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纲领说到几个三民主义根本问题|谢觉哉

从抗战纲领说到几个三民主义根本问题

　　（一九三八年）

　　在没说到本题前须声明的：

　　一、在抗战救国这样紧张的今天，应该是急切研究怎样使纲领一条一条的具体化，现在，还不能不停留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检讨，这是使人不大愉快的。

　　二、今天的原则问题，最好在现实上去了解，如抗战前的一二九学生救国大潮；西安事件和平解决；抗战后的几百万将士英勇牺牲；千百万民众奋起抗敌，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血流在一起，他们是真正了解并执行三民主义者。抗战纲领，只是这些事实的复写。而我们今天还在书本的理论兜圈子。

　　三、本人以共产党员来说三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本人曾服务国民党，勉强懂得点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说的共产党对三民主义，实口是而心非。这有书为证：

　　《民生主义》第二讲上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能说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去研究他。”这是说信三民主义的人，应该研究共产主义。又说：“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应该研究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山先生的指示，不仅在迭次宣言上承认“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去年九月宣言）而且最近中共政治局会议号召共产党员“不仅加强马列主义经常教育，并要对三民主义作深刻研究。”（见《群众》十九期）那末，本人来说三民主义，并不见什么突兀。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今天我要说的问题：

　　第一，三民主义整个性的问题

　　一、三民主义是整个时代的要求，不能横截也不能纵割。

　　在一定的时间与一定的空间里，真理不会有两个。真理是不可分的。如果把它直剖为数个或横截为数段，那就会是死的，一点作用没有。我们明白三民主义产生的空间，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制社会的中国，所以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联结着而不可分。三民主义产生的时间，是资本帝国主义猖獗的时候，所以民族民权民生都带有极进步的色彩，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阶级的民权主义、纵容私有的民生主义，这在民国十二年1月1日宣言上已明白规定。

　　三民主义一名救国主义。国何以要救，是国已濒于危亡。乙酉中法战役后，总理才有志于革命，他看到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快要走向灭亡，而像清朝那样专制腐败的政治，没有可能保卫中国，只有断送中国，他指斥保皇党、立宪会诸人的混蛋，同时指出：“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在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革，……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中国同盟会宣言”清光绪三十一年）这就是总理为完成这个“时空”里革命要求的救国主义，必须是三民并进的原由。总理若预知道有割裂他的三民主义的人的一样，民国前一年同盟会团结同志宣言：

　　“故本会主义，于民族之后，加以民权民生，三者之中，驱于时势，差有缓急，而所以缮美群治之道，则初无轻重大小之分，遗其一则俱弊，举其偏则两乖。”（“中国国民党宣言集”十二页）

　　这是总理对割裂三民主义者的警告。当然，我们可以说如前一阶段为完成统一，后一阶段为对外作战，但这是救国进行步骤，即总理说的“差有缓急”，而实际统一是为着抗战，抗战是促进统一，而不是主义可以割裂。那些强要把三民变成二民变为一民，说抗战时改善民生口号是汉奸说法，讲民意机关是别有用心，那根本是对三民主义的侮辱。

　　二、从总理遗训研究其整个性

　　“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因三民主义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这是总理三民主义讲义开头几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是总理最后的遗嘱。这说明什么？说明三民主义目的只有一个，是救国，是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而不是说某一阶段的目的是对外，是民族主义，某一阶段的目的是对内，是民权民生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呢，总理亲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得更明白没有：

　　“……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其结果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又说：

　　“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确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得享有之。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个人或团体，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说明什么，说明民权主义的目的是救国，一方面以民权来发扬反帝国主义的能力（在今天说即抗战力量），另方面，不准效忠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团体或个人有民权，“使得借以破坏民国。”（在今天说凡汉奸卖国贼不得有民权）

　　民生主义，同样是为这目的。宣言上说：

　　“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志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发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运动之实力……盖国民党正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这又说明什么？说明必有全国民众尤其是工农参加，才能对帝国主义取得决定的胜利，而要全国民众尤其是农工参加，就必需改善人民生活，否则，亿万人民“救亡不瞻”，哪能使他们走上反帝战场？

　　这是三民主义的全部真理。三民主义是整个而不可分的真理，难怪总理要郑重声明着：“遗其一则俱弊，举其偏则两乖。”

　　有些先生还不明了国民革命的目的，把抗战看作是另外一件事，又有的似乎说现在是战时，三民主义怕是平时的吧，那是忘记了“救国主义”4个字，因此，就不能了解三民主义的整个性。

　　三、从临大会宣言纲领来研究其整个性

　　临大会宣言纲领，是体现着三民主义的全部真理，成为今日救亡的宝筏。首先是把握住了抗战救国同时并进的真理。他说：

　　“世人于此，有所未察，以为建国大业俟于抗战胜利之后，此不惟浪费中国之时间与精力，且不明抗战与救国之关系，盖非抗战则民族之生存且不可保，自无以遂建国之大业，而非建国则自力不能充实，将何以捍御外侮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吾人诚能究心三民主义之最高原理，则知抗战建国二者之相资相辅以相底于成有必然者。

