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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提案中之牛鬼蛇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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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 国民党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正在开会。这是蒋介石想利用党来完成反革命事业;事实上对于革命的环境——怎样欺骗工农或镇压工农,主张极不一致;而各派军事头领竞争地盘权利,露骨的不肯稍让。他的结果不难预知:不是统治的稳定,而是统治加速崩溃,这些可在提案里面看得出。现姑就各提案里面的奇形怪状,披露一斑。 学生运动,防有大力者负之而趋,录用革命青年,免使入于恶化 ×××提议取消青年运动,不要再有学生会、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正面理由是“中国本部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国民党已无求助于学生之必要”。实际则是“学生更事不多,激动较易”,“共产党以及自号第三党之一类,正竞事青年运动”,“既有团体则其他团体之为特别运动者安知不即利用此团体,如庄子所谓大力者负之以趋乎?”为防止学生革命而取消学生会等组织,正如防止工农革命而解散农协工会,一样的用意毒辣。不过学生青年的阶级性同工农不同,他的家庭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他的父兄许多正服务党国,虽然可把些有力分子当作共产党杀掉,终不能像对付工农团体那样凶残。×××的提案才出,学生界已纷起反对,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于是中央训练部提出救济革命青年并量才录用案,说“革命青年是本党的主力军”,为防其“徬徨歧路,既悲奋斗之乏途,又慨前途之恶劣不入于恶化,即流于堕落”起见,特拟定救济方法录用手续,如失学的送入学校,予以津贴;失业的举行登记,组织革命青年考试委员会,分别录用;武装革命青年,由军委会拟定救济方法。丁惟汾的“革命青年之培植及救济案”,也说值兹“共党潜伏”,革命青年“挟热烈之气,无所发泄,逼入歧途,小之引起局部之纠纷,大之引起社会之变乱”。应当把程度高的“派遣各国留学”,程度低的“送入各项党政训练机关,豁免学费,优予补助”。拿金钱禄位来消灭学生革命,比蔡元培的笨办法进步得多。同时中央民众训委会又主张“全国青年大联合,以充分实现各阶级的协调”。这些,可见国民党惧怕青年的心理,正在这个当儿,青年反对国民党的言论风靡全国,不得不由压迫的主张而进于欺骗和利诱的主张了。 不应单为某部的民众本身利益而奋斗应避免走入资本主义或改良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路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提的“民众运动方案”,内容:理论、组织、训练3项。他以为“本党是代表被压迫民众及被压迫民族利益的党(?)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又是总理的遗嘱”长此停止民众运动,是不对的。不过方针要弄清楚,万不可学共产党的“过分提高工人工资”;“利用无业游民向小资产阶级进攻”。他的重要原则是:“民众运动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民族共同利益,不应单为某部分民众本身利益而奋斗”。这就是说农民应该帮地主多收租,工人应该帮厂主多赚钱,被压迫民众,应该帮助压迫者的豪绅、军阀、资本家——国民党巩固政权,绝不可做本身解放运动,妨碍国民党的“共同利益”,那便是反动,值得杀头。他又说“民生的民众运动,应切实避免走入资本主义或改良主义以及列宁式的共产党主义的道路”,“以便渐进于大同的共产社会”。其实,反革命的国民党,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除开勾结帝国主义加紧中国工农剥削,从而分一点馂余外,无法可以自存;走入资本主义道路是绝对不会的。二五减租取消,劳资条件废掉,共产党员杀尽,国民党当然更不是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剩下的只有大同共产社会,大家应向这条路进行,就是民众的生命应该为大同的国民党牺牲,民众的财产应该向大同的国民党供献,——这就是国民党在各地抽派壮丁、征发粮秣、增加税捐的由来。话虽如此说,民众团体不遵照这方针去动怎样?难道又来个“停止……”吗?