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建设“三三制”政权

建设“三三制”政权

　　陕甘革命根据地，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正式定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一九四〇年十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此时谢老离开中央党校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并担任边区政府机关党团书记。一年后，一九四—年九月，谢老又调到边区参议会工作。在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二年二月召开的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副参议长，直到一九四七年春撤离延安。他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这整整六年的任期里，为建设“三三制”政权，献出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这时，他住在边区政府上边的窑洞里。这一排九孔窑洞，整齐地排列在半山腰，砌着石面，粉刷一新。右起第一孔是边区主席林伯渠的办公室兼住宿，第二孔是会客、开会的地方，第三孔是谢老的办公室，第四孔是他的宿舍。在他办公室窑洞的窗前，放一张简易木桌，窑中的左侧放张木床，谢老为了夜里能安静地工作、写作成阅读，晚上就单身睡在这张床上。这个院子，又长又窄，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谢老和林老工作之余就在这个院子里散步、谈笑、下棋或吟诗赋词。院子中央还放一块旧石碑截成的方石桌，四周放四个石墩。有时下午，他们就在这个石桌上看书、谈论国内外大事或讨论“三三制”政权的建设问题。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这种规定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紧密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并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孤立反共顽固派，避免“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边区的“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他说，“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已决定的“三三制”政策。

　　谢老依据这一方针和原则，对“三三制”政权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当时，在党内有些同志埋怨说，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为什么要让出三分之二，不能理解。谢老针对这些思想认识，指出：我们不要沾染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邪气，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为人民获得政权，而不是为了少数党员做官当皇帝。他认为：“三三制”实施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由于有共同敌人需要有各阶级共同出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各阶级都有力量，互相制约，不能不产生各阶级的联合政权。他说：三三制主要任务之一，为争取群众孤立反动集团。一切打倒，没有统一战线，结果是孤立自己，甚至不只是‘孤’，且没有‘立’。建立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或使之中立或不积极反对我们的人，结果是反动集团孤立，而我们成为人民向往的标帜。三三制为统一战线具体事业，成功之大，将会无与伦比，这是首应认识的。

　　有些当外人士认为，“三三制”不过是说说而已，故弄玄虚，非党人士当议员，参加政府，只会摆样子，不会有什么实权。谢老则以李鼎铭先生为例，说明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是真心实意的，而不是什么“故弄玄虚”。党外人士李鼎铭在边区参议会上，批评了政府机构庞大，提出“精兵简政”议案，边区政府认为这个议案很好，马上采纳了，成为边区行政的标帜。事实胜于雄辩，不少党外人士的疑虑解消了，端正了观望的态度。

　　一个新事物出现，不是那么顺利的。谢老通过调查，了解到有些地区政府里选进的非党人士，不能掌握实权，有的党员干部不虚心考虑人家的意见。另外有些人说选进政府和民意机关中的非党分子应该慎重，总想把共产党员多选一些，仍然想依靠党的优势来把持包办。谢老针对这些情况，指出：对非党人士的慎选是必要的，但进步分子不同于共产党，中间分子又不同于进步分子，他们剥削阶级意识浓厚，对革命认识尚模糊，少勇气，只是反帝反封建，要求独立和民主的大体上与我同道，不能拿严格的尺码去量，否则就不是统一战线而是在同一战线了。又说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共产党占优势的地区，共产党本着“天下为公”的意旨，约束自己，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管理政权，才能团结一致，才有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谢老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领导是带路的意思”。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走有好处。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就会在后面跟着，这就叫带路。如靠人多强迫人家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因此，他指出：必须是“三三制”，才能显得出党的领导。

　　谢老一贯主张干部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不然，你是治者，人民是被治者。你自认为的“明主”，远离人民的“民主”，那“明主”就会变为“昏君”。他指出边区各级政府因久未改造，不少地方已发生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现象，人民敢怒不敢言。他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劣性，诸如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互不信任等，都是权利欲或领袖欲的表现。这些劣性是不易克服的，但又必须克服，然后“三三制”才能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要有包涵同中之异的度量，和发现异中之同的见解。谢老直接领导了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各级政府进行了改造，建立了较完整的“三三制”政权机构。

