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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一月(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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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一日晴 往省党部晤马焕文谈动员委员会,据伊称权力机关是统一了,但执行能否有效,则无把握。又杨集瀛称中共宣言很好,但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一条不大好。 秦无咎谈,想入党,秦系大学生,似乎要入党有立场才好工作,与前刘国夫的意见正同。 读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录数语如下: “帝国主义将用拚命的力量,打破那有推倒帝国主义的危险之中国革命。倘若用引起内战的传统方法或用可能的武力干涉的方法,都不足以消灭中国革命,则帝国主义将分裂那循着革命道路发展的民族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他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于是迄今还站在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无产阶级、农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国际帝国主义。” 倘若资产阶级胜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则中国实际统治权,又将落入在外国帝国主义之手。 最近两年来事实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组织战斗的民族革命战线。 中国现在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开展的先决条件。 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 一月十二日晴 由迪化来车,带来皮衣一百零三包。 一月十三日晴 电西安,报告皮衣明后可东运。泽民等在此等候,请电新催机。 偕嘉伦至省党部晤赵清正,谈军委六部通告的二十纲领,可见中央大计已定,请转告各省委定期共商进行方法。 一月十四日晴 替《西北青年》改好一篇文章。 写八路军战斗通讯一首,投《西北日报》。 关于领导问题,一、组织上:上级对下级领导,下级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二、有同志水平较高,对工作应有帮助甚至等于指示,也是领导,但被领导者无必服从的义务。三、行政机关绝无领导党的道理。又党的组织,非必要不应知道,但非说较重要党员,连一般情形都不许知道。 一月十五日晴 得信,高士励今天可到但没有来。 丛德滋来谈,准备办通讯社,十天后可出版。丛云,张、杨都在衡阳,颇不自由,黄埔反对其出任职,说军事即有利,政治上惧于彼不好也。 夜,孙等来谈决议等。 一月十七日放晴 致信朱,为陇东数县不能完成动员数目事,正宁、宁、合水、庆阳四县均只一部分是特区,四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第一次动员定一千七百人一月底完成,现只完成四百多,是各县长不肯负责之故。 夜开处务会,讨论处中散漫现象的挽救。我认为原因是由于来自农村的人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在红军又过久游击生活,因此,一、缺乏生活上的整理观念;二、不肯多做勤务的事,并不一定懒,可是界限分得严,好象不是我分内应做的,就不应做;三、对物质不爱惜;四、没有应付社会的常识。 鸿宾介绍一安姓阿訇来谈,伊有些枪,欲编为抗日队,朱绍良不允给名义,问我军能否帮助。当婉词拒绝,理由是:一、全国军队应国防化,编制指挥须走向统一,八路军反对过去那些企图吞并小队伍或在地方拖队伍的军阀办法。二、非正式部队即应是自卫队或游击队(战地)的地方性部队,非国非民的啸聚部队,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三、他们可自向政府要求上前线,但不应指定给某人以名义,破坏正规编制系统。四、哥老会人员需要收编去,但必需经过淘练,然后编入到其他队里,不可仍用其原有系统。 一月十八日晴旧腊十七日 与泽民、希均步行到北塔山下看铁桥,河中已无皮筏,有流冰,傍南岸水浅已结冰。前闻阴历十一月一日河水即可渡人,自交通以来气候殆有变迁矣。 看老毛编的《哲学讲授大纲》。 一 月 二 十 日 晴 草《抗战的光荣》,投《妇女旬刊》。 得西安电称鄂托章司令集中蒙兵七百余,分驻巴东庙、喇嘛庙,并在喇嘛庙修好飞机场,夜间举火为对空联络。同时不许定边的蒙人、汉人入蒙境。 按:自德王勾结日寇发动自治后,南京对西蒙政策:(一)是换旧印发新印,派些汉官去各旗监视,致蒙王公疑有改土归流的危险。(二)是派马、抽丁、练骑兵,群情骇惧。这种方法只加强蒙人的离心,便利于日人挑拨。抗战开始,日寇积极向西进攻,南京又始终无具体的民族政策宣布,坐待离叛,真可恫也。 一月二十一日晴 晨有东启耀(实业部贸易局职员)、黄存馨(实业部商业司职员)来谈,他俩是准备赴新沿途调查实业。