接着就是组织方法:一、已成立的民众团体,派员加以整理;二、新设立的,须确有基本会员若干,并履行会员总登记的手续。于是民众团体的民众,才是纯反革命的贪污豪劣地痞游神工贼农贼,确能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共同利益。而国民党也不是无“民众做后盾”“空疏的政治集团”了。 革命政府之下民众无运动之必要国民党应与帝国主义联为一条战线 国民党本没有什么理论,孙中山几句支离矛盾的话,也因不适于忠实信徒的殃民卖国,屏弃殆尽。可是近来因实际行动的经验,创出几点理论来,这在郭春涛统一党的理论案里面可以看出。他说:“民众运动,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谓民众运动系总理根据其主义政策及政纲所确定,为本党所应作;有谓民众运动为共产党利用捣乱惟一之工具,非本党所固有。有谓民众运动系社会之力量,可以助政府力量之所不及;有谓民众运动系与政府争利益,在革命政府之下,民众无运动之必要。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亦有不同的见解:有谓我们不及帝国主义势力之大,无打倒他之可能,应取消此口号;有谓正惟我们没有打倒他的力量,必须提出此口号唤起民众一致为共同目标而奋斗。有谓反对共产革命为我们与帝国主义共同之目标,应与联合为一条战线,不应高呼打倒;有谓本党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求世界大同,第三国际及帝国主义又均为本党革命之障碍,我们应与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消灭他们。”一年来国民党屠杀民众及共产党员,投降帝国主义,明显表示与共产党任务的分野;而且事实上已做到“革命政府(?)之下,民众无运动之必要”;已做到“与帝国主义联为一条战线”。这是国民党理论的大成功。至于党内容或有要恢复民众运动及反对帝国主义不同的见解,那是共产党的余毒未净,经过郭同志这一提议,自然可以统一了。 民众运动不要谈政治耕稼制造贩运学问即是真正的民众运动 缪斌的确定民众运动之方针案,又臭又长,他的得意语:“民众的觉悟,不是要一般民众离开职业来谈政治,因为这是莫大的危险”。“农力于耕稼,工力于制造,商力于贩运,士力于学问,大家联合起来去促进耕稼制造贩运学问等工作,便是真正的民众运动;不容于此等之外,别寻空洞的业外的民众运动”。原来贵总理所谓“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就是如此!中国工农每天只工作12至16小时,没有做到24小时,所以贫弱,要贵党来“运动”。至于政治,民众虽然知道因不良政治——地主豪绅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致农无田,工无厂,商倒闭,士失学,不推翻现在统治制度,建设民众自己的政权——工农兵的政权,上述问题没法解决。但是“谈”得的么?“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政治是食于人的国民党的战利品,做奴隶的只加紧工作来供国民党的“食”是本分。他又说:“资本家想剥削劳动家以自肥,固然不行;劳动家想抑损资本家以自利,亦是不行的。必也双方调和起来,以整个的事业为重,一阶级的利益为轻,务勤苦,戒偷惰”。这就是说资本阶级可以尽量剥削劳动阶级,劳动阶级若不仰体资本阶级的德意而提出要求来,那是不“勤苦”,务“偷惰”,“不以整个事业为重”,是鼓动阶级斗争,是反动,是该砍头。但是缪斌究胆小,他怕民众运动一恢复,不能领略他的至意,所以他主张民众团体不要有国省县的组织,就农工商业分门别类,愈细愈好,直接受当地党部管辖;庶几民众运动名有而实无,他的政策也可以实现了。 要做官才入党 陈公博、王法勤等籍粤委员提案,算是一时无两。他们是被桂系打倒的人,蒋利用他们同桂系捣蛋。他们除照例骂共产党表示自己身份外,竟提出要助行共产党包办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民众运动议决案尤其要积极扶助农工,要励行反帝国主义政策,彻底肃清贪官污吏,党要民主化民众化,取消政治分会,军队绝对服从党……好在这些议案没有通过的可能,他们也不希望通过——陈公博等在武汉当权的时候,已经是第一二次大会民众运动议决案的反叛者,——只唱唱高调,打击敌人。并且说:“个人系统,封建集团,地方关系,部分利益,代替了党之组织”;“前后牺牲10数万之党员士兵,徒换得再行分割混战之代价”。这是对桂系不服从蒋家中央的混骂,难怪蒋要亲来上海劝他们出席。不过我有一件要问陈公博的,陈先生做了一本书说国民党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并举出党员成份应该是农民50%,工人30%,小资产阶级20%,不能保持这个比例,那“除了党的崩溃以外,绝无其他可走之路”。提案里说:“但就此次南京上海之登记观之:南京登记4000余,上海9000余,数量已觉甚少,南京在党部及各机关服务者约占登记之半数,上海则特别区警察4000余人,其他在党部及各机关服务者亦恐不下2000,几占登记3/4,无论农工群众甚少,青年学生亦大多数裹足不前。