　　“三三制”政权组织，主要体现在各级参议会。它是代表人民来议事立法的机关。但是，如何使各级参议会起到它应有的职能作用，当时在人们的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谢老为了建设好“三三制”政权，对于怎样做好各级参议会工作，作过许多论述和实际的指导。

　　一九四一年九月，谢老调来边区参议会工作。他一到任，即积极筹备召开第二届边区参议会议。一天，毛主席来到谢老新迁住的窑洞里，和他商谈有关二届参议会的筹备事宜。毛主席对谢老说：做政权工作的规律，不易摸得的，要从实际中总结经验。过了几天，毛主席又写信给谢老说：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边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毛泽东在另一封写给高岗、陈正人转谢老的信中说：边区、县级的参议会候选人，应行竞选活动，否则选民不知其人，投票流于形式，这是民主有成与否的主要关键。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信件，对于谢老做好参议会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他依据这些精神和原则，紧张地进行着筹备工作。筹备会议由谢老主持，参加的人有，高岗、高自立、南汉宸、刘景范、雷经天、李景林等，大家就召开参议会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由谢老执笔向党中央写一书面报告。正如谢老在西北局一次高干会上所指出的：这次参议会是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共同管理国事的开头，过去有民主的实质，但民主的形式不够，因为形式不够，使民主的内容受到损失。我们应当倾听非党人士的意见，不要轻视他们的意见，从而做到内容和形式的一致。

　　筹备会还请谢老为即将落成的参议会礼堂题字。谢老用毛笔书写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场”十个大字，秀丽苍劲，雄浑潇洒。正如毛主席称赞的那样：“谢胡子是个写字匠。”然后，谢老要王定国拿来一碗小米，他用这土方法将这十个字放大成二尺见方的匾额，雕刻在通称延安大礼堂的正门上方。一九四七年胡宗南侵占延安后，砸毁了这个匾额，直到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六年六月，谢老重访延安时，延安地区党政领导人又请谢老重新题写了“延安大礼堂”五个大字的匾额。当年的第二届参议会会议，就是在这个礼堂举行的。

　　二届参议会一次会议，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开幕，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结束，整整举行了三个半月。谢老在《关于参议会的工作总结》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伟大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党二十年来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几十年来多少革命人士所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民主，而这样的民主，今天在我们这届参议会中实现了。这个民主，是各阶层各党派都有的民主。二是这届参议会对全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自从去年提出“三三制”政权体制以来，全国人都赞同，但要看共产党是否实行。这次参议会通过的施政纲领，既是全边区实行的纲领，也是全国解放区的纲领。

　　谢老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提出将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的问题。他认为，这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上是个转折点，是人民民主制度发展为更高阶段，将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制度。毛主席看了谢老的报告后，给他立即写来一封长信。信中说，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这一点以及此次会议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信中对于人民的各项权利，还作了具体说明，指出这些权利在解放区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有些还谈不到，有些还在走头一步，还是理想，不是事实。谢老将毛主席在给他的信中所谈各点，传达给与会人员，并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毛主席在闭幕式上还作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会议通过了名扬中外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议选举林伯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高岗为参议长，安文钦，谢觉哉为副参议长。这次参议会使“三三制”政权更趋完善，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是全国民主政权的榜样。

　　谢老对于边区、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性质、职权和怎样工作的问题，也作过具体的阐述和规定。他指出：参议会的常驻会对参议会大会负责。大会的任务的全部完成要靠常驻委员的经常努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常驻会可组织参议员考察团，到各县各乡去考察工作，了解人民实情，并督促政府的工作。常驻会还应该分工到各县去指导县参议会的工作，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在《县参议会怎样开会》、《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关于参议会的经常工作》和《边区县参议会常驻委员会的工作》等文章中，对有关工作都进行了详尽指导，使各级参议会的工作更加健全和完善，工作更有成效；使参议会的民主制度，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关系更为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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