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足迹遍兰州

足迹遍兰州

　　一九三八年二月，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人员有所变动，处长彭加伦和秘书长朱良才调回延安，中央派伍修权继任办事处处长。由于我党方面往来新疆、苏联的人员在办事处停留的人越来越多，办事处所在的南滩街五十四号前院的地方太小，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于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搬迁到孝友街三十二号（现在的酒泉路一百二十五号），这个地方较为宽大，比较理想。

　　抗战时期，甘肃到新疆是国际路线，也是我们输入军需品的一条主要命脉。苏联援助我们的抗战物资都要经由新疆、甘肃转运各地。当时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就驻扎在兰州，并在兰州设有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谢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办事处和苏联经常保持联系。处长伍修权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几年，精通俄语，承担了和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处联系的任务。

　　兰州办事处的物资转运工作量很大，转运到延安的主要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书籍等。谢老对每次转运的物资都亲自过问，并详细记载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谢老和办事处的同志们，送往迎来的接待任务也很繁重，如周恩来、邓颖超、蔡畅、邓发、肖三、王稼祥、刘亚楼等许多同志去苏联或回国，都要通过办事处和苏联联系。李先念、陈云、毛泽民、滕代远等同志在去新疆或返延安的途中，均食宿在办事处。毛泽民因在兰州有任务，在办事处逗留了二十五天，经常和谢老一起谈论政治，研究工作。此外，还有越南的胡志明，日本的野坂参三等，也都是在办事处停留后到延安的。

　　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中共甘肃地下工委在兰州建立。工委的主要负贵人孙作宾、罗云鹏、郑重远、吴鸿宾、刘南生、李铁轮、王实先等，他们经常同谢老联系。但是为了防止特务的监视和破坏，彼此并不公开往来。工委的赵子明，常常利用到办事处卖豆浆的机会，往返传递党的指示、文件、书籍和汇报材料。工委为办事处提供了各方面的情况，办事处则经常向工委转送或传达中央和西北局的文件、电报及有关指示，并帮助工委向中央和西北局传递请示或汇报，指导工委工作。办事处还曾专门为工委举办了党建训练班，谢老、伍修权等亲自上党课，讲政治形势，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为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民运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一批干部。

　　八路军办事处在兰州成立一年多，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兰州的许多抗战团体，在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突破重重难关，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旅外省学生抗战团”、“妇女抗敌后援会”、“甘肃青年抗战团”、“读书会”，“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联合剧团”等组织。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谢老和彭加伦曾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一些社会团体产生的背景。指出甘肃的环境虽比以前更好些，但国民党对抗日救亡工作的压制仍然非常厉害，他们经常是在某群众团体刚要成立时，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威胁。如果威胁不成功，就用派指导员的名义，从中把持、操纵、监视，进行多方刁难。

　　“妇女抗敌后援会”于一九三七年秋成立。由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组织与领导。为了放手开展抗日民运工作，谢老让王定国也参加进去，协助倪斐君一起运用灵活多样的工作力法，组织妇女进行募捐、慰劳、演出等活动，提倡妇女放脚、识字，宣传男女平等，并于十一月中旬出版了《妇女旬刊》。倪斐君但任了出版社社长，邢华、王鸠菊任主编。“旬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刊，共出版了七期。谢老对“妇女抗敌后援会”十分重视，尤其是《妇女旬刊》出版后，经常为刊物承担编辑工作。有时王定国将要修改的稿子带回，谢老修改后，再由王定国交倪斐君，发表在《妇女旬刊》上。一次，谢老见到倪斐君，高兴地对她说：你很不简单哪，不畏难，不避谤，把个从未有过妇女运动的甘肃，一下子改变了，使妇女的组织和宣传不落后于男子，这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倪斐君也向谢老汇报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请给以指导。谢老曾就妇女工作的特点、性质、任务等问题多次同她进行交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谢老在《祝妇女旬刊的诞生》一文中写道：“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自己起来拼命。甘肃六百多万人民中的三百多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谢老在文章中还赞扬了女性的伟大，指出，女同胞的革命坚决性，不比男子弱，有时且赛过男子，因为女子受的压迫比男子更深一层。虽说沉沦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来，一但起来，其勇气、其决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事实告诉我们，党国先进的、最坚守总理遗教、“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不是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女同志吗？谢老鼓励出版社的人说：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有许多事实，证明女同胞的勇敢与能力，据我个人所见到、听到的，也可以写上一大本，你们要注意做好宣传。《妇女旬刊》办得十分活跃，它唤醒民众、抨击时弊，登载前方的战斗消息，深受各界爱国人士和人民大众的好评。谢老又驱笔为《妇女旬刊》写了《抗战的光荣》，《战争是随便可以过去的吗？》、《中华民族复兴年—一九三八年》、《抗战到底与妇女解放》等文章，对甘肃的妇女运动充满了希望，他说：“在抗战过程中，救民族，救自己，解放自己，只要我们干，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当时活跃在兰州街头的联合剧团，是在“青年抗战团”、“外省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等团体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主要成员有聂青田、樊大畏、邢华等人，他们经常演出抗日话剧和街头剧。由上海来兰州的王氏姐弟剧团（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彰）演出抗日救亡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除此以外，当时兰州还有新安旅行团和东北流亡学生演剧队，也积极进行抗战宣传，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他们经常到办事处来，听谢老作报告。谢老鼓励他们参加革命，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锻炼和考验自己，并亲自为新安旅行团题词：“以艺术武装你们的手口，以理论武装你们的头脑，从工作中锻炼你们成为铁的战士。”后来有不少革命青年受到办事处和谢老的教育和影响，奔赴延安，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去。