　　这是说明三民主义是这时候最用得着的主义，是三民主义最高原理发展的必然。“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难道还可借口战时，把总理的“最高准绳”打折扣吗。在说到民权民生与抗战关系，正和“第一次大会宣言”一样，他说：

　　“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

　　要民力必得有民权，民权“增进”一分，民力就“发展”一分，民力发展同样也可增进民权，所以“互为因果”。又说：

　　“政治自由之丧失，其结果为亡国，经济自由之丧失，其结果将至于灭种。”“抗战期间首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使最大多数人民生活之水平线得以继长增高。”民生主义之实行当于抗战期间求之，且当于此求得抗战胜利，决非俟抗战胜利之后，始从事于民生主义之开始”，“武装同志……前仆后继始终不渝，生产分子，通力合作……农夫工人尤为况瘁，对于此等劳苦之将士及民众，政府必当尽心尽力，加以爱护”。

　　这和企图把三民主义割裂为一民二民的，绝无相似之点，而且对于他们打了一下当头棒。说那些话的先生，不仅没有去“究心三民主义最高原理”，根本连临大会的宣言纲领，都没寓目。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实际是相背而驰。

　　四、忽视整个性的流弊

　　上次我提到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不仅军事上动员而且政治上动员。除利用汉奸直接活动外，还收买托洛茨基匪徒从理论向三民主义进攻。日寇最怕是我们真的实行三民主义。因为如此，中国抗战能力会大量增加，野兽样的日寇，只有夹着尾巴跑路。记得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三民主义洋溢全国。帝国主义说：孙中山共产了，赤化了，大家来防赤化。总理在三民主义讲演上答复，我们不是共产，我们只是共将来的产。说我们只是民族求生存。现在日寇则除“防共”烟幕外，还收买如叶青、朱其华之流，放出割裂三民主义的理论，想把三民主义窒死。一些不大了解的人们，容易上他们的当。抗战快一年，而抗战力量尚未发扬到制胜的地步，这不为无因吧。

　　自然，民权民生并不是没有限度。限度是什么？即以民权民生来发展民众抗战的力量。超过这限度，把民权民生变成了主要目的，反而妨害了抗战，那是不容许的。总理遗训及临大会宣言都已说到。不过现在是“不及”而不是“过”，所以暂不说他。

　　第二，三民主义普遍性的问题

　　一、三民主义是适应全中国社会要求的

　　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制下的社会，即令地区辽阔，即令是封建社会各地文化习惯有某些程度上的差异，但决不会有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那样相差的距离，致适宜甲地的主义有不适宜于乙地的事。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孙中山先生根据中国的“时空”，天才地创造出他的救国主义，是最适合4.5亿民众要求不过的东西。在他全部遗训里，找不出有在某些地区要打折扣的话。“建国大纲”上讲的训政，指的是某些建设计划完成的程序，而不是说某些地方不宜执行同样的建设。同样，临大会宣言纲领，也找不出纲领施行在原则上有地域文野的区别。那些说西北落后应除外的人，我以为是离开了三民主义的精神，同样也是违反临大会的决议。

　　二、对文化落后说的批评

　　“文化落后”，大概是某些地区拒绝进步设施的一个重要理由吧。这种说法，总理在时就有的。总理是怎样批评他们：

　　“有人说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不适宜于民权。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有一位美国大学教授古诺德说中国人思想不发达，文化落后，不宜民权，袁世凯利用他的话，推翻民国，自己做皇帝。”

　　“外国人把中国同非洲南洋的野蛮人一样看待，不考察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以不知道中国是否适宜于民权，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也有跟外国人一样说中国不适宜于民权的，这种见解，实在错误。依我看来，中国进化比欧美还要在先，民权的议论几千年前就有了。”

　　“假如现在四万万人用投票方法选举皇帝，如果给以充分民权，你毫不受到别种势力干涉，同时又有尧舜复生，我想一定是举尧舜来做皇帝”。（见“民权主义讲演”）

　　这里很明白，总理给文化落后说以一个严厉的否定。他说利用文化落后说的是要保存封建势力做皇帝的袁世凯之流。他说，瞎说文化落后的，是某些留学生做了帝国主义“文明人应该统治野蛮人”的尾巴。

　　在另外一个演说上，总理讽刺文化落后论者说：你们说人民无知无识，自以为有知有识，其实不是人民无知无识，而无知无识的正是你们自己。

　　关于文化落后说，总理和一般人有个严重的分歧点。一般人说的文化，专指识字，不识字是没文化，那末中国文盲占80%以上，根据这条定律，中国人民该死，该做奴隶，有甚可说。但是总理看法不如此，他是根据生物学进化论，很科学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他有思维，文明人胜于野蛮人，就是野蛮人仅有简单的思维，文明人的脑髓特别发达。总理根据这条定律，在民生主义上讲：

