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蒙难点滴|谢觉哉

洪湖蒙难点滴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五日）

　　1932年9月20日在洪湖被俘，12月31日脱难抵上海，恰100天。100天中做了不少旧诗，作旧诗可以破沉寂、消时光。当时不敢留稿，抵上海录出后110多首，题为《百日草》。当为寓沪友廖锡瑞君携去，事隔10年，稿当已佚，我亦不能省记了。

　　苏省府设瞿家湾，敌兵至周老嘴，相距30里。主力突围向相反方向冲出，省府机关乘船入湖，静俟转机，实则主力远去。湖中游击武装组织不起，已无转机可俟。时湖围未合，只个别同志奉命离湖，多数外籍同志在湖里躲。据说以前有过“国军清湖”的经验，名“斫乌龟”。我们几十只船分作数帮，依旧走过去的路：自己当乌龟，等人来“斫”。

　　洪湖深处叫“清水湖”，浅处叫茭草湖。茭草一望无边，出水约八九尺，有稀疏的穗子，结茭米，青色圆长，汉口小摊卖的茭米粥是它。茭草湖水深二三尺，有形似马路通船的巷子。我们日里把船进茭草里，夜里出来“逛马路”，到各墩子上（湖中土堆有人居的）探信，探过几次，找不见人。开初听得清水湖里有“清湖”的小火轮，不久闻到“马路”上的枪声。卧在船上看天，知道敌人必踪着船压茭草的痕迹找进来，但有甚么办法？船上粮食只能支持几天；茫茫茭草又不知何处是岸。有时遐想：从天空中摄电影：“马路”上的清湖船飞跑，炮火连天；茭草里的小划子，静躺着革命党，颇好玩。

　　大家午睡正酣，被茭草声惊醒：“清湖的来了！”扑通扑通都下了水，向茭草里钻。我边钻边想：跑不脱！就跑脱了，船被毁，也必死在湖中，不如把身上可疑的东西丢掉，等他来捉。合当不死！虽然被捉住，用桨板打个半死，剥去身上仅存的衣，而在小袋里搜出一纸各墩子上接头的名单——其实一个也没找着过，全船士兵都不识字，向水里一丢。谢天谢地，这保了我的命。

　　上岸了——左家垸子，俘来人一大堆，瑾玎同志夫妇亦在内。营长说话了：“不要怕！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有些人才，只是你们走错了路！救得一个是一个，算救了一个中国的人才！不要怕！”的确，这位营长没有杀人，除有几个妇女做了该部的临时老婆外，其余都放了。后来他告诉我：总指挥部命令，在清剿中，各部队都有处决或释放被捕“共匪”的权，只有首要须解送。“我不解送谁也不知道。”我和一位姓董的，被疑为首要，释放最迟。这位营长叫徐哲君，隶潘善斋部，系民团改编的杂牌部队。徐哲君行伍出身，寿州沫家河人，年40多岁。

　　一个小号兵认得我，说这胡子我见他在台上讲过话。台上讲话，应是了不起的人！我说：“讲过，红军里面谁也做宣传的。”“我是教书先生，被掳进红军，写钢板，我颇赞成红军的道理，自愿给他服务，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怪！这位营长居然信了我这不伦不类的供词，说：“看你这大年纪，不会是共产党员。”反而把另一位同志——萧志的虚供来问我。因此，萧志同志得提前释放。

　　无巧不成书。被俘的明天，一个叛徒来缴械了。忘记了他的姓名，他是湖里人，党把所有的枪支交他，要他领导游击队，他却不战而降。“糟糕，我们的命运送在他手！”可是这叛徒始终没有见，后来才知道该叛徒缴械完，对徐营长说：“我家就在前面，须回去换衣。”回去在路上碰了另一支队伍，那时命令禁止行人，碰着就杀，该叛徒遭了一弹。徐营长很叹息这个人，我和瑾玎诸人，却暗地叫声：“惭愧！”

