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一九四三年七月(2)

一九四三年七月(2)

　　七月十五日晴

　　把它碰回去！

　　“革命起，我翻身了。我经营着革命给我的土地，有穿有吃，啥也有了。去年边区政府做劳动英雄，我今年就更好好的领导生产。一年打粮够两年吃，把生活过得更好。听说顽固分子不打日本，要进攻咱们边区，要抢咱们的田地、房屋、财产和庄稼，这还行吗？不行！我们边区老百姓一定要和这些王八蛋干到底，男的用锄头、镰刀，女的用剪子、锥子。……三五年反革命都没有把咱们苏区消灭掉，现在还怕甚？……”吴满有同志在七七大会上讲的。

　　“……大家想一想，边区是革命的老家，现在这些王八蛋居然想捣毁我们的老家，那是不行的，坚决把他们打出去！”“我们要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扛起枪杆就是兵，搁下枪杆就做工，要誓死保卫我们的工厂，保卫我们的边区”。（被服工厂紧急会议，见十四日报）

　　“……瑶衣区移难民对于边区更加热爱，不管雨大路滑，争先恐后的自动帮助老户送公粮。其他各区移难民看到老户忙于送粮，均自动代替老户锄秋。他们多系去冬和今年自河南逃难来边区的，方脱离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所造成的地狱，在边区获到安定生活，反动派竟跟踪来进攻，无不愤激。都表示要坚决的同老户一起，为保卫自己第二家乡——边区而战。”（见同日报）

　　这是边区广大人民及新来的移难民对日寇第五纵队进攻边区的痛恨和对边区热爱的写照，即是边区人民和边区政府与军队结合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所在。

　　日寇的第五纵队是一个钉，那末边区是一块铁，来碰吧，包你折成两段；日寇的第五纵队是猪嘴，边区是有铁蒺藜篱笆的花园，来搅吧，包你剌去鼻子。不是花园，不会惹起反动分子恨；不是块铁，不会成为日寇汉奸无可奈何的抗日根据地。

　　希魔末途已在目前，民族叛徒没有出路。让我们全体军民在新民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旗帜下面，向那些进攻的法西斯喽罗们大喝一声：

　　“滚！”

　　七月十六日晴

　　在大礼堂参加会议。

　　七月十九日晴

　　回忆

　　《中国之命运》五四——五五页中说：

　　“在中国领土上面，帝国主义者的军警可以向中国军警、商民任意开枪，而中国军警瞠目举手不得还枪。否则中国军警如有动作，帝国主义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少数外国军警原不过帝国主义者的象征，而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竟有搤吭扼喉的威力。故帝国主义者恫吓与射击之来，中国官兵不仅没有还击的勇气甚至无还击的想念。国运的悲惨，竟到了这个地步！军人精神受了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国家观念亦因之消失无遗了。”

　　这段话是冤枉的。中国军警不是“瞠目举手”“没有还击的勇气”或“还击的想念”，相反，他们都是义愤填胸，有不可遏抑的勇气。不然何以迭次都要高级长官下严令镇压其“还击”？

　　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中国军队于五月三日下午三时开入济南，商埠日警向之开枪，中国兵自然也要自卫。然而我国最高军事长官的急令：“限本日下午六时所有军队退出济南城二十里，违者师长以下一律枪决”。

　　一九二九年，日寇交还济南，中国派军警接收，我们的最高当局有严令三条：1.日兵如要缴你的枪，你即把枪架起；2.日兵如要捉你，你即两手反扣；3.每人子弹有数的，谁少了一粒，枪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电告中央说：“这次无论如何怪不得我。开始我听到风声即下令如发生日兵肇衅事件，不准还击；还恐不稳，又下令沈阳驻军，一律把枪械缴还兵械库；情况愈紧，恐缴械入库来不及，又下令要他们把枪支架在营前。”——自然这些是遵照最高军事首长的意图做的。

　　一九三二年上海战事，日舰开到南京向城里开炮，狮子山我国炮台，看了他打，却奉令不准还击。

　　一九三二年五月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红军逼进武汉，日本驻汉领事开了会，说蒋军已不能守住武汉，应请蒋军退出武汉六十里，武汉防务由外军担任。果然我们的最高当局，从洛阳来了一个蒸电（五月十日），说武汉华洋杂处，情形复杂，如遇和外兵冲突，绝对不得还枪，必要时得退出郊外。

　　这些都是当时公布在报上的，可惜记不起原文，但意义一点不会记错……这样的新闻，给我的印象太深。

　　其次，说一还击，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相恫吓，他们的军队立即出动……也不合事实。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写上一条：外国军警开枪打中国人或军警，中国人或军警定要跪着受死，还手就是大逆不道。彼以“礼”来，我以“礼”往；他开第一枪，我开第二枪，有甚么说不过去？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不是一回事，他也就让步吗？

