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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

  察哈尔龙关西南二十里有座高山,原名黄泉岭,俗话讹做黄草梁。山头是古时的战争要塞锁阳关。察哈尔南部一带的人民,一提起锁阳关,就会津津有味地讲着樊梨花等人的故事。关底涌出一条黑沙河,向西流过一带黄土小平原,一直流入宣化的洋河。黑沙河的南北两岸全是拔海八百到一千米的高山,山头一起一伏的,像是浪头。先前这些山荒凉透了,密密丛丛的尽是一人多高的荆条,难得见到人烟。春三月间,遍山热闹闹地开着野芍药,野蔷薇,紫丁香……一到秋风落叶的季节,霜雪来得早,深山里只有风吼、狼嗥,连砍柴放羊的人也不见了。

  一九一二年,龙关当地的农民忽然在山上寻到一种宝贝。乍看来是些红石头,拿到手里,碰到衣裳上,可就染得赤红,洗都洗不净。于是动手挖掘这些红石头,做成颜料,贩到市上去卖。一九一四年,一个瑞典人在北京市上看见了说:“这是铁呀!”从此,龙烟铁矿的宝藏才被发现。首先由段祺瑞经营开采,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七七事变”后落到日寇手里,红石山一时热闹起来。

  这座山坐落在黑沙河的南岸,从地质上说,是由太古代、原生代和第四纪层所组成。矿床躺在原生代的岩石中间,有葡萄状、鱼卵状等矿层,质量强,产量更富。一条铁路支线从宣化直修到山半腰。山上更修起变电所、风机房、马机道、电车道、高线架子、水泵房等电气装备。火车整天轰隆轰隆地开走,又轰隆轰隆地开来。开走的装满“红”(矿石),开来的装满工人。这不是人,简直是一群一群要宰的牲口,火车也就像装满牲口的屠车,送到屠宰场来。

  现在,又有一列屠车开上山了。……

  一 屠车

  正是一九四一年十月的一天,夜来落过头一场霜,满山的野草打得垂头丧气的,骤然老了。傍晌,霜一化,地面冒着热腾腾的湿气。从宣化开来的火车到了红石山脚时,车头掉到后尾,呼嗤呼嗤地喘着粗气,慢慢地推着车爬上山来。赶到停在半山腰,满寿山顶正拉着歇晌工的汽笛。

  车上走下个四十来岁的人,头戴青礼帽,身上穿着件古铜色线春小棉袄,敞着前胸。这人叫杜老五,是日本大工头清水的心腹,性子挺阴。他长着一张驴脸,眉毛挺淡,眼角耷拉着,从来不正眼看人,只从眼角睄来睄去。笑的时候一咧嘴,皮笑肉不笑,露出当门的两颗大金牙。清水坐在北京,从来不上山,组里大权都操在组长杜老五手里。在矿山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每组都有自己的工头,到处设法骗取工人上山,由组长向矿方包活做,从中剥削工人的劳力和工资。这回是杜老五从山下招工刚回来。

  杜老五走到一辆铁闷子车前,打开锁,噶啷啷地推开车门,里面冒出一股熏人的屎尿气味。车里塞满了人,每人前襟上都挂着个黄布条,写着龙烟铁矿多少多少号。遇到暑天,车里闷热,锁得又严,曾经有一次,一车人全在半路上活活憋死。现在天凉了,不过闷得个个人也是半死不活的。

  杜老五朝着车里催道:“下车吧,别等人请了!”

  车里就爬出许多人,乍一见亮,眼睛都刺得睁不开。当中有个老头,快五十了,高眉稜骨,方嘴巴子,走路摇摇晃晃的,精神挺坏。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的高大汉子搀着他的手,又回头关照后边一个妇女说:“大婶,庆儿兄弟下来没有?”

  老头叫董长兴,顺德府人,家里原有八九亩破地,头年闹旱灾,收成不够吃的,托人向一家财主借了一斗粮,秋天要还五斗。不想越渴越吃盐,今年偏巧又闹蝗灾,粒米未收,还不起债,地都被地主顶了帐夺去,自己也变成了财主的雇工。搀着他的那人叫殷冬水,低脑门子,大嘴,胳膊有碗口粗,自少孤人一个,给那家财主扛长活。看着董长兴的事,殷冬水气得骂道:“我×他奶奶,他的心叫狼吃了,怎么干出这样没人味的事!”董长兴怕惹事,忧愁总闷在肚子里,埋着头不响,头发可一下子白了许多。

  有一天,两人正在地里替财主割马草,忽然被几个伪军绑进顺德城,后来才知道是地主从他们身上拿到一百元安家费,把两人卖给红石山下来招工的杜老五。董长兴的老婆得到信,带着孩子庆儿找到城里去,拉着丈夫的衣裳只是哭。杜老五端量着庆儿,见他也有十四五岁,滚圆的头,脸腮像火一样红,两眼一眨一眨的,长眼毛挂下来,好像帘子,心里想道:“这小子倒壮,弄上山也可以下坑道。”就假意说:“别哭了。我这个人就是心软,叫你哭的我也不好受。也罢,你们娘俩也跟着上山去吧,好赖有你们吃的。”

  庆儿娘感激得说不出话,当场给杜老五磕了个头。在路上,他们被锁在闷子车里,一天发两个黑馒头,连塞嗓子眼也不够,又饿又渴,好容易熬过命来,总算到了矿山,满心希望前面会有什么好命运等着他们,但是他们却被吞进虎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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