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教育的商榷|谢觉哉

甘肃教育的商榷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战争是无情的，也是进化的。几个月的抗战，它暴露了中国政治上经济上许多弱点，尤其是教育，以前不管深识之士怎样指斥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隔离，不管千百万青年在现代教育制度下怎样反抗，而教育的最高当局是不为所动的。现在呢，而炮声一响，把这些“教育官僚”的顽固幌子，打个粉碎。

　　西北是落后的地方，不久以前的学校，还保持着不许教员说教本以外的话，教本是白话，教员用文言在黑板上解释。抗战开始，教育当局说西北不是战地，只是战时，教育应“维持常态”；说教育改革，即是需要，也“等战争过去再说吧”！炮火真无情，这些呓语，很快成为过去。军委第六部12月12日电布的二十纲领的第十九条“彻底改善教育制度以应国防之需要”。朱一民主席也说：“二十七年的教育，决不能再是二十六年的教育。”

　　然而春节已过，快开学了。教育的新方案，还没人提出。学生在寒假中自动做了些救亡工作，他们在实际经验中感到技能和知识的不够，更感到过去学校教育的无用，学校将给他一些甚么，难道过去的那一套还行么？

　　几个先决问题

　　第一，学校与社会合一。目前即与抗战合一。本来教育是要人们怎样适应和改进现在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制度，一是抄袭东西各国的，食而不化，不管是否合乎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读书人超越社会的阶级的传统习气，没有破除。今之学校和昔之书院，课程变动了，性质还差不多；校门外与校门内的天地不同；教本、笔记本一出校门即为无用。这毛病，在抗战时表现最厉害。在平津某些教育家到西北找寻“教育的堪察加”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兰州学校移到陇南去，某些青年向陕北角落而来逃亡，曾引起教育当局的惊骇。青年是热烈地、毅然地把救亡责任放在肩上，他要前进，学校却叫他逃避；他要知道怎样抗敌，学校却教他“抗敌不忘读书”，把读书和抗战打成两橛，他们没法子，只好反抗、出走。这是学校与社会隔离的教育制度的最后破产。我们必须根本铲除这个观念，即：一、不可把抗战与读书对立，而要是“抗战即是读书”，“读书是为着抗战”。二、把部章和法令暂且搁下，中央提出“彻善教育制度”，即是说现存教育制度有“彻底的不善”的地方，如仍借口部章，掩盖其不肯改进，那即是对中央不忠实。三、不得只表面改革或枝节改革，暗中仍保持其社会“脱节”的作用。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合一。学的就是做的，做的是抗战，学的也应是抗战。从前有个墨翟老夫子，听说楚国大师鲁般要来攻宋。墨夫子跑去问鲁般：“我在宋，你敢来攻吗？你有本事攻，我有本事守。”鲁般知道胜不过他，想杀了他。墨夫子说：“要杀就杀，我已有300个弟子，学会了我的本事，在宋境上等着你。”我们教师要像墨夫子一样，把抗战本事传授把青年，一切与抗战无关或暂时不急要的课目姑且搁下。这是一。其次，一面学一面做。书本上抗战的理论与知识，是由经验积蓄而来的。但是，不去实验，不会深刻认识；又别处的经验，不一定到处都实用。要认定抗战运动的本身，即是最好的学校，学生的成绩应校内学习与校外活动并重。比如农民运动，校内讨论过了，就分配学生去做，做一个时期又回来研究。又如兵役人员训练班，要从现在的不良现象中研究出办法，同时拿这些办法去实施，看效果如何。现为青年归往的某一角落的教育，没什么诀，就是即学即做，从做中去学。有时不需要学校形式，时刻在做时刻在学，因此其教育能发生无限的力量。

　　第三，教师质的改进。社会急剧的变，教师也应急剧的进步。目下的教师，大都是旧教育制度下养成的，把过去教师传授给他的笔记，再传给第二代，现在已用不着。那些笔记里，没有抗战一项，所以教师同学生一样，要向现在去学，要从实际工作中去学。教师具备较高的根底，一晓百晓，也可说是在同一学的过程中，高级学生领导低级学生。这不是我看不起现在的教师。“学不厌，教不倦”的老先生尚在边教边学，何况我们。不前进的教师，必然受到淘汰，同时应吸收社会上有声望的前进的人士担任讲课或指导，一切派系主义、地方主义等落后观念要彻底扫除。

　　学校教育的内容

　　第一、编制不要呆板。入校不是为取得资格，按资升级，而是为求得实用。应该不限年龄资格，招收有志青年开办政治训练班、民运训练班、救护训练班……等，授以必要知识，随学随做。大家该未忘记北伐成功，得力于民运，民运之所以成功，由于广东办了政治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特殊学校所致。这样的学校，省城及县城都应该办。这里应注意的：1.要真正训练出救亡知识与能力，不要像以前训练班一样，大家来一套“精神讲话”就完事。2.入这些训练班的学生，应按他的工作成绩，给以与原校同样的学分。