　　由于兰州当时是大后方，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工作者也相继来到这里，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创办了通俗杂志《老百姓》，丛德滋创办了《民众通讯社》，还有作家肖军、吴渤（白危）、音乐家塞克等，都对兰州的进步文艺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这期间，谢老曾以觉斋，焕南、敦夫，佳金、见心、明远、无患、忠理等为笔名，先后在《西北青年》、《热血》、《号角周刊》、《妇女旬刊》、《回声》、《抗敌》、《老百姓》、《民众通讯》、《政论》、《苦干》等十几种刊物上发表了《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苟安即自杀》、《征兵与造匪》、《抗战的光荣》，《怎样才能产生贤明政府》等五十多篇文章，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腐败的政治，对当时种种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抗日的因素，进行无情的剖析，谢老在文章中，也经常把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党的政策，向群众阐明，使他们心明眼亮，从而使更多的人参加抗日的行列。他的文章特色是简明扼要、切中时弊、寓意深刻、说理力强，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兰州许多报刊都向谢老约稿，请他发表谈话，撰写发刊词。谢老的文章在兰州各界人士的心目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工作十分繁忙，谢老比过去显得衰老多了。他在兰州生活十分俭朴，从不吸烟、饮酒。他把每月发的五元津贴费积蓄起来，用以资助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志。他的生活标准和大家一样，吃同样的饭菜，不搞特殊化。有时同志们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给他单独做点饭菜，也常常被他制止。冬天兰州气候寒冷，谢老只穿一件粗布棉袍御寒，为了外出他才买了一顶普通的皮帽。组织上为他外出买的那双皮鞋，他走起路来十分爱惜。在他调离兰州时，还把那双皮鞋留给办事处的同志穿。谢老要求办事处工作人员要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并经常教育同志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谢老白天处理公务，接待来访者或参加社会活动，忙碌一整天，晚上还要记日记，写文章，继续工作到深夜。谢老写日记数十年从未间断，他养成了一个认真对待工作、对待生活的作风。谢老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抗日团体的演讲台上、民主人士的家中，省政府的客厅里，贺耀祖的居室中以及同朱绍良谈判的办公桌前……；他的足迹，遍及兰州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他的心血，凝聚在人民抗战的正义事业上。为了民族的复兴，谢老在兰州为完成特殊使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九月，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调谢老回延安。谢老于九月五日由兰州乘车东返。他告别了在这里战斗一年多的古城兰州，告别了同舟共济、并肩战斗的办事处的全体同志，结束了在国民党地区工作的艰难岁月，返回延安。

　　同年十二月，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取消陕甘宁边区，肆意制造摩擦。国民党驻甘肃一六五师，派兵侵入我陇东防区，抢劫杀人，声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由于谢老熟悉甘肃的情况，党中央委派他为代表，带着毛主席致西安行营主任的亲笔函件，经西安重返甘肃，进入陇东。在我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的协助下，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充分掌握顽固分子阴谋“磨掉”我边区县的证据，然后同国民党进行了一场有理、有节、有利的谈判斗争，严正指出，顽固分子欺骗老百姓的口号：“只打外来的共产党，不杀本地的共产党”，同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宣传：“只打共军，不打晋绥军”是同一伎俩，岂不是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偏师！①最后，逼使敌人签订协议，撤出防区，顺利地解决了“陇东事件”。

　　①1940年6月11日《解放日报》，《磨擦家的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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