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谢觉哉

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

　　——为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作（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在总理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有一事可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就是农民运动，算有相当成绩了。总理对农民运动第一次宣言：“本政府有督促全国国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之使命，而且特别之任务，尤在督促占全国国民大多数之农民使之加入国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之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可以说总理著作的革命真意义、真使命，至此才明白地向正轨进展。

　　“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由革命民众直接同反动军阀搏战，进而为民主势力直接同封建势力搏战，摇撼军阀政治的基础，和帝国主义扶植以宰割殖民地的工具。旧观念太深的人，以为破坏了古昔传留下来的秩序，未免怀疑。懦弱者见了反帝国主义战场上的急先锋，横行直撞，枪挑剑挥，不识何时可以终止，亦不免害怕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的；

　　第一，打翻几个旧军阀巨头，不算革命成功，尤不是革命目的，工农参加北伐，军事上得到若干胜利，虽然表现了工农力量，只是打全国的大军阀易，打各省的小军阀难，打若干县、若干乡、若干村的小军阀更难。“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可见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权，全建筑在所谓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面，民众压在这基础的底下，象孙行者压在五台山下，不到劫数圆满，不能翻身。许多以救国救民号召的革命战争，都是在这基础上面玩改朝换帝的把戏，就是辛亥把皇帝改作总统，打破家天下的历史，然而一层层的封建阶级，不仅未动摇，而且更加巩固。未必无贤明领袖，眷念民瘼，只是力量薄弱，除非屈服于旧势力，与之同化，则必身败名裂为世戳笑。因为只在这基础上面活动，其本身即赖此基础的拥护方能存在，决不能做此基础之反叛者，总理天纵之圣，而且又积四十年革命经验，看透这重障壁，于是第一步“武力与人民合作”，使民众透过此基础（封建制度）夺取其上面之武力，此基础失去武力拥护，而武力建筑在民众，绝对不须依赖此基础方能存在，而后此基础方有崩溃之可能。第二步广大的工农群众，实际担任革命的主要工作，就是反抗不利于工人农夫之特殊阶级，“即工人农夫为自身而奋斗”，从新换过底，前者是人民帮助武力，打翻封建的最高统治，后者是武力帮助人民，或直是人民的武力，打翻封建的社会基础，现在尤其是湖南，已到了这时候了。

　　第二，革命不是单纯的普通的军队力量，而是从民众宣传组织行动的进展中涌现的力量，这道理我们已看得明白。但如何能使久被压迫屈伏惯了的农工，能够起来负此使命。第一，须给工农以广大自由权利，使其有发展组织及行动的可能；第二，须给工农以实际利益，使其知有发展组织及行动的需要，尤其是农民，其生活其思想，尚在古昔状态，革命情绪，隐藏特深，好像初春嫩芽，不堪风雨，社会的旧势力，又专好摧抑弱者。所以总理特别规定“农民协会之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协会与其各级之各部，均有警告、抗告、以及代理地税之征收及解决地税问题之权。”“农民协会对于横暴官吏有请求罢免之权”。国民政府关于保护农运，亦有特殊规定，不如此不能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结起来发挥其力量，即不能打倒军阀政治及帝国主义的侵略。至于工农的实际利益，不是“今王发政施仁”或者国民党起来担负这给民利益的责任所能做到的，那是仁政，不是革命，至多是工农要求改善待遇，不是工农参加国民革命。我以为要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事实上也无法制止，因为在这现状之下，国民党及其所指导的国民政府，不是用单纯的国家力量，来解决工农群众衣食住行乐育诸大需要。只有发展工农自身力量，使作阶级斗争，得到目前的迫切需要，——如减租、加薪、减税等。而且于特殊阶级手里把政治经济的支配权夺取过来，从前仅满足个人欲望的，现在拿来为可能限度之建设，俾工农得到利益，大凡利益由自身奋斗得来的，所谓“疏果之亲植者其味弥甘”，因此必能保守勿失，尤其经过险阻艰难愈多，力量才愈有进步，愈会感觉革命的需要，而参加革命，保卫革命的热诚，才得到真实的保障。

