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斥“左”倾危害

斥“左”倾危害

　　—九三一年秋，一个留着平头、鬓角和八字胡已经花白的壮年人踏上了上海至汉口的轮船。

　　他就是谢觉哉。当年虽刚满四十七岁，但是岁月折磨得他多少有点老态。况且象他这样大年纪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中的的确不多，因此，党内已经有人称他为“谢老”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敌人在上海四处搜捕革命者。觉哉离开上海，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处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山岳连绵，湖港交岔。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等利用这一带地形复杂、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短短两年，根据地迅速扩大了，东起武汉，西至巫山，北越汉水，南跨洞庭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了，觉哉来到这里，环境险恶，但他还是不畏艰难，为党的事业忘我地工作着。他先后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党校教务长等职。这时的党校，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在坚持着工作。同时，还要主编湘鄂西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

　　报社设在省府翟家湾，虽然这是省委的机关报，一张苏区的大报，但人手仍然不多，他一个人能做外勤、编辑和校对。觉哉很喜欢这项工作，他认为有把握干好，因为这是他第五次主编全局性的大报了。《工农日报》有油印和石印两种版面，即使是油印，也“印得和石印一样好。”

　　《工农日报》现已散失无存。谢老在延安的日记中，尚有两段是回忆办《工农日报》情况的。一则是—九四三年三月九日日记，谈及办《工农日报》时，特别注意使用通俗语言。“以前文告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尽可掉文，现在的文章是给工农群众看的（知识分子也在内），许多文语不可再用，要用也要经过工农群众了解或改造之后。”为此，觉哉曾在《工农日报》上写过《新名词释义》。

　　洪湖苏区的工农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钱上学，他们读书识字学文化心切，每个农民都有“麻纸簿”和铅笔，一有空就读读写写，相互帮助识字。觉哉主编《工农日报》时，非常注意学习使用当地群众语言，以便苏区工农能看得懂，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

　　另一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记，回忆洪湖地区的生活和办《工农日报》时间杨邨人的接触：

　　“杨邨人是在敌人围剿湘鄂西苏区时逃跑，被鲁迅先生批评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杨邨人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型而神经脆弱特甚的人，行动言语，常使人发笑。洪湖蚊子特别多，夏天晚上蚊书如雷，伸手可抓到几个，不能工作，须坐在蚊帐里。洪湖又多疟疾，卫生宣传员说，疟疾，是由蚊子传染的。一天，杨邨人睡醒，发现帐内有一蚊子，大惊：‘我一定染疟疾了’，吵着要打奎宁针。少顷又说：‘身上发颤了，不得了’。结果，给他打了一针才完事。洪湖失败时，崔琪同志在湖内组织游击队，派他去做政治委员，去一天，草帽鞋子都丢掉了。在湖中遇着我，借了一双鞋，用鱼划子把他送走。”

　　“经不起刺激，受不了艰苦，不知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且要求进到游击战的苏区来？致出了不少的丑——逃跑直到‘自白’。但他因为‘脆弱’，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他‘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买卖，仅在竭力变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更好的生活。”

　　“杨邨人自认是‘作家’，‘作家’的定义如何？我不知道。不过他在洪湖里留下一点子笑话。他接我的下手主编《工农日报》，一天在‘名词解释’栏说‘苏维埃’是最初成立苏维埃的地点，因此，相沿叫苏维埃。‘什么书上看的？’我问，‘听到人家这样说。’他回答。我说：‘不是有很多人说苏维埃是苏兆征同志的兄弟吗？你何以没有听到。”

　　由此可见，办《工农日报》时，环境异常艰苦，杨邨人怕苦怕死，后来逃跑到上海，作“自白”向反动派表明心迹，被鲁迅作为革命小贩。《工农日报》同《湖南通俗报》、《上海报》一样，有普及文化的专门栏目，办得通俗易懂，适合工农大众阅读。

　　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一次会议上，夏曦公开骂他：“谢胡子是老糊涂。”

　　夏曦和觉哉是老相识，他们同是新民学会会员。大革命时，夏曦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委负责人，觉哉是秘密共产党员，他只和夏曦、罗迈接头。应该说夏曦是了解觉哉的。夏曦公开骂人，那是因为政治主张上觉哉有很多和夏曦不合拍的地方。

　　经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过去对党内斗争毫无思想准备的觉哉，现在开始警觉起来了。他对夏曦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理解，以至他主编的《工农日报》无法适应夏曦“左”倾的需要。

　　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当敌人加紧进攻襄北根据地的时候，夏曦却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组织大规模“肃反”。把人民内部的是非之争，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乱抓所谓“改组派”，诬陷和错误处置了大批的优秀干部。特别使觉哉难以理解的是他最了解，也是夏曦本人最了解的两位负责人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置了。一个是毛简青，湖南平江人，曾留学日本。大革命时期担任平江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秋他和觉哉先后派来湘鄂西苏区，觉哉任《工农日报》主编，他任省委党刊《红旗》主编。觉哉十分熟悉他：“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道德和学问的人，和他在上海同住有一年多，虽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另一个是柳直荀，当时担任湘鄂西省苏区财政部长，觉哉在大革命前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汉口、上海也看见过他。“直荀同志受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的熏陶很深，律己严，为人切，认识了共产党就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尤不会有任何反革命行动，是可以以其品质保证的。”但是，这两位同志却在肃反运动中被夏曦批准迫害死了，毛简青是在自己的监狱里病死的，觉哉记得“有一天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在，旋知因肃反而入狱，但我总想不起他的可疑之点”。柳直荀死时更惨，“一天忽而不见了，初疑因事出发，后知其被捕”③，在周老嘴被自己的子弹枪杀了。觉哉很快认清了夏曦推行王明“左”倾严重错误给革命职业带来的危害，对夏曦的错误有所抵制。有一次，夏曦在中央处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发言，他在解释几位负责干部为什么会变成反革命时，说其理由是：“他们为了破坏苏区而创造苏区，为了破坏红军才创造红军”。在回答一些干部提出的“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的人为什么会是反革命”时，夏曦的解释是：“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的战斗，表现得对革命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对夏曦这样一篇其名其妙和充满诡辩的所谓讲话，贺龙当即表示反对，他十分愤慨地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论，不懂得今天说这个‘右派’，明天说那个‘右派’。我只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把枪口对准敌人。”并说：这种解释是奇怪的理论。觉哉也理所当然地不赞成夏曦的观点。因此《工农日报》开始没有刊登夏曦这篇讲话。夏曦对此极为反感。在他的几次追问之下，觉哉不得已，才将其刊登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夏曦指责他思想“一贯右倾，办报不知出了多少错误”。

　　当然，尽管觉哉对夏曦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反感很大，但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象贺龙那样公开批评夏曦，只能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抵制和斗争。即使这样，夏曦也没有放弃对他的迫害和打击。一九三二年九月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在夏曦内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的名单中，有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了，在敌人的清湖中，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从这份“名单”中“漏网”。

　　后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觉哉用诗真实记录了这段史实和他在这场斗争中表示的立场。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③ 以上均引自1945年1月9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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