　　死——未俘时已准备着，因为已想不出逃生的路；俘后更不用说，只等时辰。这几天脑筋特别清朗，从未有过的清朗。检查自己没有走错路，看见了苏维埃，从来没有过的完美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实现。可以满足了，只准备临死时讲几句什么话，可能临时写一封家信。我估计萧志会释放，夜晚在哨兵监视下，拿他的手写了一些话，要他到上海怎样告诉党。1938年萧志来信，还提到这些话，使他大受感动，而我当时心理，恬静非常。

　　临时看守所只剩下我和老董了，一天忽宣布给我俩自由，一到团部，一在营部当书记，这倒使我大吃一惊。疑是软化手段，要我俩为反革命服务。想了一想，戳穿罢：“营长：我在苏维埃中工作，营长以共产党杀我，我绝不叫冤！现蒙营长不杀之恩，但我要声明一句，我是不能反对共产党的。如我是反复无常的人，那也值不得营长的救。我年大了，军队工作未搞过。我很想仍过教蒙童生活。”谁想这席话，竟大大引起他的敬意，说：你不愿就职就不就职，我们作好朋友吧！“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我在这里深深感到。我生怕碰的是巧诈多端的敌手，然而不是。我没经到这样的试验。

　　在徐营将3月，看到：

　　徐营隶潘善斋旅，民团改编的，待遇很薄。不发薪，只发伙食：最低7.2元（士兵），最高14元（营长）；士兵衣服年发1／2，官长衣服自备；营长办公费折半又打7折，实得140多元。家眷朋友一大堆，要应付。又没有“外快”可找。营部经常没伙食钱；没有那个有件象样的衣服。冬天晒太阳，都解衣捉虱，营长也不例外。

　　徐，寿州人，官兵都是乡人或戚友；潘，颍上人。论资格徐可当团长，而团长却是潘的侄儿。徐营部人闲谈，总是不满意潘，说潘怎样扣饷等。

　　徐不大识字，装作“斯文”，见我是读书人，特尊重，待以客礼。我送他几首诗，他念错了句，还击节称赏：“做得好！”看过些小说，爱交游，重义气。对来找事的同乡，总想方设法帮他们衣食盘费。他既认我作朋友，就说：“救人救彻底！”“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当我走时，勉凑10元送我做衣服，又嘱同乡护送我出境，说：“胡子是共党，怕有共党人现在当了反共义务队的认识他！”徐常说：“好杀人的常被人杀！”当老董在团部掣得路条潜逃时，团长说：“此人不够朋友，你要走可以告诉我！”徐说：“不要紧，总算在共产党里交了朋友，将来总有用处。”徐说：“共产党反帝我赞成，但为甚要杀人放火？”一天自团防局回，说：“局长说了良心话，他说：‘共产党杀的土豪劣绅，都是应杀的。’”我趁势说：“100土豪劣绅中，连团防局长都说是应杀的有几个？100个连团防局长都说应杀的土豪劣绅没跑掉而被共党抓到的又有几个？可见现在说那里杀过几百，那里杀过几堆，都不足信。也没有谁能指出姓名来。”徐不语。又一天，自外回，愤愤地说：“共产党对穷人的确好。我的队伍算有纪律了，但问老百姓都不肯说红军坏；而对我的队伍说好，是勉强的。”又一次，蒋开令：“国际联盟代表要来视察收复的‘匪区’，……须打扫街道，张贴标语，表示欢迎。”徐把令给我：“胡子，拟几个标语！”“拟好了没有？”我说：“不好拟！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么？标语不写反对帝国主义，不是我们的本心；若写反帝国主义，又太对客不住。”徐低头。我又说：“标语不写不要紧，这个地方（新沟嘴）国联代表不会来的。这里闹过红军，即再过若干年，那些大资本家的代表，还不会敢来。”“一定是我国驻国联的人请的，国联不信中国真能收复‘匪区’。‘不信，请派代表去看吧！’我想他们最多到汉口及沿江看看，必不会到这里来。”徐头益低，忽然说：“共党反对帝国主义，我完全赞成。只是共党的办法不对。”又一次，徐谈：“红军（他不说共匪）平了，必打日本；我这种部队，想不会调，其他部队怕快要调了。”我说：“不会有的！”“怎么呢？”我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小小红军隔几千里，扰乱了甚么后方……那时不打，现在也绝不会打。”后来，国联代表未来，打日本也寂无消息。他们说：“胡子料事真不错！”