　　又，甘肃当局人士常说，“文化落后，没有人用，救亡工作抓不开”。但去年秋季始业，有800多要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因额满见遗。这些人都应该吸收到训练班来，造成为救亡干部。

　　第二、教材应适合于实际的抗战。无疑的今春各校开学，课目必然有些变更，甚么政治常识、抗战讲话、游击战术等都会开上，但我们不要外表而要内容。比如学工程的，应知道怎样掘战壕、做工事、挖飞机洞，且亲身去做。学医的应注重伤科、救护、率领学生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兵。讲政治，要对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社会上各种生活和组织情形，彻底了解，给以正确的分析和估计。讲战术，应合于各种战斗胜负的具体材料做研究的对象，平型关战斗、晋豫边区游击是怎样胜利的，上海各次战斗的优点缺点在那里。讲兵役，要研究广西何以能动员三四百万兵不要强迫，甘肃何以卖兵卖到四五百元一名，原因在那里？讲民运，要知道民众的困苦及其意识，知道妨碍民运的政治机构的毛病在那里，应该用甚么方法去救济？……这类教材，有的现在已有，有的还待我们搜集，在工作过程中去发见。可是没有这些，抗战的教育，仍是空的，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第三、学生参加救亡活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我们不要，进内地找“教育堪察加”的教授也没多大用。我们要实际去做。学生参加救亡活动，教员做他们指导。去年寒假学生有下乡宣传的组织，可惜学校没有具体教示他们及下乡后的联系。有人说，不是要他们宣传，而是要他们早些离开兰州，免得多事。假如是这样，那是绝大错误。要知道发动全甘肃民众起来抗敌，保卫西北，学生是个关键。怎样把握这关键，教室讲演是不够的，需要亲身去实验，教员与学生同样去实验。实际工作，比什么“上课”、“会考”重要得多。现在快开学了，不是把已在做救亡工作的学生，重行关到教室里，而是要各中小学生因集合的机会，更有组织、有计划去开展一切救亡运动。

　　一般的社会教育

　　似乎西北教育界对教育的对象，尚限在学校里的学生，但这只是质上好的部分。若在量上说，今天抗战教育的对象，应是间接或直接应该参加救亡战斗的前方与后方的广大民众。蒋委员长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应负守土抗战之责。”那末，教员要适应战时，受教育的就应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而不应只在狭小的范围里走圈子。

　　第一，广泛的组织民众——组织本身即是一种教育。人们从组织里知道合群的力量与纪律。要把一盘散沙变成石头，只有拿洋灰去把它粘起来。农民散漫观念极重，但大革命时的湘粤农民可以集合数十万来帮助北伐。什么原因呢？有了农民协会。他们认定农民协会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加入了组织，落后分子与进步分子接近，容易受到感化。集会结社自由，是党的抗战重要条件，而教育者透过这些组织去进行教育，更为事半功倍。

　　比如青年抗战团，应经常训练他的团员，选定教材，分组讨论，同时这些讨论，必然的与抗战团的救国结集会相结合，不是说空话，使团员感不到兴趣。团员的能力知识逐渐提高，非团员的青年就会加入或者跟着走。目前，很多群众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有些组织仅有招牌，仅会员名册都找不到，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里应特别声明一句：战时教育与民众运动，是分不开的。讲战时教育而不赞成开放或不参加民运的教育家都不知战时教育是什么。

　　第二，言论出版的自由。全国省城不易买到新书报的，怕以兰州为最。仅有的两大报，因受种种限制，不能畅所欲言，不易反映社会的实况。其他很小的出版物，尚未脱离统制现象。甘肃所以没有战时气象，这不为无因罢。今后应根本改正，除汉奸外，一切抗日的言论，都应保障其自由。

　　第三，戏剧与歌咏。谁都知道戏剧与歌咏的感人深，特别是不识字的民众，他们不能接受书本上的教育，但耳目是聪明的，情感是热烈的，一句戏，一曲歌，能使他永世不忘，可以把他的人生观改变。兰州最近才有话剧，王家兄妹的《放下你的鞭子》，大大刺动了观众的情绪，当然不够得很。今后应多组剧团、歌咏队，发挥青年天才，聘请名人指导。做救亡宣传的同志，在农村中，在军队里，在庙会中，讲演之后能够教群众唱几句歌，或者来一话剧，那岂不好吗？

　　第四，小先生制。——到农村里、工厂里、军队里、街道上去教人认字、讲道理，大先生不肯去，且不能普遍去。于是，小先生制发明了。平、津、沪、汉均有小先生，尤其是广西有全省小先生联合会。10多岁的男女学生都在各种临时学校、夜校、露天校里当老师，他们有有系统的教材，能相互研究教法，同时他们都能教救亡歌曲与游戏，他们的热心，很得到群众爱护。

　　以上略举几种对大众战时（教育）的方法，看当地的具体条件，还可研究出很多方法来。

　　（1938年2月12日）

　　（根据谢觉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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