　　由前者看，是我国的最高军事当局，没有还击的勇气与想念，因而力图镇压中国军警和人民的勇气与想念，他们忘记自己还是个国家；由后者看，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被帝国主义即他们的老祖宗骇昏了。

　　七月二十日晴

　　新“圣谕广训”

　　小时应童子试，有这么一个题：“述写圣谕广训从某句至某句。”“怎办？我不仅没读过且没见过这本书。”一位年长的朋友丢给我小本子：你查查，看在那里，照抄就是。

　　后来又在什么地方，听过一次宣讲圣谕，说是久废的旷典。几个戴顶子穿袍褂的人，对万岁牌三跪九叩首，然后恭而敬之地讲起来。排场过去，看热闹的人渐渐走开，等到讲完，人也光了。

　　历史是前进的吗！为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还有所谓“圣谕广训”之流强迫人们买、读、背的“法西斯经典”？是不前进的吗？那新的圣谕广训又不是旧的圣谕广训重抄。虽然新旧圣谕，都掇拾旧文化渣滓，以欺骗人，以维护专治的统治，但旧圣谕内容，似乎比新圣谕较为切实。又旧圣谕用七字句编成十六条，言简意明。新圣谕大概是内容复杂，不能这样标出，或者不便这样标出，要把丑恶藏在惝恍迷离的句子里。

　　中华民族历史五千年了，出过英雄，也出过坏蛋，我们要继承英雄们的事业，不要偷窃坏蛋们的饰词。“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那无异乎说：“忍着吧，让他统治中国，他不久要象辽金元清一样被我们的文化吞噬干尽。”似乎也有可说：满洲国和关内沦陷区，正在尊孔读经，厉行王道教育，同化力何等大又何等速！又说：“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岂伊异人，兄弟甥舅”。这正如日寇说的：“我们是徐福的子孙，回祖国来帮助祖国整理家业，应该欢迎！”因为这样，所以全部圣谕里没有一句提到怎样把日寇打出中国去，虽然在日寇已占去大半个中国且还要进攻的时候。

　　“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能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各抗日根据地，“全国统一”则“中国之命运为独立为自由”，否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这是中国命运的分水岭，其决定即在此抗战时期，而不出这两年之中”。这是说抗战已成过去，抗战已和中国之命运无关，今后唯一事业是“剿共”，且除剿外“找不出什么合理方法”。而且时机紧迫，稍纵即逝，不能象过去的十年，也不能象抗战的六年，而定要于“两年之中”办到。

　　放弃抗日发动剿共，这是民主政治所不能容许的。因此必须在思想和体制上“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既不赞成彻底的民主制，如苏联所实行，也不赞成如英美有限度的民主。“中国人民现在的自由太多了，太不定于一尊了。”戳穿说要行法西斯主义。

　　于是又必须夸张中华民族百年来求独立自由的革命奋斗，已经得到全部的成功。“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轻轻把尚未成功的抗战事业抛在一边，而以英美废除特权的文书抵账。不管所谓特权几乎全部要待驱逐日寇才能兑现。他企图以此把国人的注意力由对外转到对内。

　　还有不少“有为有守的青年”怎办？一条出路：“到边疆去！”西北、西南、新疆、蒙藏，天地多宽，那里可以“埋头苦干”，那里有弱小民族，可以“学马伏波、班定远。”可是你们太“有为有守”？不要到敌占区和接敌区去和日寇找麻烦。

　　新圣谕广训的主要内容是这样。

　　大家恭读起来，读了就做。于是日寇第五纵队张涤非等就发出“取消边区，解散共产党”的叫号。于是被第五纵队包围的军事长官就撤退有力的抗日河防部队，来进攻抗日的陕甘宁边区。

　　自然，全国人民不欢迎这圣谕，因为这将带给各地区、各阶层以当日法西斯殖民地、亡国奴的浩劫，同时第五纵队还要替其主人作驱除，引起无穷内乱。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不欢迎这圣谕，因为等于实际中国退出同盟变为法西斯国际强盗的一翼。毫无疑义，拍掌欢呼的是轴心国，既已执行轴心的分裂政策、反共政策，即令形式上尚在“对抗”，尽可“心照不宣”。似乎日本法西斯不甚了解中国反动派的手法，一定要戳穿圣谕的内容说：它只是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而且决定他的前途，“最近由放弃抗战之方，变到交手观战，观战将向那一方向发展，就可以明白了。”（同盟社十三日电）未免有点煞风景。

　　强拉历史倒退，不可能的！违反全国以至全世界的正义，而不受到制裁，不可能的。

　　即使有人读，不会有人信。赶快收拾掉和二百年前的旧圣谕广训一同扔进字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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