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忌日|徐志摩

列宁忌日

　　——谈革命

　　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先生寄来一篇油印的《纪念列宁》，那是他在列宁学会的谈话稿，开头是：

　　1，列宁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逝世，到了现在恰两周年，值得我们纪念。

　　2，在这一年中的中国，国内的国民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高涨扩大，五卅运动的爆发，反奉战争的胜利，全国驱段要求国民政府的普遍，广东革命政府对内肃清反革命派对外使香港成为荒岛，这些重要事件都是列宁主义在俄国得了胜利后的影响且为所促成。在这重要事件中尤其重要的是工农阶级表现了他的领导国民革命的力量，使一般敌人惊吓恐惧。而他自身更可称述的还在认识了他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工农阶级——得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这支部以列宁主义为武器，这一年间在中国从满洲里到广州使帝国主义损失。明白的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八十多年，到了现在——世界革命领袖列宁逝世之第二年——才受了大打击，至少丧失了一块久为他的殖民地的地盘。

　　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共产党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

　　我们不来争功。睡梦是可怕的，昏迷是可怕的；我们要的是觉悟，是警醒我们的势力。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的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倒。列宁，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稣教，拜金主义，悟善社，共产党，三民主义——什么都行，只要他能替我们实现我们所最需要最想望的——一个重新发见的国魂。灵魂（Soul）是一个便利的名词；它并不一定得包涵神秘的宗教性的意义，那就太窄，它包括的是一切有意识有目的的动作。一个人是有灵性或是有灵魂的，如其他能认识他自己的天资，认识他的使命，凭着他有限的有生的日子，永远不退缩的奋斗着，期望完成他一已生活的意义。同样的，一个民族是有灵魂的，如其它有它的天才与使命的自觉，继续的奋斗着，期望最后那一天，完成它的存在的意义。但觉悟只是一个微妙的开端：一个花籽在春雷动后在泥土里的坼裂：离着有收成的日子，离着花艳艳果垂垂的日子正还远着哪。即使我们听着了坭土里生命消息的松脆的声响，我们正应得增加我们责任的畏惧心；在萌芽透露以后可能的是半途的摧残，危险多的是，除是傻子，谁都不能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存一丝放任的乐观心。

　　“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别看这句话说着容易，这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是终点，不是起点。这是最后一点甘露，实现玫瑰花的色香的神秘。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的号呼是彻底的自我认识完工的一笔。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神通也是的。此外在个人的历史里更不易寻出这样一个完全的例子。在先觉中苏格拉底斯，也许，在他法庭上答辩后甘愿服毒的俄倾；在诗人里葛德，也许，在他写成《浮士德》全书的日子，都是他一生性灵生活的供状，可说是几近了那一个最后的境界：认识，实现，圆满。此外都差远了。但这少数人曾经走到或是走近那境界的事实，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人类努力永久的灵感，在这流动的生的现象里悬着一个不变更不晦色的目标。

　　在民族的历史里，这种努力的痕迹一样的可以辨认。往古的希腊，罗马，可说在它们各个天限的范围内给我们一个民族的努力开端，发展，乃至收束的一个比较完全的列证。在近代历史里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德意志，大彼得起至现在革命中的俄国，可说是比较不完全的例证。单就政治说，英国当然也是一个有意识努力的民族。此外都是不甚清楚的了。

　　但自从马克思的发见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的了。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与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是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在近代工业主义的社会里，马氏说，阶级化的痕迹更分明，它那进程更急促，它那战争更剧烈。他预言劳工阶级对抗资本阶级最后的胜利；为要促成这革命，先得造成劳工阶级“自我的意识”，这意识便是劳工革命基本的力量。再因为这阶级分野是普遍的现象，是超国别种别的现象，将来最后的革命也必定是普遍性，国际性的。因此提倡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即使不至是劳工革命（它的成功是人类的天国）的汉奸，至少不免妨碍它的发展与进行。因此，我们中国也有了马克思主义党或是列宁主义党或是共产党或是第三国际（都是一样东西），正因为中国与列国一样，不仅也有阶级的分野，并且是压迫的与被压迫阶级的分野。因此，中国的共产党徒所反抗的不仅是外国的帝国主义与外国的资本主义，它也反抗国内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这看来是很明白而且合逻辑的说法。但是正是我们各个国民应得认真想一个清楚的地方，因为革命来的时候是影响我们国民生活的全体的。并且就智理方面说，革命，至少它的第一步工程，当然是牺牲，我们为要完成更伟大的使命我们也当然应得忍受牺牲——但是一个条件我们得假定，就是：我们将来的牺牲一定得是有意识的。为要避免无意识的牺牲，我们国民就不能在思想上躲懒，苟且；我们一定得领起精神来，各个人凭他自己的力量，给现在提倡革命的人们的议论一个彻底的研究，给他们最有力量的口号一个严格的审查，给他们最叫响的主张一个不含糊的评判。

