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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夜事变的一周年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1927年5月21日的长沙事变——有名的马夜事变,是整个的国民党革命命运宣告死刑,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向工农无产阶级短兵相接,是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走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是有非常之大的历史意义的。

  当国民党北伐,取道湘赣,这时候国民党的力量同吴孙相比,一则运输艰困,军资有限,一则交通便利,饷械裕如,国民党事实上非得工农援助,绝无可胜之理。汨罗之役,北军遍埋地雷,非农民探悉,唐军不免全没。程潜在南昌全军覆没时,杂农民中逃走,农民负之渡河。

  去年2月唐生智在长沙演说,算他不没良心,说:我的胜利,全是工农帮助的胜利。

  只是国民党需要工农,是要他们帮助北伐,替少数人攫得地位;工农之帮助国民党,是争得本身利益,得到大多数的解放,而且就是在国民党所代表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底下解放出来。分道扬镳,各买各力,一方(豪绅地主……)竭力挣扎,像负隅的虎,一方(工农)风起云涌,亦不啻“初生之犊”。这种现象,自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长沙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是个浑蛋,冯天柱、张开琏、谢彬、曹伯闻等是著名劣绅,不仅嫉视工农而且厌恶革命,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刘岳峙、雷铸寰、仇鳌、彭国钧都具备豪劣资格,且深恨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不为捧场,取得高位。唐生智身系东安大地主,野心勃勃,口里虽说得漂亮,实际上军权、政权,在佛化的掩护下,保持其纯反革命精神。是这样酝酿着,一直到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成立(可怜!被国民党骂得杀人不眨眼的湖南共产党执政时代,全湖南75县被法庭处决及民众直接处决的豪劣,不过30余人,比起国民党屠杀手段,不及千分之一),工农纠察队要求武装(虽然发过一二百枝无子弹的烂枪),尤其是农民革命发展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无绅不劣,有土皆豪”的口号,由乡僻农民自动的喊出来;这就是掘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祖坟。于是他们忍不住了,三十五军(何键)的长沙留守处,马日前即堆积沙包,准备巷战,马夜十一时许克祥乃奉令发难了。

  马日后唐政府在湖南屠杀,虽然不见得比现在程潜、白崇禧来得缓和,但忽然换过尊脸,确曾费一度工夫。打头说:“共产党议决于6月1日开刀,25岁以上的人都要杀尽”,这是见之文告的。其次就勒令各县豪劣办团防,枪支由政府发给。有一次长沙县长陈其祥召集所谓士绅会议,令每人指导控暴徒若干名,不控的就认为不是忠实同志。各县县长以杀人多少为考试,不杀或杀不多的,撤惩,甚至本身即有暴徒嫌疑,在杀之列(见《武汉全国农协调查员报告》)。再其次为锻炼国民党成为纯粹杀人党,实行两个方法:一是我不杀人,人必杀我。彭国钧在党员大会说:共产党在南昌议决,对于我们(湖南的国民党)要诛十族。周斓说:各位记着,彭委员说的是真的。我们的生路,只有杀尽共产党。(见《湖南民报》)一是杀人的有钱用有官做。用这一方法,不仅升拔了许多恶探猾役,而且造成了湖南党校及政治军事第三分校一班青年走狗。他们的格言,是:“凡农皆匪,无徒不暴”、“宁肯枉杀千个,不能放松一人”。

  自称“革命是为民众,民众即是农工,我唐生智若一日不为农工尽力,情愿受农工制裁”(去年2月唐在民众欢迎会演说)的唐生智,6月回到长沙,即在欢迎队里捕拿发欢迎传单的4个工人枪毙。自后杀贴标语的小孩子,杀撕标语的小孩子,杀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为有史以来未有之恶杀,计前后所杀工农革命分子不下10万。这次被农民凫水救命的程潜入湘,继承马日事变之盛业,他说:“我对工农是决不容情的,我试杀个样把你们看,包管比唐生智决不会不及而且过之。”(这是程入长沙时对豪演说,大意如此)果然“名下无虚”,最近的湖南,益发杀得暗无天日。有自平江来的,说该县已无人耕田,清乡队见农民就杀,掳得耕牛无数,国民党的县党部做了耕牛拍卖场。他们的口号是“血洗”,他们的主义是“血洗”,国民党的血洗主义,在马日事变一周年的湖南,真表现得彻底!

  反过来看,工农无产阶级,仁慈得可怜!马日事变后一两个月,犹幻想唐生智不至于太无聊,幻想国民党中央总还有办法。六一扑城之后,领导者恐牺牲过大,忽而中止。各地农协武器缴去很多,仅存的农军,对当地豪劣,尚多容忍。直到四五个月以后,白色恐怖无以复加,而后湘东、湘南各县纷起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始能明确地站在阶级观点,扫荡一部分罪不容赦的地主劣绅贪官污吏反动分子,革命局面,才卷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鲜血渲染的一周年,我们于沉痛中的回忆,所得到的教训,第一,是纠正马变前工农运动的过火论。记得有位农运同志说:“不得了,打头不得他们醒来,不料一醒来就再不肯睡觉!”不知醒来是要做事,偌大的老社会要翻转过来,穷日之力尚恐不足,像某同志说的,正是清早初醒,却不要他起床,仍光着眼睛睡着。这不是民众不肯再睡,却是喊醒民众的尚在催眠状态中。至如说马日事变是“过火”召来的,不过火不至有马日事变。这是不明白革命是阶级斗争,只有你死我活,断无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因那方和缓而可以一致之理。事实告诉我们,马日事变后一两个月,有些同情革命的人(真革命和反革命除外)这样说:“这是以前运动过火了”;及三四个月后,却又说:“现在看来,以前运动并不见得甚么过火”。最后简直说,只怪从前太不“过火”,或者没有力量去“过火”以致弄成这现象。而且其地曾经过红色恐怖的,反动派有所畏惧,白色恐怖即比较地不利害。可见惟红色恐怖可以镇压白色恐怖。反动方面,如少此一回反动,也不知要保全性命多少。

  第二,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取多用宏,其阶级意识,比工农无产阶级明了得万分,虽然口口声声说没有阶级。他们断不幻想以任何条件与工农无产阶级妥协。劳资条件呢,废掉,二五减租呢,取消。唯一地把整个工农无产阶级放在他们铁蹄之下。他们绝不幻想工农革命分子同他们缓和,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斩尽杀绝。他们知道一切道德,在阶级斗争中,是用不着的。故侮辱女尸,改枪决为斩决,剖胸挖目,临刑时口塞棉花使不能喊。这是何等的阶级觉悟!“无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应当从有产阶级学来”,这是我们无限头颅换来的教训。只有站在纯阶级观点上,才能革命,才能打翻反革命阶级。

  第三,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组织,虽因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中国工农无产阶级,以特殊情形,加入国民党,供他一度牺牲,但因此知道从今以后资产阶级是要不得的。定要是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才是民众的政权;定要是民众的政权,才能解放中国于国际帝国主义之下。因此生辣辣的苏维埃组织,竟普及洞庭湖南北的老百姓脑子里了。

  马日事变,其影响当然不仅湖南,但在湖南意义,较为重大。在这天,长沙的反革命派,做什么“马日运动纪念周”,城厢遍贴铲共标语。那马日事变首犯何键(湖南清乡帮办)说:“我们清共剿匪,即是自己救死”。我们也应知道:

  三万七千万的工农贫民团结起来!
  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权!
  杀尽军阀地主豪绅一切国民党反动分子!
  替死者复仇!
  这也即是我们的“自己救死”!

  (载1928年5月30日第20期《布尔塞维克》署名: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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