口号，宣传。队伍像是一条龙，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群众的情绪，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啪啪……

　　队伍紊乱了，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

　　“打倒汉奸！”

　　因着混乱的状态，汉奸并不曾捉住，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别大。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

　　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时刻都在消灭他们。因此，我曾经亲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

　　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乡公所的领导，农民们有一次隆重地举行春耕运动大会。因为有事住在这个小村里，而且想看看农民的集体活动，我也跑到乡公所。

　　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锣鼓的闹人声响，从人堆里传出来，每个农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色彩。

　　公所的墙边摆满了三角形的大旗，红的，蓝的，紫的……孩子们在绕着旗杆互相追逐。

　　我在人丛里挤了一回，走到乡公所办公室的窗外，那儿晒着许多椭圆形的蓝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写着：“抗日军人家属光荣”。

　　这当儿，一位穿着黄布制服的中年男子从房里走出来，含着笑向我打个招呼，而且回答我的问话说：

　　“我们村里已经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谁家有当兵的，就在他们门上钉一块——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军政治部。春耕大会几时开呢？”

　　“人到齐了，现在就要游行，下半天才开会演戏。”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装，那并不是八路军一律穿的灰色军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么玩意儿。

　　“好的，午后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我向他点点头，在农民们惶惑的目光下走出公所。刚走了不远的路，后边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请等一等。”

　　来人左臂上绾的一块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八路军的人员。他一开口就说：

　　“请别生气，乡下人看见您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汉奸？”

　　“哈哈，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心细，所以找我同你谈谈。”

　　我把身边带的证明书给他看过，彼此笑着走开。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众，这样有组织，这样富有政治警觉性，我不能不高兴。

　　离开临汾不久，敌人便逼近这座古城，在汾河上扬起险恶的风涛。虽然他们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民众。瞧吧，在吕梁山，在石楼山，在姑射山，我们将有广大的游击战展开。我们不怕任何利器，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的火热的心脏上！

　　（一九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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