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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虽然很早就沦陷了,但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时维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驻兵,这些驻兵虽都有他们的防区,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与舞场中不难碰到,而因国际战事与政治的态度,常有冲突与争斗的事情发生。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地方出来,那时马路已经很静,行人不见一个,但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路角有一个人叫住了我:

  “对不起,先生。”

  是一个美国军官,好像走不动似的。

  “怎么?”我停步了。

  “可以为我叫一辆汽车吗?”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惊了:

  “是受伤了吗?”

  “是的。”他说着就靠在墙上。

  “你就这样等着。”我说着就跑到附近的维纳斯舞厅,本想到里面去打个电话,但因为里面美国兵与意国兵正在冲突起哄,许多武装的巡捕拥在门内门外,叫我不能进去,于是我只得到别处去借。那时街上的店,大都关着门,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有电话,最后我终于跑到了车行,做了一辆车子到那个美国军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车时,他非常感激地同我握手;当时我一半为同情一半为好奇,我说:

  “要我陪你到医院吗?”

  “假如这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我就陪他上车,我说:

  “到仁济医院吗?”

  “不,”他对车夫说:“到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

  虽然也算中国话,但不够纯粹,于是我又为他重说了一遍,但是我心里很奇怪,难道里面也有一个医院吗?

  不过我没有发问,因为有更好奇的问题在我心中跳跃,我问:

  “可是在维纳斯受伤的?”

  “是。”他说:“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枪走火的。”

  “没有人伴你走出来吗?”

  “没有,”他说:“我们的人手已经太少了。”

  “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你受伤?”

  “当时我自己也以为是轻伤,谁知也不很轻。”

  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来,我为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让他搁脚。

  到静安寺路的时候,他指挥车夫停在一个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车钱,伴他进了公寓,走进电梯,他指挥在三层楼的地方停下来。我以为这一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了电梯,到一个门口,他拿钥匙开门时,我才看到“外科神经科专家费利普医师诊所”的铜牌。

  他带我进去,开亮了电灯,是一个宽旷整洁外科医生的诊所,外间是候诊室,但里面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去,我正想发问的时候,他说:

  “现在我要自己做这个手术,你可以帮我忙吗?”笑得不像是一个带伤的人。

  “你以为我可以帮你吗?”

  “只要你愿意。”他说着坐在椅上,拿着纸烟,并且递给我一支,接着说:“你可以今夜不回去?”

  “自然可以。”我把烟放在桌上,没有吸。

  “真的?那么我不去叫费利普医生了。”

  “你以为我胜任吗?”我说。

  “当然我只请你作助手。”他笑:“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外科医生呢。”他吸起了烟又说:“你不吸吗?”

  “我想先为你做点事情吧。”

  “你没有太太?”

  “我是独身主义者。”

  “好极了,我们正是同志。”他说着站起来,又带我走进去,那是一间洁净无比的手术室。他叫我帮他脱去了军装,换上了一件挂在壁上的白衣,接着叫我也换上一件,于是一同洗手,又转到消毒的水中浸洗,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电炉,由他自己在玻璃柜中检点外科的用具,递给我去消毒。我看他有序地在银盘中布置应用的药品,放在手术的榻旁,于是指导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又指导我将消毒纱布放在另一个银盘上,又指导我用钳子将外科用具从消毒锅中钳出,再放在纱布上面,最后叫我把银盘拿去。

  那时他已经脱去了鞋与袜子,用火酒揩洗受弹的创口,又用碘酒烧炙创口的四周,于是开始在那里打麻药针。

  血从他创口中流出来,他叫我拿桌上的台灯过去,用灯光探照着他的创口,他检查了一会以后,说:

  “还好。”

  “怎么?”

  “子弹斜着进去,不深。”

  “在里面吗?”

  “我想是的。”

  于是我看他用刀用钳,用纱布,大概一刻钟的工夫,他钳出了子弹。他叫我把台灯放好;我看他用药敷在布上,最后就开始包扎。

  事情总算完毕了,他休息在手术榻上,叫我把外科用具消毒收拾,又叫我把药物纱布等一同放回原处,他说:

  “万分感激你,明天费利普医师来时,可以不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已经收拾了一切,拿刚才他给我的纸烟,坐在沙发上抽起来。我说:

  “原来你是一个军官还兼外科医生。”

  “这叫做军医。”他说着坐了起来,开始吸烟,露出满足的笑容说:“好朋友,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

  这是我与史蒂芬交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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