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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放假


  《诗刊》以本期为止,暂告收束。此后本刊地位,改印《剧刊》,详情另文发表。

  《诗刊》暂停的原由,一为在暑期内同人离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为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急于想借本刊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的努力,给社会上一个新剧的正确的解释,期望引起他们对于新剧的真纯的兴趣,诗与剧本是艺术中的姊妹行,同人当然愿意暂时奉让这个机会。按我们的预算,想来十期或十二期《剧刊》,此后仍请《诗刊》复辟,假如这初期的试验在有同情的读者们看来还算是有交代的话。

  《诗刊》总共出了十一期,在这期间内我们少数同人的工作,该得多少分数,当然不该我们自己来擅自评定:我们决不来厚颜表功,但本刊既然暂行结束,我们正不妨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儿什么?

  因为开篇是我唱的,这尾声(他们说)也得我来。实际上我虽则忝居编辑的地位,我对《诗刊》的贡献,即使有,也是无可称的。在同人中最卖力气的要首推饶孟侃与闻一多两位。朱湘君,凭他的能耐与热心,应分是我们这个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但不幸(我们与读者们的不幸)他中途误了卯,始终没有赶上,这是我们觉得最可致憾的;但我们还希冀将来重整旗鼓时,他依旧会来告奋勇,帮助我们作战。我们该得致谢邓以蛰、余上沅两位先生各人给我们一篇精心撰作的论文,这算是我们借来的“番兵”。杨子惠孙之潜两位应受处分,因为他们也是半途失散,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他们此时正在西湖边乘凉作乐,却忘了我们还在大热天的京城里奋斗。说起外来的投稿,我们早就该有声明:来稿确是不少,约计至少二百以上,我们一面感谢他们的盛意,一面道歉不曾如量采用,那在事实上是不能的。在选稿上,我们有我们的偏见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天知道,我们决不曾心“排外”!这一点我们得求曾经惠稿诸君的亮恕。

  但我们究竟做了点儿什么,这是问题。第一在理论方面,我们讨论过新诗的音节与格律。我们干脆承认我们是“旧派”!——假如“新”的意义不能与“安那其”的意义分离的话。想是我们的天资低,想是我们“犯贱”,分明有了时代解放给我们的充分自由不来享受,却甘来自造镣铐给自己套上;放着随口曲的真新诗不做,却来试验什么画方豆腐干一类的体例!一多分明是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他说:“新诗的音节……确乎有了一种具体的方式可寻。这种音节的方式发现以后,我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这一个大波的荡动是进步还是退化,不久也就自有定论。”这话不免有点“老气”的嫌疑,或许有许多人不能附和这乐观论,这是当然的;但就最近的成绩看,至少我们不该气馁,这发见虽则离完成期许还远着,但决不能说这点子端倪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奖励。只要你有勇气不怕难,凭这点子光亮往前继续的走去,不愁走不出道儿来!绕弯,闪腿,刺脚,一类的事,都许有的,但不碍事,希望比困难大得多!

  再说具体一点,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艺术的涵养是当事人自觉的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经心的一任题材支配。我们也感觉到一首诗应分是一个有生机的整体,部分与部分相连,部分对全体有比例的一种东西;正如一个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这当然是原则上极粗浅的比喻,实际上的变化与奥妙是讲不尽也说不清的,那还得做诗人自己悉心体会去。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却不能说是诗。但这原则却并不在外形上制定某式不是诗某式才是诗,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得音节的波动性。这种先后主从的关系在初学的最应得认清楚,否则就容易陷入一种新近已经流行的谬见,就是误认字句的整齐(那是外形的)是音节(那是内在的)的担保。实际上字句间尽你去剪裁个整齐,诗的境界离你还是一样的远着;你拿车辆放在牲口的前面,你哪还赶得动你的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正如字句的排列有恃于全诗的音节,音节的本身还得起原于真纯的“诗感”。再拿人身作比,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要不然

  他戴了一顶草帽到街上去走,

  碰见一只猫,又碰见一只狗,

  一类的谐句都是诗了!我不惮烦的疏说这一点,就为我们,说也惭愧,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谁都会运用白话,谁都会切豆腐似的切齐字句,谁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节——但是诗,它连影儿都没有和你见面!所以说来我们学做诗的一开步就有双层的危险,单讲“内容”容易落了恶滥的“生铁门笃儿主义”或是“假哲理的唯晦学派”,反过来说,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义的形式主义。就我们《诗刊》的榜样说,我们为要指摘前者的弊病,难免有引起后者弊病的倾向,这是我们应分时刻引以为戒的。关于这点,《诗刊》第八期上钟天心君给我们的诤言是值得注意的。

  我已经多占了篇幅,赶快得结束这尾声。在理论上我们已经发挥了我们的“大言”,但我们的作品终究能跟到什么地位,我此时实在不敢断言。就我自己说,我开头是瞎摸,现在还是瞎摸,虽则我受《诗刊》同人的鼓励是不可量的。在我们刊出的作品中,可以“上讲坛”的虽则不多,总还有,就我自己的偏好说,我最喜欢一多三首诗。《春光》,《死水》,都是完全站得住的,《黄昏》的意境,也是上乘,但似乎还可以改好。孟侃从踢球变到做诗,只是半年间的事,但他运用诗句的纯熟,已经使我们老童生们有望尘莫及的感想。一多说是“奇迹”,谁说不是?但我们都还是学徒,谁知道谁有出师的那天的希望?我们各自勉力上进吧!

  最后我盼望将来继续《诗刊》或是另行别种计划的时候,我们这几个朋友依旧能保持这次合作友爱的精神。

  (星二侵晨鸡鸣雀噪时)

  (原载:民国十五年六月十日《晨报副刊·诗刊》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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