　　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两边军队打仗的前提是他们各家壁垒的分清；阶级战争也得有这个前提。马克思的革命论的前提是一个纯粹工业主义化的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上只有劳工与资本的分别，两造的利害是冲突的，态度是决斗的。他预言中等阶级的消灭。这个工业社会的战场上只有一边是劳工，一边是资本；等到濠沟设备齐全以后劳工这边就可以向资本那边下总攻击令——最后的胜利，他更侧重的预言，当然是劳工的。但至少就近百年看（以后我们不知道），就在马克思时代最工业化的国家，他的预言——资本集中，中等阶级消灭——并不曾灵验。不，资本集中自集中，散放自散放，并且中等阶级的势力，政治的，社会的，甚至道德的，不但不曾消灭，并且更巩固了。唯一实现了革命的地方是俄国，那是在近代强国中工业化程度是浅的一国。俄国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没有中等阶级（波淇洼），这实在是它革命得势的消息。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没有中产阶级的事实，当然是重要原因的一个。所以俄国革命虽然有了相当的成功，但不能说是马克思学说所推定的革命；因为俄国的阶级分野不是工业化的结果，不是纯粹经济性的阶级。

　　至于中国，我想谁都不会否认，阶级的绝对性更说不上了。我们只有职业的阶级士农工商；并且没有固定性；工人的子弟有做官的，农家人有做商的，这中间是不但走得通，并且是从不曾间断过。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更看不见了——至少目前还没有。因此在我们的战场上，对垒的军队调齐，战线画清的日子，即使有那一天，也还远得很，在这时候就来谈战略在我看是神经过敏。

　　但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得有革命工作的努力。革命我们当然得积极准备，而且早动手一天更痛快，只是革命有种种不同的革命，目的，手段，完全不同，甚至相冲突的尽有。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但新近也常听见什么“国民革命”的呼声。有人告诉我说这是国民党的工作，孙文主义的花果，虽则，我不怕丢脸对你们说，我所知道的孙文主义不比我知道南美洲无花果树的生活状态多。隔天有兴致时，前天我自对自说，何妨拿什么三民主义一类的主张来揣摹揣摹，广广见识也是好的。但这次陈毅先生的话又使我糊涂住了。听他说，仿佛（岂止仿佛）领导指挥我们国民革命的不是国民党，倒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陈先生说，“那就是他的领袖列宁生前所训练所指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中国支部。”那也不坏，但这来岂不是我们革命的领袖不是中国籍的孙文或是别人，而是一个俄国人。那原来是，共产党的眼里，据说，只认识阶级，不认识种族，谁要在这种地方挑眼无非泄露他自己见解的浅薄。

　　但革命的分别依然分明的在着。按我粗浅的想法，就中国论，革命总应得含有全体国民参加的意义；我们要革的事情多着哩，从我们各人穿衣服说话做文章娶亲一类事情革起一直革到狭义的政府，我们要革我们生活里思想里指点得出的恶根性奴性，我们要革一切社会性道德性不公道不自然的状况……反正这革命是直着来的，普及国民生活的全体的。反面说，第三国际式的革命是好比横着去的，它侧重的只是经济的生活，它联络的是别国的同党，换一句说，这共产革命，按我浅薄的推测，不是起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一种灵性的要求，而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想设了一个革命的姿势，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

　　但是再说呢，有革命觉悟的，不问他的来源是莫斯科或是孙文学说或是自己的灵府，总是应得奖励的，总比混在麻木的生活里过日子的强得多。实际为革命努力的，也不问他走的是正路是小路是邪路，也是值得赞赏的，总比在势利社会里装鬼脸的强得多。思想错误不碍，只要它动活，它自然会有走入正道的机会；用力方向不对也不碍，只要精力开始往外用，它迟早有用对的一天。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在我们这花园里，可怜！你看得见几朵开得像样的花？多的是在枝上冻瘪了的，在含苞时期被风刮掉了的。不，多的是不曾感受春信的警醒在泥封的黑暗里梦梦着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风，是雪，是雨，是一切摧醒生命的势力，是一切滋养生命的势力，但我们不要狂风，要和风，不要暴雨，要缓雨。我们总得从有根据处起手。我知道唯一的根据处是我自己。认识你自己！我认定了这不热闹的小径上走去。

　　再回到列宁。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生前成功的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 ic。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他的议论往往是太权宜，他的主张不免偏窄；他许了解俄国，在事实上他的确有可惊的驾驭革命的能力，但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根本就没有万应散这样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宗教的危险小。我们不要叫云端里折过来的回光给迷糊了是真的。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

　　（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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