　　潘旅是从皖西调来的，吃过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徐营有不少为我们俘过的。“礼尚往来”，有士兵说：“胡子，你是红军的，你们红军我去过，很好！”“不要怕，我们营长是好人！”一曾任连长的副官问：“我看你们红军做的事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恨你们？我就想不通这道理。”又一被红军捉过的军需，我问他对红军的感想，他说：“你们红军高明的很高明，不高明的也不太高明。”

　　不难看出徐营是一些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对我党无甚仇恨；被国党歧视，“部队内也自为风气”，特务还没有钻入去；我方优待俘虏的影响，加上徐本人是好好先生。他们从上到下在政治上是动摇的。（抗战后，报载潘善斋在河南当专员，可知其队伍已没有了，××自然不许这样的队伍存在。）

　　有两事出我意外：来了一个什么部的参谋，问营长：“听说你营捉了一个要犯，年约四五十岁，叫某某。”“没有！我这里捉的都是些不关紧要的村人，都放了。”徐营长答。我正在隔一层芦壁的房里，营长边说边走，走到房门口，以目示意我躲。参谋走后，徐问我是否这名字？名字不是我，但年貌相似。此时我到营不久，和徐还谈不上交情，竟得到意外的照顾。又我将走的前些时，团长来了，说这老头可送团部办点笔墨。时营长不在，营副说：“老头不会写字，文章平铺直叙，无曲折；现在他也要走了。”徐回，说：“答得好。他哪有好意，要你去做不要钱的奴隶！”营副姓刘，名忘记了，师范生，营里唯一的知识分子。

　　朴与贫是相联的。徐营兵士的家都穷得很，得有饭吃已满足，又都朴实，问无不答，他们多是几代没念过书。就是那自称读过书的（连营副在内）知识也有限。他们照例要涂抹我党标语，但营门有“十月革命万岁”标语未涂。一天他们聚谈：“怎么叫10月革命？为甚不可以9月或8月？”

　　营里只有营长有床薄棉被，其余都是军毯，洪湖冬季温度颇低，我虽蒙给了件大衣，睡在芦杆壁子的屋里，寒入肚子，夜泄常数次。睡不着，熟听了鸡声，知道鸡鸣必先翅膀扑几下。不洗澡，偶然借只大缸盛一二石水，全营部人共洗。洗至最后，水稠了；但有人愿洗最后。曾有句：谈非王猛常扪虱，卧似刘琨惯听鸡。

　　屎尿到处拉，铺军毯卧在旁的士兵，并不见病。

　　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穷和愚的农民样的兵；也就深知道这些人非革命没有出路。

　　我觉得我有些言论太拙了，幸而碰的是这样的人。但正也因为拙得到他们的尊重。

　　名为客，实俘虏，随时可有危险。不敢外出，怕碰见认识的人。我称是写钢板的，恰好他掠得我们的油印器具，要我写篇告民众书，并代起草。这就难为我了，不写不可，写反的，怕人认出；时正初到，不知道他们心理。没法，写了几句谁都不懂的古文，印得又模糊。

　　离开，是朝夕计划的事，无衣无钱不好走。上海组织寄来路费，偏偏为该营某兵拿去，拿去一个多月，大概无法在邮局取到钱，又交出来。上海来信说在某公馆替我找了馆。

　　在营里经常看到情报，地图上的红圈（表红军占领地）日缩小。徐说：红军以前战无不胜，现败了，这是数定。

　　可惜诗稿失去了。是那时心情和环境的写真。记得很有几首可诵的。穷则佳，苦吟则佳。现只记得最后一首，是1932年12 月31日舟抵黄浦江做的：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黄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此心犹耿耿，未惜鬓毛皤。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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