党而离开民众,民众而对党怀疑,尚自谓能担负革命责任,诚滑稽之尤。不做官就不入党,要做官,才入党,照陈先生说法,党已“崩溃”到没有了,为什么陈先生等还拼命拥护?除开“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外,实找不出什么理由。 袁世凯国民代表大会式之国民会议 有真正民众团体且能自由活动,国民会议,自是必需。现在不仅民众不准组织团体,而且凡“国民”都在砍头之列,更何“会议”之有?然而李宗仁竟提出国民会议组织法案了。内容是各省国民会议选举会每省选出15人,特别区每区7人,全国工业团体、农业团体、商业团体、教育团体、劳动团体、华侨各国民会议选举委员会各选举10人,全国新闻团体选举5人,全国律师团体选举2人,……学生小学教员停止被选举权,……这不仅令人回忆到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而且回忆到袁世凯的国民代表大会。善后会议的工农会代表列席,(当然不是工农)无表决权,这里的劳动团体代表有表决权了,不过要由国府指定工贼农贼或豪绅充当,参照筹安会办法,由国府拟定名单并文告,各省的在省会,全国的在南京,几天内就可把选举办竣;合乎“最短期间实现”的遗训。袁世凯做皇帝是民意,国民党的国民会议自然也是民意了。至于国民会议的职权,李皇帝已特别规定,他说召集国民会议:一,是“总理遗训,不可失天下之大信”;二,是“使知吾党主义之真谛,作普遍之宣传”。所以该会议的职权,“一,接受国民政府军政时期军事财政外交之报告;二,议决国民政府交议之关于训政时期之各项法规及对内对外一切善后政纲;三,答复国民政府之咨询事件;四,得以关于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见,建议于国民政府”。这更令人穆然神远于古昔盛时之“着该部妥议具奏”,及前清末年之“资政院”神味了。李皇帝的声响,到底不凡。 民众组织以职业为单位不以阶级为单位熟读总理遗著 李宗仁是国民党一个发明大家,他在外交上发明第一政策是“铲共”,第二政策是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都承认私有财产制,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第三国际的共产运动。这次训练民众训练党员的提案,又有重大发明。他说:“民众组织应以职业为单位,不以阶级为单位。不问其为地主与佃农,产业家与工人,店主与店员,皆须隶于同一组织之下。此实是吾党与共产党组织不同之点。”这不独该党总理孙中山没有想到,就是与该党同战线的英法美日,也自愧不如。训练党员的方法更妙,“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分为若干篇,各党员每若干日读熟一篇,中央党部对于省党部,以次递推,按时派员考查有无实行。党员读熟了,派往各职业组织讲演,并令各民众熟读”。哈哈!幼□莫明其妙的读三字经四子书,说是为着考试戴顶子;恭逢党国,科举复兴,户诵家弦,易“诗云子曰”之声为“余致力……”,李宗仁真发明大家哉! 蒋介石之约法三章 蒋介石日来鬼话很多,甚么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尤其是“党部与政府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其职权”提案里的约法三章:“昔汉高祖约法三章而天下定,今在国家草创之时,有有权力之首领间之约法,即决定不用军队以助争政见;有党员与行政间之约法,即党员决不直接或处理行政;有行政人员与党员对于民众之约法,即处处应为民众谋利益,而绝对禁止示威游行,群众大会与政治罢工”。第一条约法,是蒋介石武力不及桂系,只能拉拢陈派粤系委员对抗附和桂系的西山会议派;此时蒋最怕的是他们马上用武,他们也已准备用武,所以蒋亟须有这条约法。第二条约法,蒋的法宝只剩了一个党,但蒋是要党做蒋的狗,不是要党去做党的事,真的党员干起政来,总不免要费手脚,小孩顽螃蟹,须去其箝,这是蒋思虑周密的处所。第三条约法更不在说,且久已实行。国民党同民众不两立,国民党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就在能否永久绝对禁止民众运动上面。 横梗统一,干涉中枢,是新起之吴孙张也。利用中央机关设会筹安作杨度辈之第二。 这次会议中最大冲突是蒋桂两系,上面已经说过。蒋的军事整理案说:“军队不能党化,则增兵自卫,拓地自封,横梗统一,干涉中枢如故也;肆行兼并,互争雄长,纵横捭阖,循环内乱如故也。……排去久已落伍之吴孙张,而以新起之吴孙张代之”。这显然是指斥冯阎两李,尤其是桂系。蒋主张在一二三四集团军及后防各军抽择最精锐编成五十师,统辖于中央,由编遣委员会检验。中央立最高团防会议及军事委员会,冯阎两李固可做委员,这位团防会议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当然是蒋介石当仁不让。