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甘肃下级政治机构的意见|谢觉哉

整顿甘肃下级政治机构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二月）

　　一

　　甘肃省政府为着抗战，早就注意到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大批的训练区长、巡长人员；严惩贪污敲诈的命令；派员到各县考察。然而其效果如何？下层吏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怪象百出。

　　赵清正先生自靖远回来说：自护路队下乡代替县署原有筑路会，人民简直不得了，故意歪曲路线，说某屋子要拆，某坟墓要迁，以敲诈人民的钱。一70余老人报告：护路队要拆他屋，出了20多元才免。过几天把老人吊打一顿，说他破坏名誉，说护路队要了钱，勒令具张并无需索的结状。老人不怨出钱，只怨吊打。愤急了，才来喊冤。当调护路队组长对质，组长承认吊打不承认得钱，然而事实已经明显，该组长愿把钱退出。这是一。其次，老百姓愿意修路，可是人来了，监工老爷没到，不准动工；老爷走了，也不准动，一天截去早晚两段。又路面要铲平，铲平了，又要弓背。农民耕作要紧，想早些把路修好而不可得。

　　杨集瀛先生说：征兵全是买兵，壮丁愿去的不要，要钱。富人因和区乡长接近，可以不出或少出，贫人则非出不可。收了钱雇丁应征，区乡长当中可大发其财。陇南方面已发现人贩子。天水60元可雇一丁，秦安则要120元。从天水贩人到秦安出售，可得1倍利息。被卖的人中途逃回，可再度出卖。人逃了须补雇，又要摊钱，区乡长可再度发财。

　　杨先生又说：农民种大烟，10亩烟田，征税60元，下种时缴一半。农民那时没有钱，于是有“撒帐”的人来了，借给他30元。收成好，10亩烟田收烟300两，值洋300元。“撒帐”的人来收帐，连本带利最低要110元，又缴去半税30元，剩下来农民所得的仅60元。农民穷到这样，只好卖儿女，男孩价比女孩贱，男孩1岁5角，女孩1岁1元。

　　赵、杨先生是党部负责人，说的当然可靠。至于外传征来壮丁，穿的衣被剥了，带的钱被搜，有些冻饿死了。河西某招待站，吃了老百姓几十只羊、10多只牛不给钱。某些地方的居民快要逃光，某些地方的人民铤而走险，啸集山林。那多得很。当然也无法否认其不是事实。

　　二

　　为什么下层政治机构，经过三令五申而依然这样堕落呢？我以为不是不能整顿，而是所取的整顿方针，容有未善。

　　第一，谁都知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勾结一气，在上级政府与广大民众中间，筑成一道坚墙，上有善政，经过这道坚墙就变了质，甚至变成相反的质。怎样才能摧毁这道坚墙呢？应该是上级法令的威严和下层民众的力量，两面夹攻，使他来不及招架。总理说：“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又说：“国民党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这就是“夹攻”的战术。事实上广西政治所以较为清明，目下山西政治渐上轨道，无不是对政治障碍采用“夹攻”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办法尚不免忽视民权，不信任民众的力量，甚或惧怕民众，因此，不欲“努力于赞助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使能监督区乡政治机构，逐渐使区乡政治机构变为民众组织的基础。相反的，区乡政治机构和民众对立（即统治）的观点，一点不变，而欲以“选择好官”、“好官去裁制劣绅”的方法，达到某种限度的改良。然而包龙图世间少有，而“做官”为的是“发财”，以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做官秘诀，深中人心，这道贪污土劣筑成的坚墙，并没因此发生破绽，反而趁国家抗战多事而猖獗起来。

　　第二、改革政治，须有改革的纲领。纲领的原则是三民主义，是军委第六部的二十条。然而怎样才能把这些原则在西北实现，那就要根据西北实际情形，定出更具体的办法。比如西北高利贷是骇人的，应规定不得超过若干，违此处罚。摊派也是骇人的，应规定摊派须由人民开会决定，违法的准任何人告发。西北民众是没组织的，规定怎样扶植民运？西北教育是落后的，规定怎样推进战时教育？（当然不是更换几个校长的事。）边疆少数民族是复杂的，应规定一些怎样才是民族平等的纲领（不是拉拢上层就够的）……在规定这些纲领时，虽然不能开什么代表大会，但必须听取各团体的意见，各先进分子的意见，参酌各方考察所得的实际材料，以求纲领的尽善，且可能见之施行。