　　人类文明愈进步，衣服愈完备，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进步的人类，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蛮人和进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国人和欧洲人来比较，欧洲人身上的毛比中国人多，这就是欧洲人在天然进化的程度，还不及中国人。

　　天然进化的过程长，脑子也就益发达，在外国，中国留学生的成绩常常比人家优，就是这个道理。毫无疑义，总理的说法是对的。

　　总理并没有否认中国人民因许多客观条件，文化是落后在欧美人之后，但这是我们的行为差，并不是我们的本质差。总理告诉我们一个4字诀“迎头赶上”。

　　我想，说西北文化落后，不能像武汉一样，也不能像其他地方，那根本是忘记了总理的斥责，反对总理的“迎头赶上”而“拖着后退”。

　　第三，一国一党的问题

　　几个月前，曾有过一国一党的论调，但自蒋委员长发表谈话，毛泽东先生发表谈话，直到临全大会宣言纲领宣布，这问题算是解决了，党派的产生有他的社会基础，不是人的脑子里所能随便产生或者消灭的。对这问题，我不想多说，不过王院长既提到这问题，我想根据国民党主义予以说明：

　　总理遗训上找不出一国一党的主张。相反的，有下列一些论据：

　　民国元年“国民党组党宣言”：

　　“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党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吾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相与合并为一……且以求符于政党原则，成为大群，借以引起一国二大党对峙之观念。”

　　这是国民党第一出现的宣言，但犹可说这不是总理的本意。

　　民国十三年9月18总理有名的“北上宣言”：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此，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其二，使国民能自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

　　又宣言上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下列团体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各政党。”

　　总理这种大公无私的态度，是代表中国传统的道德，适合近代政治进化的真理，不幸，这里面找不出一国一党的论据来。

　　其次，看临全大会宣言与决议吧：

　　“当此之际社会虽然各殊之政党亦必相约为政治的休战。”

　　“纲领的序言”上书：

　　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因此本党有请求全国人民捐弃成见，破除畛域，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之必要。

　　“纲领”上更说：

　　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政党是集会结社的一种，那还不明白吗？

　　不否认各政党，而只要求各党为“政治的休战”，不要存成见，分畛域，大家站在一条战线来同仇敌忾。……事实上全国各党派已经在一起奋斗，上面说过前线上流的血，已没有阶级党派之分，都凝结在一块。如果不去研究并执行抗战建国纲领，而只斤斤于党的名称的争执，那对抗战是没有什么利益的。

　　为什么还有这样说法？我想：

　　第一是不了解社会复杂，各个利害不同，因而不可避免有各种组织的各异。

　　第二是不了解国民党是民族革命党的性质。总理在时国民党内有共产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工团主义者、有国家主义者、有佛教徒、有基督教徒。清共以后，共产主义者没有了，但其他主义者仍在，他们都不失为忠实的三民主义的信徒。

　　第三是不了解各种主义不尽是对立的，世界上的主义多得很，真正对立绝难调和的，今天只有法西斯与民主派，其他都可以在某点一致甚至根本上也差不多一致，像抗战中的中国各党派。

　　第四由于汉奸托匪的挑拨。

　　最后想对上次王院长提出两个问题供献一点意见：

　　一、统制问题　王院长是无党无派的人，但所谓一个主义，大概是指三民主义，可惜我在总理遗训及抗战建国纲领中找不出“统制”2字，怕莫是“统一”之误吧。临大会宣言上说：“盖自由与统一，似相反而实相成。无自由则人民无自发的情绪以从事于同仇敌。无统一则以意思之庞杂而致行动之分歧，抗战力量由之减削。以此之故，抗战期间，政府对于人民之自由必加以尊重，同时亦必加以约束，使得自由于一定限度之中。”

　　这样的统一是必要的，拿现代术语即所谓“民主集中”，但与统制却有天渊的分别。

　　二、打下太原问题　华北尚有20多师，而王院长以收复太原责之3个师的八路军，可见王院长对八路军嘱望的殷切。八路军还没能够克复山西，是非常惭愧的事。而因为地势关系，武装配备关系，只能采取集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又鉴于阎长官袭击太原致日寇乘虚攻下临汾直抵风陵渡的教训不得不慎重一些，不过山西河北多数地方已收复，东进恢复区域到了临清，北进收复了涿州、昌平，游击战已威胁天津附近，每天都有胜利，并不像外面说八路军只游而不击，如果真游而不击，决不能得到胜利，这些胜利是由民众奋起及友军努力，八路军并不敢居功，这是应向王院长说明的。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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