东言汉口曾一度和平空气甚浓,学生有所表示,被牺牲几个学生,又言贸易局并无具体计划,任何事都是分赃。 接王甥忠度信,文理清顺,我离乡时王甥约十岁,现已中学毕业,现准备考医科,又欲从事革命。当复一信介绍他去请益董老。 征兵与造匪 武汉报上有这样一则通信: “……在我下乡以前知道征兵募债实行上已发生流弊,少数不肖之徒借此中饱,没有想到,到了乡下听的见的,这种不肖之徒太多太多了,联保主任比土匪还厉害,征兵变成了买兵,甚至发生“有吏夜捉人”的惨剧。而富人的子弟仍然游手好闲在家享福。地方当局对这些流弊装聋作哑,民众怨声都集中到政府身上。最近土匪闹得厉害,前几天南漳县城被匪攻陷,锺祥等各县晚间戒严,听说土匪常拿征兵募债的不平来号召,所以近来剿匪部队找不到土匪,因民众对土匪是同情的,他们替土匪掩护。” 这些,当然是事实。上月军政部电令各省兵役机关: “据报皖泗县团管区所派征兵官、区长、联保长等,任意敲诈,每户最少者四、五千元,而雇买顶替人之款又须各户分摊,顶替者皆为地痞、流氓多半途逃回又须顶替……” 这里,还没有说到经敲诈不起的人逃而为匪,及半途逃归的人不敢归家,啸集或加入匪帮,但这是可以想象的事。兰州有人告诉我: “甘肃的兵涨价了,有涨到五、六百元的(不是买一个人当兵要的钱,而是买一个人不当兵出的钱),区长、乡长乘机发财,经过训练分发出去的区长据说有发几千之财的,这是老百姓困于征兵的现象。同时另一方面,土匪比前厉害了,拦途劫抢打汽车,甚至有攻入县署勾结保安队叛变成了股匪的,大刀会、红枪会一类组织,在省城附近就潜伏得有。自然,这和征兵不得法有因果关系——壮丁逃去为匪,买兵逼人为匪。” 想起了一件历史事件,明末因对满洲作战,不能不筹饷抽丁,因筹饷抽丁酿成农民暴动,于是又不能不剿匪,剿匪又不能不筹饷抽丁,筹饷抽丁又不能不酿成农民暴动——辽饷、练饷、抽丁的循环作用,送掉了明代整个江山。 我们应深刻地认识这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因外患而引起内祸。 是不是征兵没有良法呢?请看下面: 农二团(西安学生组织的)在永济工作的报告: “……西王村,十家有九家满住了军队,村内所有壮丁整天不是修路便是搭造黄河木桥(山西并未征拔壮丁),军民很能合作……” “前一向壮丁逃亡现象很厉害,自从工作团三组和五组的同学到这里给他们讲演、唱救亡歌曲,简直连一个逃亡的也没有了,他们只希望枪械发下来,早点上前线和鬼子拚命……” 当然,这里不会再有去当匪的人,个别不务正业的人也会转向抗日找出路。一月十一日临汾电: “左云、右玉、怀仁、朔县一带有我人民武装自卫队及游击队等分踞要隘,连日甚为活跃,乘机即袭击敌人后方,少数敌军不敢在附近行动,敌虽一再派队搜索,因我各部借地形的掩蔽,行动迅速,敌人疲于奔命,我则获胜屡屡。” 这些来入伍的壮丁,不仅不逃且已自动武装和敌人直接作战。 这是国内动员民众的两幅图画,前者是固有的,是相当普遍的,后者是新生的,是正在发展着的。照前者的办法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对立,不仅不易集中壮丁,且会发生内乱。照后者的办法政府不大费力而已全国皆兵,一致对外。甚望军事当局慎详考虑,不要陷在进退维谷的当中,重犯历史的错误,轻轻地把国土断送。 抗战的光荣 广西报纸上常常登载母亲送儿子、妻送丈夫以及成批妇女热烈地送成批壮丁去抗日的新闻,这类事情在陕北和山西尤是常见,虽然其他地方“儿别爷娘妻别夫,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情状还是普遍,但这是宣传与组织的工作做得不够,而不是妇女们提不起抗日的情绪。 其次,男子上前线,妇女代替男子们的后方工作。广西妇女足大身强,做庄稼、挑担子本来不让男子,陕北女子不会种地,现在各村都有妇女生产学习小组学习种地,一部分进步妇女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读书,有些已能当小学教员及做政府工作了,“哥在前方杀敌人,后方工作妹担当”的歌,的确是这样讲就这样做。 女子就不能上前线吗?这也不然。广西有女兵团开赴火线,最近某女士自山西来兰,说家乡被日寇占去,她率子女逃难,路上遇八路军女同志都戎装佩枪,帮助群众组织团体、组织武装,任何问题都耐心地替群众解决,任何工作一点不为难的去做。她们真是英勇、愉快。某女士说:“假如我有法安置小孩子,我一定同他们去了。”的确,女兵效率并不减于男兵,强壮的同样可在火线上和敌人拚命。 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民族解放的战争是不易胜利的。忽视妇女战斗力量,说妇女只配养孩子、做茶饭,国家大事不应管,也不能管,甚或把女子看做男子的所有物,应该“不出闺门”,看见剧台上有女演员出现就大惊小怪说“世风日下”,这样的男子有心“仿古”,无意救国,让他去和郑孝胥之流一起去制礼吧,我们不要理他。同时,妇女们也应洗去为男子赘疣的属性,认清自己是人,应做人的事,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应拿一分子的力量,亡国奴是不分男女的,也许女子的痛苦更要多。 先进的妇女们已经有许多光荣的榜样,有知识妇女,也有劳动妇女,她们放弃了太太小姐的生涯,闯出了家庭狭隘的天地,做了为民族奋斗的战士,人家能我也能,敌人的炸弹响彻的西北,再不容我们藏在深闺不出来。 怒吼吧!西北的妇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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