一转移间消灭了桂系及冯阎军权,一统江山归蒋氏,这是蒋介石杯酒释兵权的最得意文章。同时令陈公博纷纷提议取消政治分会,“以除分割之凭借”;双管齐下。但是反对方面,除西山派李石曾张静江悄然离京,表示决裂外,李济琛更倡出强硬的主张,他说政治分会不宜裁撤的理由有三。又说:“反对者以不肖之心待人,指政治分会为形成割据,……则在中央机关者又谁敢保其不设会筹安,作杨度辈之第二以乱天下?”针对蒋介石进攻。又说:“指政治分会为形成割据,则开封主席冯玉祥,太原主席阎锡山,武汉主席李宗仁,北平主席李石曾(还应加上东三省主席张学良),济琛无状,亦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任广东主席,此皆得中央信任而与于打倒割据地盘之孙传芳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者,不旋踵而躬自割据,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语气凌人,大有率关东诸侯进讨董卓之势。我们知道蒋介石“挟天子(党)以令诸侯”的鬼把戏,已经破产;五中会议不仅不能统一军政民政,而且形式上的统一也办不到,恰恰相反,新军阀之破裂混战,因这会议而促其爆发,这在他们提案里面可以看到的。 先意承志之外交政策 国民党外交赛过北政府的地方,是北政府蠢笨,定要外人提出要求才始屈服;国民党眼光锐敏,知道外人的意旨所在,预先做到:使外人提出要求时失掉对象,同时使外人得到意外的欢喜。这叫做“先意承志。”5月7日福田的惩办肇事长官,华军退出济南20里的通牒才送到,蒋介石已于6日通电撤退济南驻军,不留一兵一卒;5日罢免贺耀组本兼各职。冈田领事的禁止排日的照会尚未发出,国民党中央已通令严禁检查日货,反日游行,违者以反革命论。以此国民党颇得帝国主义者赞许。这次谭延闿蔡元培的外交问题的提案,一些人云亦云的话,不要提也可以;他的作用在那里?在“明白宣布以明年1月1日为实施税率时期,并普告列强,有愿与我国协定税率者务以双方互惠为条件;至欲以国际会议来解决此项问题,则当严词拒绝。”我们记得1925年北庭的关税会议,决定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1月1日为实施国定税率之期(当然尚有许多条件,名国定而实协定),那时日本主张须与中国另订互惠条款,因为日本粗制商品,经不起重税,反正只他有商品来,我无商品去,互惠其名,实只单惠日本也,但北庭代表不敢承诺。国民政府知道日本所欲在此,不待他要求,公开请他来订互惠条款,这是国际会议不能解决的,国民政府先自解决了,何必还要来会议?可爱的国民党小子,体贴你老子的意思,入微一至于此。只是民众们要的是绝对关税自主,互惠要看实际情形而定。你借提案对帝国主义送秋波,我也就不客气来揭开你这个卖国的假面具。 各阶级向国民党示威 五中会议,是军阀豪绅分赃会议,工农固然是仇敌,小资产阶级是剥削的对象,并且也不利于资产阶级。于是大买办(虞洽卿)统率上海资产阶级冯少山穆藕初等60余人包围五中,说北伐中他们受了损失,一点报酬没有,而且剥削层兴。他们反对没收民业,如没收中兴长兴煤矿,改招商局为国有;反对消费税产销税,“厘未裁而税先加,是加厘之变相”;反对政府不能制裁工人,“致工资增加,生产减少。”措词异常强硬,说国民党是“巧取豪夺”;说国民党专制压迫,“四亿国民,尽称阿斗;少数党员,尊为武侯。”同时工人阶级——上海七大工会(领袖近来为群众推动而左倾)提出要求,说“孙总理订定农工政策……上海工人痛苦未能解除万一,……这是中央忽视农工政策及主持工运者不得其人。”他们要求“提高工人生活,保障工人团体,救济失业工人……”这当然不像资产阶级之值得党国要人一睐,只是工农阶级已认清国民党是他们惟一的敌人了。另有一部分人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如萧县党指委会建议案:开除吴稚晖党籍,恢复民众运动,将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列入反革命条例,提高士兵及下层工作人生活。赣榆县党指委会建议案:确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权,实行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革命为目的之任何党派,应废除死刑。这都是小资产阶级厌恶国民党而倾向革命的表示。当然国民党——军阀豪绅——绝对不能牺牲本身利益,对各阶级让步,只事实上不仅为工农所不容,而且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向之进攻了。 8月11日 (载1928年8月20日第26期《布尔塞维克》署名:觉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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