　　第三、政治刷新，要有了刷新的纲领，尤其要有能执行纲领的人。白健生先生说得好：“社会上的老年人，多半是土劣，至少是富于保守的，同这些人谈改革，等于对牛弹琴。必须训练青年担任县区乡工作。有人说青年没有经验不能办事，不知一次做事没经验，第二次就有经验了。广西是这样干的，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自然，推翻土劣，土劣是要挣扎的，但土劣始终是土劣，禁不起上面一纸文书的“镇压”。总理十三年改组党的时候，吸收大批积极青年入党，尤其是青年学生，党的工作，遂如日中天。但是，西北似乎一切还把持在顽旧人物手里，拿省城讲吧！几个委员会、训练班，总是那些人兜圈子，不能拉进新的成份。下层组织没建立，上层乃恰如沙漠上的宝塔。青年没有事做，没有满足他要求的教育，有的向某一角落里跑，有的消沉了，跑下乡去避敌机。抗战半年了，敌人已向宁夏威胁，而兰州市面仍如往时。县长区长人选仍是往时一套：夤缘哪，资格哪，外面带来的哪，总之，并没做到“为事择人”。我想，应该照白先生说的：立刻办一象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一样的政训班，招收青年学生，给以几个月前进的训练（象空洞的“精神训话”是用不着）派去负担下层政治机构工作，是最扼要不过的办法。

　　三

　　介绍几个具体例子。

　　关于民众组织的：

　　军委第六部布告的纲领第八条：“健全保甲组织，以树立民众组织之基础，以求民主政治之实现。”这个最重要的原则，怎样才能实现？李宗仁在五战区约法七章第五条：“在不违反抗日救国原则下，人民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之自由，政府不得妄加干涉。”山西总动员委员会纲领：“扶植并保障人民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基本权利，没有这个，谈不到组织与动员。

　　至于要使保甲成为民众组织的基础，须使保甲为民众所有而后可能。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拟的抗战后方农村工作方案第四条说：“（一）区长保长甲长须由农民直接选出，以防止贪污发生。（二）提高甲长会议职权，使甲长会议成为村政最高机关，俾中央一切命令有效实施而免上下隔膜。”山西各地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其职权为执行战时动员一切工作，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省级动员会有省政府代表，战地军队代表，民众团体代表；县区级动委会有县政府区公所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应有民众选举之过半数代表参加。把党政军民集合在一起，意见汇合了，磨擦消除了，而一以民意为依归，所以其动员工作做得更好。

　　关于改善民生的：

　　一、惩贪污。军委六部纲领第十条：“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李宗仁约法七章第二条：“公务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一经查实，军法处置”。

　　二、实行合理负担。李宗仁约法七章第六条：“派粮捐款，须向殷实富户摊派，不得向自耕农及佃农强征。”第七条：“本战区征用民力，须酌给伙食并禁止拉夫”。山西战地总动委会，以有钱出钱大家拚命为原则（有钱有力的出了钱也要出力），减租减息，免除过去的一切摊派，剔除中饱。本来中国人民有很大负担力量的，因为负担不合理，有钱出钱的口号，变成有钱的不出钱，没有钱的出钱，人民怨气冲天，钱也筹不到。

　　三、安定人民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提的方案中有：（一）切实办理二五减租和保障永佃权。（二）将汉奸不在土地和公有土地，免租分给农民耕种。（三）切实执行全年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的规定。（四）改进税捐制度，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救济灾荒，组织难民从事屯垦工作。（六）保障抗战士兵家属生活，并免除其一切摊派。（七）改善军需供应之机构，禁止一切直接征发，征发民物应以给价为原则。这些都是党部决议或中央法令已规定了的，某些地方已在充分执行。

　　关于武装民众的：民众的仇敌（贪污土劣）去了，民生相当改善了，抗敌情绪自然高涨。军委第六部纲领第六条：“加紧壮丁训练，充实民众武力。”李宗仁约法七章第四条：“禁止擅征民枪，以自卫为原则，速由县府编队训练增厚地方自卫力量。”最值得效法的还是山西的人民自卫军，所有壮丁都参加自卫军受到半军事训练，由这中间而产生游击队，产生正规军，换句话说，强力的正规军，是由不脱离生产的地方自卫军生长起来的，不仅比召募制强，也比征兵制强。以上举的，不过一端，但真的要动员民众，保卫西北，定要根据这些原则去做，才有可能。

　　四

　　最后，我还要提到一件事：

　　从杨先生口里发现“借30元钱，经过几个月，连本带利最低为210元”。70%的利息，还是“最低”！记得大清律上：“年久月深对本相还。”不管契约上利率怎样，欠的年岁好久，利息总只能与本相等。民国十五年国民党省市党部联席会议，决定利率不能超过全年20%。为甚么西北这样混帐的高利贷者，社会也不惊奇，政府也不取缔？有人说：“取缔”怕引起“阶级斗争”。只容许放帐的阶级向欠帐的阶级贪酷的斗，却不容许替欠帐阶级说话。老虎在食羊，羊不能反抗，旁人也不肯去救护羊，说怕引起阶级斗争，岂不是大笑话。我以为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事，而是说这话的人，太固执他以自己为本位的阶级斗争了。

　　（1938年2月）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1)谢觉哉手稿中，此文原题为《下级政治机构的整理》。本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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