　　于此有应说明的，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无关。世界的历史，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发明的定义。但是历史上的斗争，有几回是共产主义的斗争，现在各地工农斗争情形，是农工群众要求生存实际利益，对压迫者掠夺者的一种自然现象，不待人引导，也无能制止。压迫者、掠夺者既是封建的特殊阶级，那斗争自然以政治的为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民团，是乡村底封建势力，是军阀的五官百骸，抗税抗捐的经济行动，就是给军阀政治以致命打击，可以说这个阶级斗争，全是民主的斗争。

　　第三，农民的斗争，特别是在湖南，因农协组织的积进，封建制度崩溃的速度加增，有些人以为这类纠纷，应从消极方面去疏导或制止。但是截至去年止，据省农民协会统计，关于经济方面的，有83案；关于政治方面的，有60案。经济方面如加租退佃，闭借闭粜，横摊苛索，使农民生活不安。政治方面如团防之专横，土豪劣绅之把持，征收官吏之横征暴敛，使农民不堪其苦，这都是发生争斗的原因。至其压迫方式：一、捏造谣言，说农民协会是游民协会，是共产运动，是捣乱的匪党，将来都是要杀头的，说做农运的只图自己利益，入农协的都要调去打仗。二、用种种威逼，如屠杀、拿拘、假借军警势力，团防势力，宗族势力，联合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等势力。三、破坏及掩饰的方法，如巧立名目引诱农民；贿买一部分人向官厅请愿；挑拨农工间恶感；假托神道；收买农贼……农民方面，赤裸裸的要革命，要取得需要，也不客气的同他肉搏起来，这些是斗争的形势。我们看清双方的阵脚，知道：（一）农民已经取得自由，若要不发生纠纷，除非剥夺其自由，任他永远压在地狱，任他做帝国主义的第一牺牲者，相信张作霖、吴佩孚若能永久宰制中国。虽然社会杂乱到万分，决不会有农民反抗事实，因为马上要进牢砍头。现在自由了，纠纷如何能免。（二）一般人脑子里装着三代思想，不仅离世已远的辫子先生，就是新人物甚至也懂得革命理论的，一到事实摆在面前，不觉触动了潜伏的封建思想，说“这怕不好吗”。土豪劣绅屠杀农民，一次至十、数十、百人，他们熟视无睹，一闻农民逮捕个把绅士，拿起短棍、梭标游行，就伸着舌头，“危险咧！”农民反抗事件与所受压迫事件，虽不过几分之几，而已震惊殊俗了。（三）农民因受宣传而有组织且扩大组织，势力日渐膨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一切反动势力，勾结失意官僚、土匪、团防形成一很大联合，为防御的反攻。可以说湖南的农村争斗，已由浪战转入整个的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激战之时，形式自然愈益紧迫。

　　第四，农民之反封建势力，因为其利益与封建势力绝对相反，封建阶级的利益，在压榨民众，故其掌握政权。在如何消蚀其反抗，增加其劳动，农民如果掌握政权，那不仅减除痛苦而在利用政权以增进相互间之利益。事实告诉我们，农民的政治能力和思想，实远出于士绅之上，因为他们有许多实地经验，为长衣先生读书先生所不知道，而且刚肠无他，没有威逼利诱可淆惑其闻听。据我所知，各地农协组织后，最大之成功，即为土匪绝迹，富家虽觉得农民可畏，然而以前奔走荡析，今得乐业安居。第二，词讼减少，污吏胥蠹劣绅一县不下千百，都是赖词讼为生，农民终岁勤劳，偶因口角，若辈即来唆使，“啬于身者不能不丰于讼”，甚至于杀身亡家。自农民起来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口号，讼源绝了。讼件乃减至十分之九以上。第三，禁绝烟赌，尤其是烟，自赵恒惕开禁，吸食之风，盛于清末。现在有农协组织地方，均厉禁烟，凡农民之所禁，无论何人，不敢违犯，因为他们不受贿，不讲情。第四，许多地方已自动的组织清算委员会，乡务委员会……将土豪劣绅的钱修治铁路。尤其是官吏，在有农协地方，绝不敢贪污，……这些不过略举农民的能力，在正同封建势力作战紧急时候，已有如许成绩。

　　上面拉杂写来，看见农民运动发展，同国民革命的进步为正比例。可以说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在今天纪念总理，当认识总理给予我们的工农政策，是革命的惟一出路，大家循此前进罢！

　　（载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署名：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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